【專家觀點】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在2020年9月28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百萬年的人類起源史和上萬年的人類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來建構。”

良渚存在的年代為距今五千三百年到四千三百年之間，和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處于同一時代。良渚不僅代表著中國長江下游的文明形態，也代表著東亞地區最早的國家文明。

良渚文化最早于1936年被施昕更先生發現，1959年由夏鼐先生命名。1986年，良渚文化發現50周年，我們第一次挖到了良渚文化的大墓反山。1987年又發現了瑤山遺址，并在其中發現了祭壇和墓葬。1996年，國務院批準良渚遺址列入國寶單位，在東起良渚鎮、西到瓶窯鎮的范圍內劃了33.8平方公里的保護區。

2006年，我們發掘出了一條良渚時期的古河道。2007年11月，良渚遺址的四面城墻都被找到，解剖證明，四面城墻的堆筑方法一致、城河內出土器物年代一致，300萬平方米古城的位置由此確定。

2007年之后，我們在考古勘探中發現，莫角山宮殿區就在城中心。中心宮殿區是一個高臺，東西有630米，南北有450米，面積為30萬平方米。大城市的出現是國家產生的標志，研究顯示，良渚古城里住的不是農民，而是工匠、工商業階層和貴族統治者階層。河邊的居民有些是加工玉的，有些是加工骨器和石器的，存在不同工種的劃分。

2009年起，良渚古城周邊幾條水壩先后被發現。2015年，我們選擇了低壩的鯉魚山、高壩的老虎嶺進行研究，最終通過碳14測年和地層、出土文物，確定它們是良渚時期的水壩。研究結果顯示，良渚人修建的水庫面積接近14平方公里，通過一個導流渠流到良渚古城，其水利系統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通過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城市布局，我們可以了解良渚當年文明的高度。

發達的陶器、石器、漆器，以玉器為標志的權力和信仰，禮儀等級制度，這是良渚文化的特點。

首先，良渚是稻作農業，稻田很發達。其一，當時的石鐮刀已經非常規范，跟今天沒什么兩樣；其二，良渚很多遺址里都有石犁，由此推斷當年應該是犁耕農業，這是農業一個很大的進步；其三，2010年，良渚的稻田首次被發現時面積非常大，占地80多畝。田埂是用紅土鋪的，田塊20多米寬、100多米長，跟犁是配套的。

其次，良渚是一個高度統一的小國家。良渚時期，在整個長江下游，甚至在更大的區域中都信仰統一神像。玉器在當時是權力、信仰和身份的象征，很多都是根據神像的需要來設計。比如，良渚很多貴族會通過梳子把玉制的冠狀飾戴在頭上，表示他能夠通神、他的權力跟神有關；又如，反山1986年發現了玉琮王，其豎槽里刻了完整的神像，對應四面的轉角四層。由此我們知道，玉琮一層一層的設計，就是為了表現出不同的神像。

此外，良渚是一個禮治社會，人的社會地位會體現在穿戴上。男性最高等級的貴族頭上會戴三叉型器；女性貴族則要在胸前佩戴玉璜，這是良渚的等級與禮治社會的反映。一些貴族會參加禮儀性的勞動、參加某一些儀式，日常生活中木耜或骨耜的把、紡織機等工具也會被制作得非常高級，整個貴族生活與神的祭祀、與神像的表達是融為一體的。

良渚人五千年前發明玉琮，隨后其影響力開始向四周擴散。南至廣東、北至陜北，甚至甘肅、青海、寧夏等西北地區，都出土了具有鮮明長江下游地區特征的玉器。由此可知，中華民族是一個從多元發展融合成一個文化共同體的過程。同樣，中國文化經歷的是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良渚文化和后來的文明是有關聯的。不論是四川成都的三星堆遺址，還是同時期的殷墟婦好墓，都出土了良渚人的玉琮，證明其與良渚有著密切的聯系。良渚文化不是“滅亡”了，而是融入了更大的中華文化里。我們現在對很多東西還不了解，還在尋找的路上。

（光明網記者金凌冰整理）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28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