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孫慶偉 演講地點：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 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 演講時間：2023年9月

孫慶偉 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兼秘書長，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考古學和先秦史教學研究工作，致力于中華文明起源、三代都邑考古、三代禮制文化、考古學思想史等領域。他的專著《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對二里頭遺址在內的一系列重要遺址的文化內涵進行了系統梳理，對夏文化的定義和辨析提出了新的看法。2019年，他主筆策劃二里頭夏都遺址開館展覽“華夏第一王都”，對學術成果進行實踐轉化，大力宣傳夏代歷史豐富內涵和二里頭遺址的重要意義，該展入選2019年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 新華社發

　　二里頭遺址出土銅斝。資料圖片

　　豳公盨。 資料圖片

編者按

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報社共同主辦的“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圍繞文化傳承發展這一主題，策劃了系列宣講。本場講壇來到河南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圍繞“正確認識夏代信史”這一主題，共同探究輝煌燦爛的夏代文明，親身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兼收并蓄，進一步提升文化自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次宣講是這個系列的第三場活動。

夏代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奠定了中華文明“多元一統”的歷史格局，開啟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道路，在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近代以來，受極端疑古思潮和西方史學話語的影響，“無夏論”和“夏代歷史不可知論”盛行，對社會大眾的歷史認知和歷史自信造成巨大沖擊。堅持正確史觀，運用科學研究方法，融通考古材料和傳世文獻，正確闡釋夏代歷史和文化，是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必然要求，是新時代考古工作者的重大學術使命。

大禹是真實的歷史人物

禹是夏王朝的建立者，也是中國上古時代著名的圣王。在先秦文獻中，有關禹的記載頗為豐富，尤以《詩經》最為突出，《詩經》反復稱頌大禹，是因為“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左傳》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的偉績早已深入人心，世代傳頌。

西漢時期，司馬遷依據《尚書》《世本》等先秦文獻，結合“上會稽，探禹穴”的所見所聞，完成了《史記·夏本紀》，堪稱第一部夏代斷代史。《夏本紀》通篇不過4000字左右，記述了夏代400多年的歷史，而其中四分之三的篇幅和禹相關，足見禹對于夏王朝乃至中國上古史的重大意義。《夏本紀》對禹的記載主要聚焦于三事：一是以禹為“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明其所出；二是敘述大禹治水成功，舜禪位于禹，明其所興；三是禹任土作貢，畫定九州，明其所治。

20世紀20年代疑古風潮興起，堯舜禹首當其沖。特別是“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顧頡剛就認為，“堯、舜的故事，一部分屬于神話，一部分出于周末學者‘讬古改制’的捏造”“禹究竟與夏人是否有血統上之關系，又屬疑問”。經過一番考證，顧先生推測“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因古人相信九鼎是夏代所鑄，所以“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為禹是最古的人，應做夏的始祖了”。這是顧先生在疑古之初的基本判斷，但是很快他就放棄了這個觀點，他說：“這數年來，人家還只記得我在第一篇文字中所說的禹為蟲，我屢次聲明，這是我早已放棄了的假設；至于放棄的理由，乃為材料的不足，我們不該用了戰國以下的記載來決定商、周以前的史實。”

當時，在這個問題上陳夢家和楊寬等學者比顧頡剛走得更遠。陳夢家認為夏世即商世，《史記·夏本紀》所列的夏代世系實際上是從商的世系中虛構出來的，禹是商人之祖，并列舉了6條證據來證明夏代其實就是商代的一個鏡像。楊寬也有類似看法，他認為“夏代傳說之確立，至早在殷周之際。夏史大部為周人依據東西神話展轉演述而成者，故周人盛稱之，而殷人則不知，亦無怪乎卜辭之不見其蹤跡矣。”陳、楊兩位的觀點連顧頡剛都感到過于激進了，在兩文收入《古史辨》時，顧先生專門寫了一段按語，說夏代之有無未必如兩位先生如此理解。

這種疑古過勇的現象也引起了王國維的警覺。針對顧頡剛等人對禹的真實性之懷疑，王國維一方面強調“《詩》言禹者尤不可勝數，固不待藉他證據”，同時特舉春秋時期秦公簋“鼏宅禹責”和叔夷鐘“處禹之堵”的銘文加以駁正，斷言“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也”。王國維的判斷得到近年新材料的強力佐證，在湖北隨州春秋曾國墓地出土的青銅器上，“處禹之堵”一語赫然再現，可知周代列國，無論地處東西南北，都把自己的版圖視為“禹域”的一部分。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新入藏的豳公盨更是難得一見的重器，其銘文與《禹貢》中的“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高度一致，從大禹治水切入，系統論證了為政以德的執政理念，證明最晚在西周中期有關大禹治水和德政的觀念已經完全成型并廣為流傳。司馬遷在《夏本紀》中也記述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說明《夏本紀》與豳公盨銘有著共同的史料來源。

發生在堯舜禹之間的禪讓，也是“疑古”的焦點所在。對于禪讓的真相，著名歷史學家張政烺先生就有非常平實中肯的解釋，他指出，堯舜禹實際上是當時部族推舉出來的聯合的軍務總指揮官，“常常是兩個，一正一副，彼此同時存在，可以互相監督。正的出缺，便由副的繼任，再由酋長會議重新推選一個副的。傳說中關于堯舜禪讓的故事便是這樣的一個歷史內容。”“根據《尚書》的記載，堯時曾舉舜為副，共同執政三十一年。堯死舜繼位，又舉禹為副，共同執政十七年。舜死禹位，又舉皋陶為副，皋陶不久便死了，又舉益為副，共同執政十年。禹死后禹的兒子啟繼位，并未得立，這一制度才歸于破壞。”

禹的事跡被廣泛地載于史冊，鑄于彝銘，這是中國古代崇圣祀德文化的具體表現和必然結果。《國語·魯語上》記載：“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肆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也就是說，對我們的歷史、民族、國家作出不可磨滅貢獻的英雄人物將永遠載入史冊，而“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在上古時期平定水患，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而得到后世的祭祀。當然，在“口耳相傳”的時代，先王故事在流傳的過程中難免產生訛變。在從“口耳相傳”到“著于竹帛”的轉換中，由于當時還沒有達到“書同文”的程度，出現文字上的細微差距也幾乎是必然的。同時，中國地域廣大，文化傳統多元，后人從本地實際出發，附會禹的事跡，神化禹的傳說，這種類似情況在各國早期歷史中也是非常普遍的。凡此種種，都是歷史生成過程中的正常現象，不足以改變禹為真實歷史人物這一基本歷史素地。

夏代是真實的歷史王朝

夏代的信史地位，原本更是疑無可疑的。顧頡剛雖然懷疑禹可能本是天神，春秋以后才人格化，但他始終相信“夏的存在是無可疑的”，并呼吁考古學者到相關遺址開展發掘，以“檢出真實的證據”。

先秦文獻中夏代的記載十分豐富。有學者統計，《左傳》中引《夏書》《夏訓》共15條，記夏代史事18則；《國語》引《夏書》《夏令》4條，記夏代史事16則。除此之外，《尚書》中的《禹貢》和《甘誓》，都是記載夏代歷史的專篇。如此豐富的史料，如果簡單歸結為后人“‘讬古改制’的捏造”，未免過于草率，是完全沒有說服力的。這些先秦文獻，為司馬遷創作《夏本紀》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也為夏代的歷史信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夏代的信史地位，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連續完整的夏后世系。《夏本紀》取材于當時所見的譜牒舊聞，詳細羅列了十四世十七位夏后，與古本《竹書紀年》所載基本相同。

二是脈絡清晰的興衰歷程。雖然《夏本紀》篇幅有限，但通過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勾勒出夏代四百余年的興衰變遷——舜禹禪讓、啟益之爭標志夏代之立，太康失國、少康中興代表夏代之興，孔甲亂夏和夏桀暴虐揭示夏代之亡。

三是有跡可循的都邑變遷。夏后屢遷，造成夏代政治中心多變，文獻提到的夏代都邑就有陽翟、陽城、平陽、斟尋、帝丘、夏邑、原、老丘、西河等多處。從分布來看，夏族當興起于豫西，主要活動區域在今河南境內的黃河沿線地區，鼎盛期的勢力范圍則涵蓋晉南和山東部分地區。在這些都邑中，陽翟地位最為尊崇特殊，既是禹的始封之地，多位夏后也先后建都于此。

四是有史可征的族氏部族。《左傳》稱“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可見當時部族眾多。雖然見載于先秦文獻和《夏本紀》的部族遠不足“萬國”之數，但無論是同姓還是異姓族氏，都有史跡可尋和史料支撐，這些部族之間的聯姻、結盟與紛爭，描繪出生動的夏代社會生活圖景。

審視近百年來對夏代信史地位的種種質疑，多數是緣于對古史的不了解和疑古的擴大化。學界早已指出，疑古自有其進步性和科學性，但由疑古書而疑古史，由疑古史進而全盤否定古史，疑古的負面意義也日益顯現出來。徐旭生先生把疑古派學者治學方法的缺陷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太無限度地使用默證。“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第二，武斷地對待反證。“看見了不合他們意見的論證，并不能常常地審慎處理，有不少次悍然決然宣布反對論證的偽造，可是他們的理由是脆弱的、不能成立的”。第三，過度強調古籍中的不同記載而忽視其共同點。“在春秋和戰國的各學派中間所稱述的古史，固然有不少歧異、矛盾，可是相同的地方實在更多。”“可疑古學派的極端派卻夸張它們的歧異、矛盾，對于很多沒有爭論的點卻熟視無睹、不屑注意”。第四，混淆神話與傳說。“在古帝的傳說中間，除帝顓頊因為有特別原因之外，炎帝、黃帝、蚩尤、堯、舜、禹的傳說里面所摻雜的神話并不算太多，可是極端的疑古派都漫無別擇，一股腦兒把它們送到神話的保險柜中封鎖起來，不許歷史的工作人再去染指”。20世紀90年代，隨著考古材料特別是出土文獻資料日益豐富，李學勤先生大聲疾呼“走出疑古時代”，提倡“把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結合起來”“開拓出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對整個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影響。

目前在學術界還有一種觀點需要特別注意，就是強調在缺少當時文字證據的情況下，夏代作為真實王朝的信史地位就無法得到證實。這種觀點看似有理，但實際上只不過是實證史學極端化的一種表現，在學理上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更何況夏代文字也并非完全無線索可尋，曹定云先生的《古文“夏”字考——夏朝存在的文字見證》，葛英會先生的《夏字形義考》以及李維明先生的《“夏”字形探源》等多篇文章都做了有益的探討，為了解夏代文字乃至“夏”字本義提供了重要參考。

極端疑古派學者之外，西方史學界對于夏代的信史地位也多持否定意見。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固然是學術傳統不同使然，但也不排除有些西方學者對中國歷史和中國史學研究的偏見。甚至有人指責一些工作是“帶有預設傾向的研究”，這樣的指責完全是毫無根據的，純粹出于偏見和臆測。

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

現在學術界所說的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真正從考古學上探索夏文化始于徐旭生先生1959年的“夏墟”調查。他的設想是，“從它活動范圍以內去研究夏文化有什么樣相同的或相類的特征，再到離它活動中心較遠的地方看看這些地方的文化同前一種有什么樣的差異。用文化間的同異來作比較，就漸漸地可以找出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特點。”

徐先生首先對“夏墟”進行了全面研究，得出了重要結論：我們想找出夏氏族或部落活動的區域，就需要從古代遺留下來的傳說中去找，也就是在文獻所保留的資料中去找。約略地統計一下，在先秦書中關于夏代并包括有地名的史料大約有80條左右，除去重復，剩下的約在70條以內。此外在西漢人存世的書中還保存有30條左右，可是大多數重述先秦人所說，地名超出先秦人范圍的不多。對我們最有用的僅有不到30條關于夏后氏都邑的記載，絕大部分在《左傳》《國語》《古本竹書紀年》里面。根據從剩下來的不多的史料中進行比較探索的結果，徐先生認為有兩個區域應該特別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地區，尤其是潁水上游的登封、禹縣地帶；第二是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大約自霍山以南）一帶。

在此基礎上，1959年4月14日徐旭生及其助手周振華從北京出發，開始了著名的“夏墟”調查。在豫西，徐先生重點調查的遺址有告成鎮八方間遺址、石羊關遺址、閻砦遺址、谷水河遺址以及二里頭遺址等，特別是對二里頭遺址，他在調查報告中強調，“此次我們看見此遺址頗廣大……那在當時實為一大都會，為商湯都城可能性很不小。”這就是對此后夏商文化研究影響深遠的二里頭遺址“西亳說”。徐旭生先生之所以得出這一結論，根本原因有兩個：一是文獻中有大量關于商湯都西亳的記載，而西亳的地望通常認為在偃師；二是當時學術界將鄭州洛達廟發現的一類遺存視為早商文化遺存，而二里頭遺址的文化面貌與之類似，自然也被看作是商代早期的遺跡了。

對夏文化探索作出決定性貢獻的是北京大學鄒衡教授。鄒衡十分認同徐旭生的研究方法，堅信“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但同時，鄒衡也清醒認識到當時研究的不足。他說，“夏文化研討之所以進展緩慢，還因為要進行比較全面深入地研究，客觀條件仍然不十分成熟，這主要表現在：考古工作的開展還很不平衡，整個60年代考古新發現不多；就是已獲得的考古資料還來不及消化，研究仍不夠深入。這種情況到70年代才逐漸有所改變。首先是豫西地區的考古工作得到了進一步的開展。例如鄭州商城本來在50年代就已發現，60年代又做了不少工作，但有些關鍵問題并未徹底解決。經過70年代的繼續工作，鄭州商城才最后肯定下來。又如偃師二里頭遺址中的一號宮殿基址也早已發現，但到70年代才發掘完畢，并提出來二里頭文化新的分期。其次，在晉南地區新發現了東下馮遺址和陶寺遺址。再次，就全國范圍而言，整個東半部中國的考古工作已全面展開，各種文化的面貌和發展序列已大致清楚。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繼續深入進行分期工作外，已有可能開展文化類型的研究了。”

鄒衡在夏文化探索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對商文化的系統研究。截至20世紀70年代，通過對鄭州二里崗商文化遺存、殷墟晚商文化遺存以及豫北冀南地區先商文化的系統研究，鄒衡構建了完整的商文化年代序列，這在考古學上尚屬首次。在識別了商文化，特別是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基礎上，鄒衡著重比較了二里頭文化與先商文化、二里崗文化的異同，發現了二里頭文化與商文化之間的顯著差異，這些重要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試論夏文化》一文中。

為了徹底厘清二里頭文化的面貌與來源，鄒衡又對“夏墟”周邊地區諸考古學文化進行了系統研究，完成了另一篇重要論文《關于夏商時期北方地區諸鄰境文化的初步探討》。他說，此文“是與《論夏文化》一文密切相關的，也可說是后者的補充。以往的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多認為商人起源于東方。該文根據大量可靠的考古材料論證了商文化并非起源于海濱，亦非起源于東北……最后的結論是：歷史上夏、商兩族的斗爭只不過是居于冀州之域的共工族與主要居于豫州之域的夏族斗爭的繼續。”通過上述研究，鄒衡辨析出豫州之域二里頭文化系統與冀州之域先商文化系統在文化面貌上的顯著差別，由此才最終得出了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為夏文化的結論，從而第一次在考古學意義上完成了對夏文化的完整論述。

對夏文化探索作出突出貢獻的另一位考古學者是安金槐。20世紀70年代，以安金槐先生為代表的河南考古工作者也開始了夏文化探索之旅。與徐旭生一樣，安金槐也把注意力聚焦在豫西地區，通過一系列調查和試掘工作，率先在登封王城崗遺址發現了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城址，結合城址附近的戰國陽城遺址，提出王城崗遺址是禹都陽城的重要論點。近年來，考古學者又在王城崗遺址找到了規模更大的、年代上相當于夏代早期的城址，為探索早期夏文化提供了關鍵證據。目前，以登封王城崗遺址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共同組成完整的夏文化，已經是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

二里頭遺址是夏代都邑

雖然二里頭遺址最初被認定為湯都西亳，但隨著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觀點的提出，越來越多的學者相信二里頭遺址是夏代都邑，有人甚至指認這里就是夏都斟尋之所在。概言之，以二里頭遺址為夏都主要有三方面的依據：地理位置、文化內涵和遺址年代。

前面提到，豫西是夏王朝的核心區域，分布有多個夏都都邑，所以《國語·周語上》就有“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說法。在夏代諸都邑中，與伊、洛河關系最為密切的是太康和夏桀所居的斟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稱“故尋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此當在今鞏義和偃師一帶。二里頭遺址位于偃師，地處洛陽盆地的東部，伊河和洛河兩河相夾的狹小三角地帶東端，與文獻所載的斟尋頗為契合。

二里頭遺址現存范圍北至洛河灘，東緣大致在圪垱頭村東一線，南到四角樓村南，西抵北許村。遺址略呈西北—東南向，東西最長約2400米，南北最寬約1900米，現存面積約300萬平方米，是黃河流域同時期已知規模最大的遺址。已知的遺存表明，二里頭遺址是一處周密規劃，結構復雜，布局有序，包括宮城、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墓葬區以及規整道路網絡的重要都邑。

宮城平面略呈南北縱長方形，城墻沿已探明的四條大路的內側修筑。在宮城范圍內，目前已經發現數十座宮殿基址，分屬于東、西兩組建筑群。其中一號宮殿基址面積接近10000平方米，是當時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建筑遺存，昭示了使用者尊崇高貴的社會地位。根據地層判斷，宮城的使用時間從二里頭文化二期晚段一直延續到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說明二里頭遺址在很長時間內都是一處重要的都邑性聚落。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目前已知時代最早、種類最齊全的青銅容器，包括鼎、斝、盉、爵等，其中鼎為食器，其他三種均為酒器，另外還有屬于樂器的銅鈴，所謂“鐘鳴鼎食”，中國青銅時代的核心禮器在二里頭時期已經基本具備。

二里頭遺址還出土了系列玉禮器，主要有牙璋、玉戚和大玉刀等，其中最重要的器類是牙璋，據考證很可能就是夏王朝的主禮器玄圭，是禹告成受命的標志性器物。牙璋也是這一時期分布范圍最為廣泛的玉禮器，這是夏文化向外強勢傳播的有力佐證。除此之外，在這里還發掘出綠松石龍、嵌綠松石銅牌飾等具有特殊功能的器物以及白陶器、漆器等貴重物品，這些都表明二里頭遺址具有豐富的物質生活和復雜的禮儀活動，呈現出一派王都氣象。

關于二里頭文化和二里頭遺址的年代和延續時間，由于測年技術的不斷發展，在過去數十年間幾經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最早給出的測年結果是，“二里頭遺址的時代應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延續300多年或將近4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期間，采用新技術對新樣品進行了系列測年，結論是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范圍為公元前1880—前1520年，與此前測年結果基本接近。隨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有關專家又對測年數據進行了多次擬合，給出了新的測年數據，即：二里頭一期的年代上限約為公元前1735年，二里頭四期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565—前1530年，相比之前的數據，二里頭文化一期的年代大幅度推后。截至目前，有關二里頭遺址的測年研究還在進行中，但基本可以看出其年代主體在夏紀年范圍內，且延續時間在二、三百年以上。

夏王朝的建立，標志著中國歷史告別禪讓制的部族聯盟時代，進入到世襲制的王朝階段。西周初年，周人營建成周洛邑，記載這一大事件的何尊銘文自豪地宣稱從此“宅茲中國”。歷來僻居西土的周人之所以有此自信，正是因為洛陽一帶本是“有夏之居”，是夏都之所在。夏是天下共主，是萬邦擁戴的“中國”，周人奄有夏墟，定鼎洛邑，就是得“天下之中”而居之。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文化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新時代的考古工作者要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勇于“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以扎實的學術成果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不斷引向深入，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學科力量。

（光明網記者徐倩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