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烏魯木齊6月15日電題：新疆吐魯番為何盛行“桃文化”？

——專訪吐魯番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王龍

作者 馬曉東

位于絲綢之路要沖的新疆吐魯番，接受了來自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自身社會面貌和居民生活習俗不同程度受此影響，桃樹的栽培和利用就是很好的例證。

桃，是中國重要的水果之一，新疆吐魯番盆地出土的文書中亦有體現。吐魯番文書如何記載吐魯番“桃文化”？后者如何影響吐魯番地區？“桃與萄”的關系如何體現中西文化雙向傳播？圍繞吐魯番桃文化，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吐魯番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王龍。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桃樹在中國的栽培歷史悠久，新疆吐魯番文書中就有描述。中國新疆是否有出土桃遺存為例證？吐魯番文書中又是如何記載的？

王龍：唐西州時期，新疆吐魯番盆地就已種植和利用桃。對木爾吐克薩依戍堡出土的桃核進行碳14測年，年代為距今(1345±25)年，正是唐西州時期。考古發現的桃核實物遺存，更加有力地證明了桃文化在吐魯番地區盛行的歷史，如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就出土了很多瓜果遺物，主要有葡萄、核桃、梨、桃、杏、甜瓜、棗等。在吐峪溝石窟寺遺址、木爾吐克薩依戍堡的考古發掘中也見到很多桃核、杏核、棗核等。

在歷史文獻中有比較多的關于吐魯番生產“桃”的記載。從魏晉至隋唐，對吐魯番物產的記載多為“地多石磧，氣候溫暖、谷麥再熟，宜蠶，多五果”。關于“五果”，文獻中多解釋為中國中原地區最為常見的五種水果，即桃、杏、李、棗、栗。

多件吐魯番出土文書中記載了“桃”的文化信息。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曾出土很多紙質文書，記載了從魏晉到盛唐時期吐魯番盆地歷史，其中就有關于“桃”的記錄。文書中有的寫有單字“桃”，有的則寫作“蒲桃”“蒱桃”“浮桃”或“蒲陶”。如《高昌夏某寺葡萄園券》中提到“寺浮桃壹園”；《唐貞觀十四年西州高昌縣李石住等戶手實》之二中則記有“桃二畝陸拾步”。

中新社記者：對吐魯番文書所述之“桃”，學界常有“桃與萄”之爭，您如何看待？

王龍：對于吐魯番文書中的記載，學者們的解讀確有分歧。有學者認為文書中關于桃的記載均指向葡萄；另有學者則認為，文書中的“蒲桃”“蒱桃”“浮桃”等指向“葡萄”，單獨出現的“桃”或者“陶”則指向“桃樹”或“桃子”。

至于具體解讀，我認為還需結合出土文獻的前后關系，不能單純討論單個字和詞的指向，更不能一概而論。但從歷代學者對吐魯番文書的研究成果來看，吐魯番在唐西州時期有桃樹栽培應是事實，且當地已普遍接受了中原對“桃”賦予的特殊文化內涵。

中新社記者：“居不可無桃”是中國中原地區獨具特色的文化，被先民賦予了不同的文化內涵。“桃文化”是如何影響新疆吐魯番地區的？

王龍：“居不可無桃”表達了人們對吉祥、平安、長壽的向往和追求。古人相信桃木能避邪，所以會制作一些桃木制品來趨吉避兇。常見的有桃符、桃劍、桃人、桃梗等，名稱不同，用途和用法也略有差異。在漢朝時就有將桃木劈開，制成“桃符”用以驅鬼的習俗；桃梗則是用桃枝做成木橛，有的會寫上祈福禳災的話，每年正月初一插在門前以辟邪。在早期，也有作為陪葬品將桃人與葬者葬入墓中的情形。桃人是以桃木制作，割削成人形并用墨畫出眉目、鼻嘴、衣衫等，在用法上既有立于門戶以辟邪，也有以桃木人俑的形式陪葬在墓中。

吐魯番著名的阿斯塔那古墓就曾出土過一件桃人木牌，插在一座小型墓葬封土的頂端，總長21厘米，厚1.1厘米。木牌正面上部用墨線畫出眼眉、口鼻，使其類與人形，下部有保存完整的二行墨書文字；背面下部可見三行文字，內容為：“桃人一枚，可守張龍勒墓舍一所。東千(阡)，〔南〕陌，北陌。自與先人相使后世并冒(茂)。不得徊俊如律令。”根據墨書內容，得知該墓主人名為張龍勒，桃人的神圣使命則是守護墓主人的在另一個世界的住所(守墓)，并且此墓地原是墓主人生前與自己的先人共同相看選定，藉此希望能使家族后人得以繁茂。

阿斯塔那古墓群發現的桃人木牌，就是中原桃文化對吐魯番地區的具體例證，從一個小小的桃核就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可謂長期、廣泛、深入和具體。

中新社記者：位于絲綢之路要沖的吐魯番，接受了來自東西方的物質和文化交流，自身的社會面貌和居民生活習俗也不同程度受此影響。吐魯番文書中“桃與萄”的關系如何體現中西文化雙向傳播？

王龍：作為一種古老的經濟作物，葡萄的利用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約80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一般認為歐亞種葡萄在公元前138-119年，由張騫出使西域沿絲綢之路帶回長安。在吐魯番的洋海古墓，考古工作者曾發掘出土過一根保存完整的葡萄藤，其發現將吐魯番的葡萄種植歷史推進到距今2500年左右。當時的洋海人已經知道并掌握葡萄栽培和繁殖技術。說明在張騫出使西域以前，葡萄栽培已傳入中國。這也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文化交流的有力例證。

另外，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還發現了一幅“莊園生活圖”的墓葬壁畫，清晰展現了晉唐時期吐魯番的葡萄種植與釀酒情況。這表明，當時葡萄種植與釀酒已成為吐魯番地區農莊生活的一部分，也進一步驗證了古代高昌盛產葡萄酒的歷史記載。

桃的栽培同樣歷史悠久，依據實物證據和歷史文獻，國內外學者一般認為其原產自中國，經絲綢之路傳至歐亞地區。中國先民早在先秦時代就已對桃樹的生長規律和物候進行了觀察和記錄。《禮記》中載有“(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詩經》中也有“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的佳句。從歷史文獻、出土文獻并結合出土的桃核實物、桃木制品來看，在晉唐時期甚至更早的時候，吐魯番盆地的先民就通過絲綢之路的便利，引種、栽培了桃樹，同時吸收的還有中原傳統文化賦予在“桃”身上的引申含義。

中新社記者：吐魯番地區桃樹栽培的歷史及中原地區“桃文化”在吐魯番地區長期流行傳播，是否說明了中華文明的“重瓣花朵”模式？

王龍：吐魯番存在桃樹栽培的歷史事實及中原地區“桃文化”在吐魯番長期流行傳播，側面反映出自古以來吐魯番當地居民就具有兼容并蓄、融會貫通、匯集四方的優秀文化品質，更直接反映出中原文化長期根植西域、哺育西域、拓展西域的現實狀況。

中華文明自起源階段就是多元一體的，有深厚的土壤和豐富的根系。眾多史前文化相互聚合、交融，催生了豐富多彩的中華文明。歷史上，中原與西域各民族間連續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大大豐富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內涵。

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實際上就是多元文明相互整合的過程，我們稱為“重瓣花朵”模式。華夏是核心、花心；核心向周邊輻射、擴散，周邊向核心匯集。核心與邊緣交織影響，相互交融，逐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山水相連、密不可分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受訪者簡介：

王龍，現任吐魯番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先后參與或主持吐峪溝石窟寺考古、吐魯番長城資源考古調查與發掘、吐魯番伯西哈石窟考古發掘、輪臺卓爾庫特古城考古發掘、吐魯番也木什墓地考古發掘、吐魯番加依墓地考古發掘、吐魯番西旁景教遺址考古發掘等多個項目。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新疆絲綢之路沿線出土料珠的成分體系與制作工藝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疆加依墓地考古發掘報告的整理與研究”及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吐魯番勝金店墓地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與研究”。公開發表學術專著《高昌石窟壁畫線描集·吐峪溝石窟》。撰寫考古發掘簡報、報告及相關學術論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