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遺跡——原中國文物報社總編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總工程師曹兵武談中華文明探源與文明傳承

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總書記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奮發有為，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近日，《人民畫報》專訪了原中國文物報社總編輯、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總工程師曹兵武，圍繞中華文明探源和文明互鑒、歷史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等話題進行暢談。

《人民畫報》：請談談您選擇考古學的初衷，是否和對“詩與遠方”的向往有關？

曹兵武：要說我入行考古，和“詩與遠方”還確實有點關系。我1983年高中畢業參加高考，第一志愿就報的考古專業，當時要說了解和喜歡考古還根本談不上，但的確是想出去找點“詩與遠方”，結果被第一志愿中山大學錄取了，攻讀人類學系的考古學專業。在西方——主要是美國，人類學有4大分支學科或者說支柱，考古學是其中之一，主要研究古人類的物質性遺存包括伴隨的環境遺存；還有體質人類學或者說生物人類學研究人體遺存，包括現在非常前沿的人類古基因學；以及文化人類學，國內更多地叫民族學，主要研究不同族群的文化特征及其異同；還有語言人類學，研究不同人群語言的分類譜系及其生物、社會、文化意義等。不難看出，考古學其實是處于一個中間性位置，因為工具、器物等物質性遺存所能反映的文化往往更外在一些，好比是人身上穿的衣服，盡管五花八門，卻只是人體的延伸而已；而體質、語言等則比考古資料要更內在一些。但是，考古資料的豐富性對于認識人類自身及其社會和文化不僅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基礎。尤其是古人的一切遺存，包括對自然與人文環境的適應方式，首先都需要通過考古發掘才能獲得，考古學對研究人類的過去具有平臺性作用。

《人民畫報》：這就喜歡上考古了？能否回憶一下首次實地考古的情景？

曹兵武：興趣是慢慢培養出來的。實際的考古絕對是很辛苦的，學習與工作中并沒有那么多詩與遠方的浪漫，尤其是野外發掘真的是要風餐露宿、要揮汗如雨地挖土。中國最早的國家考古機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掌門人傅斯年說，考古人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田野考古的辛苦和農民其實是差不多的（大笑），只是要比農民更多地動用腦筋。其實一開始并不明白這么多，就是按照學校安排按部就班地學。聽課基本上是照聽照記，真正對考古有切身體驗和認識是通過大三的田野實習。我們那一屆的運氣很好。我們一班人共18位同學加上幾位研究生，由曾騏老師帶隊，從廣州乘綠皮火車先到杭州，經上海，最后落腳在江蘇常州圩墩新石器時代遺址，和常州市博物館合作進行1985年度的秋季發掘。圩墩這個遺址實際上是很有名的，主體屬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時期，之前已經發掘過若干次，我們這次的運氣也很好——考古發現什么往往和運氣關系很密切。我們挖出的東西不少。因為當時是學生嘛，沒有很系統地進行記錄和研究，但是我印象中那次有幾個發現都應該算是很重要的，比如說一個用來搖船的櫓保存得非常好，還有不少帶有榫卯結構的木塊、木片，以及屬于崧澤時期出土有玉器的墓葬，現在回想起來應該是挖到了這個墩上遺址靠近湖沼的部分，地層中有大量的螺殼。當時上海自然博物館黃象洪老師一直蹲在發掘現場，手把手教我們處理地層中的自然遺存，清理墓葬中的人骨架，進行繪圖和照相。這些都很讓第一次參加考古發掘的我們開了眼界。發掘完了之后我們將出土遺物集中到常州市區的清涼寺內進行整理，包括拼對陶片、繪圖、完善發掘記錄，等等。考古實習對于一個年輕學生形成對考古學的最初認識很重要——很多人學考古，課堂上學半天其實并不完全明白，經過實習基本上就會對考古學有了自己的一個判斷。我實習歸來之后就準備安心干考古了，在畢業時順利地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還嘗試和一批已經在讀的研究生合作翻譯引進《原始宗教》（威廉·古德著，張永釗、劉詩伯、曹兵武、酈辛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等西方文化人類學方面的圖書。

曹兵武認為這些年的十大考古在解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與演進等學術問題上取得了重大的進步。攝影 萬全/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這就進入新考古學領域了？新考古學新在哪里？

曹兵武：翻譯、介紹、學習，多學科綜合開展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并不能等同于新考古學。新考古學在我們這里一直是個虛擬的表象，一個召喚，甚至是一個靶子。在國外，它則是一個學派，在英美更流行，強調考古發展到一個不同階段面臨的任務、目標、理論方法手段要做系統性調整，對考古資料要問出更多的問題，做最大化處理，從中提取更多關于古代的信息。大家都知道，考古起步最大的問題首先是斷代，通過層位關系和測年技術確定出土遺物、遺跡、遺址孰早孰晚，是什么時代的，然后建立時間和空間上的框架，在時間和空間上對具體的要素與特征展開比較，這是第一要務，所有考古挖出來的東西都要先這樣，判斷屬于哪一文化層，哪個時代，屬于什么類型，具有什么特點。建框架的過程就像咱們身后的書架，橫的放什么書，豎的放什么，要井井有條，這是傳統考古必要的內容，側重于把這個地層和先后關系搞得清清楚楚，然后對遺物遺跡分類比較，這樣在時空框架里就有了文化史演變的過程和內容了，就可以說考古復原了人類的歷史了。而新考古學興起于1960年代以后，認為光這樣還不行。考古發現的東西可以揭示更深入的問題，目標不僅是研究時間和空間的框架，有什么沒什么，什么特征，早晚如何變化這類問題；還可以研究其背后人的行為模式、人的社會組織，包括人的精神信仰，即透物見人、見社會組織和精神文化，找到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法則。這樣一來，一個中間性的目標是先要把生產考古遺存背后的人的行為具體揭示出來——例如研究杯子不僅是它的類型、和哪個相像，而是從原料到工藝到使用到流轉到棄用到埋在地層里被發掘發現，這么一個過程中，背后人是怎么行動的，是怎么組織起來的，知識和觀念是怎么加入進來的，等等。所以，技術手段和理論方法都更加系統一些。這套東西對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年輕考古學家自然就很有吸引力。我個人的經歷也折射出中國考古學那個快速發展變革的歷程——窗戶打開了，通過引進來，走出去，開始了解一些國外尤其是歐美考古的狀況，包括新考古學，國家也慢慢啟動了一些填補空白的剛需項目，如水下考古、航空考古、多學科合作發掘與研究，等等，然后加大投入聚焦重大問題集中力量進行科技攻關，開展斷代工程、探源工程等。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考古學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或者迎頭趕上。

《人民畫報》：既然您想搞新考古學研究，那為什么隨后又去了中國文物報社從事傳媒工作，和我們現在關心的十大考古發現評選掛上了鉤？

曹兵武：2000年時，文物局安排博物館司的司長、也是我的上司李文儒到中國文物報社做社長兼總編，他邀請我與他一起去做他的助理兼總編室主任，這樣我就到了文物報社。考古新發現的宣傳報道一直是文物報很重要的一塊工作內容，報社在首任總編輯彭卿云先生的籌劃和主持下自1990年起已經搞了10年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這是很有遠見的。這個十大考古評選活動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前10年的情況我主要也是從彭總的回憶文章中了解的，當時基本上就是在新年前后請一些著名專家，相當于一次茶話會——大家來，清茶一杯，然后結合一年來報紙上有關考古的報道推選十個重要發現，報紙再報道一下。這10年評選活動基本上還是個圈內的事兒。李社長到任后就開始商量想把這個活動的影響做大一點，他委托我做了個專門的調研，起草一個評選活動的章程。為此我還專門申請了一個國家文物局“關于文博系統評獎活動與對策”的科研課題，組織若干人比較系統地收集分析了國際考古、博物館、遺產界的評獎狀況和國內相關行業的評獎狀況，提出一個涵蓋考古十大新發現、博物館十大精品展覽、文物保護十佳工程以及優秀文博科研成果、文博圖書出版、文化遺產保護年度人物等不同領域的系列策劃。我們也著重收集了國外公眾考古和公共考古的情況作為參考。此后的十大考古評選就開始有了幾個變化，首先一個就是報社當年就把前面的十大評選打了一個結，編輯出版了《中國十年百大考古新發現：1990-1999》上、下兩冊厚厚的圖文并茂的彩色圖書，每一個發現都盡量讓考古隊長自己寫，并輔以專家寫點評。同時在人民大會堂搞了新聞發布并啟動了新的評選活動。接著，評選活動也開始改變方式——邀請考古隊長來北京，站到講臺上去講解自己的發現，評委和媒體可以現場提問、質疑和討論，評選結果確定后第一時間召開新聞發布會，讓更多媒體參與宣傳普及。文物報社自己的宣傳也發生變化——除了報道十大發現評選的新聞，報社會再開一次給領隊頒發獲獎證書和學術研討的專題會議，邀請考古隊長、專家甚至相關地方領導等參與，研討會的主題包括但不限于考古新發現，城市發展、考古與公眾、考古遺產保護利用等都曾經做過會議主題。如果有條件，還配合會議舉辦考古新發現的展覽，嘗試編輯出版年度新發現圖書，讓考古隊長進校園到社區進行宣講等，全國有幾個地方中學的考古科普活動都曾經搞得挺紅火。總體來說，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開始公開化、公眾化。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發掘現場。該遺址入圍“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被考古專家譽為“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曹兵武 供圖

《人民畫報》：進入新時期，十大考古的評選活動有什么新特點呢？

曹兵武：十大考古社會影響大起來之后，關注的人越來越多了，尤其是新媒體和自媒體興起之后，使得考古與公眾之間的互動性更強了。2020年起，因為疫情的原因，好多考古隊長來不了北京了，評選活動采取線上匯報、網絡全程直播，公眾對發現內容了解更全面也更深刻了，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沖擊力。以前匯報和評選現場只能容納100-200人，大部分人只能借助媒體報道了解發現情況。網絡直播讓更多同行甚至是普通公眾能夠全程觀看、回看，發表評論，新發現與社會的關系邁上了一個新臺階。總之，可以說十大考古評選活動是新時期中國考古一個重要的側面。我曾經開玩笑說，我們做的也是一種公眾考古和公共考古，是地地道道的后過程主義考古學的一部分。評選活動對中國考古的推動是很大的——考古信息公開、程序規范、考古知識普及、培養社會各界對考古的關注度，也提高了對考古發掘的要求，以及對發現結果的保護利用。但客觀地說，公共考古的意識應該說現在才剛有一些，還很不夠，盡管中央和管理部門也在推廣，但還是看熱鬧的人多。另外，公共考古和公眾考古不完全一樣，不光是普及考古知識的問題，更要對考古資源進行科學規劃管理，支持考古學和相關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公共考古應該說還任重道遠，比如考古報告出版、出土文物和檔案資料的后續管理與利用等就一直是個很多方面都不滿意的難題。

《人民畫報》：入選十大考古新發現有哪些具體標準呢？

曹兵武：最重要的當然是發現的學術意義。評委本身都是權威的考古專家，自然會關心發現解決了什么學術問題，盡管學術問題本身也是與時俱進的，不同階段的考古學家關注的問題會有不同側重，會有不同意見。其次就是這個活動社會影響大起來之后，考古挖掘本身的規范性（法律程序、學術程序）也很受重視——因為咱們國家挖墳掘墓、破壞文物的現象很嚴重，也有很多人有挖寶思想，碰到大的重要的就搶著挖，碰到一般的就不重視。到后來呢，實際上評選活動也產生了很多其他的延伸性標準——比如考古隊長講的好不好，一個發現很重要，可能您沒有講好，盡管專家們能理解發現的內容，也可能會影響評選結果；還有現場文物保護等是否處理的好，匯報中會曝光很多工作現場的細節，文物沒有保護好，也會影響評委投票，這在某種程度上對一些地方領導也提出了支持考古和保護工作的要求等等。這樣慢慢會對考古發掘提出更全面的要求，考古隊長基本上都是多面手。以前，能發掘、認識出土文物并能斷代，就是很稱職扎實的領隊。現在，你要上下左右協調，要有不同的文本去講述發現。另外考古現場科技手段應用很廣泛，這是考古發展所需。無人機、三維這些東西都用的很廣泛，數字化這一塊從拍攝到復原做的好不好？匯報的PPT做的好不好？為了把這個東西講清楚，你還要調動其他學科去挖掘、組織發現的信息，這樣站上講臺匯報的時候，他一定是綜合了多學科的研究才有說服力，才會比較受歡迎。

《人民畫報》：那么，新時期——比如說最近十年的十大發現和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的特點？

曹兵武：最近的一些新發現不僅細化和深化了我們對各地各時代考古學框架、內涵和華夏傳統以及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壯大的認知，而且很多發現都屬于新的考古類型，比如近些年有若干個水下考古新發現入選，一是因為我國的水下考古學已經獲得長足發展，二是水下確實能夠保存一些在陸地上難以想象的考古證據。其中廣東“南海I號”南宋沉船水下考古項目采取將整艘船打撈移進博物館進行精細清理和展示的方法，形成了位于廣東陽江海陵島附近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船上保存完好的18萬余件文物中絕大部分是當時準備運往海外的貿易瓷器，很多類型在國內反而不多。還有反映船員生活的一些器皿也非常難得一見。另外，除了傳統的重要墓葬、遺址之外，很多手工業類型遺存的調查與發掘也成功入選，比如2015年度的北京延慶大莊科遼代礦冶遺址群，盡管年代不算早，但充分體現了當時和北宋并駕齊驅的遼朝的冶鐵水平，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契丹人能夠稱雄東亞背后的工業力量，某種程度上也解開了一個歷史謎團。還有一些重要發現，是因為考古學家提出了新的問題，并經過多學科合作共同探索追尋的結果，比如2016年度的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圍大型水利工程的調查與發現。大家都知道良渚文化的遺存在解放前就已經發現了，1986年反山玉器大墓的發現讓我們認識到這個文化的高度，之后劉斌等先生發現了良渚古城，良渚遺址之外的堤壩也早已知悉它的存在，但是它們是否和良渚文化同時，有什么功能卻一直是個謎。近些年浙江的考古工作者用多學科的手段進行系統探查，確定了在古城西北方向由高壩、低壩和防洪大堤等共同組成的結構與功能十分復雜的史前水利系統。這一系列的發現，最終使得良渚遺址群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的一個非常有力的例證。當然，屬于傳統考古學的發現入選項目就更多了，比如2022年入選的陜西西安江村一號大墓，實際就是漢文帝的霸陵。漢文帝無為而治，推崇節儉薄葬，是文景之治的開創者，也是秦漢大一統演進過程中重要一環，他身體力行，死后墓而不墳，漸漸成為一個不知所在的西漢帝陵。后人將白鹿原上一個名為鳳凰嘴的自然土墩誤認為其陵墓，以訛傳訛，明清時期還加立了墓碑。近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發現了江村一號大墓并經過長期的探察和綜合研究，最終確認這才是真正的文帝霸陵，這當然是傳統意義上的重大發現了。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中原地區重要的考古新發現不斷涌現。比如2021年入選的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現存面積達117萬平方米，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帶有三重環壕的一個中心性聚落，里邊發現了最早有甕城結構的圍墻圍起來的大型中心性居址和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以及4處共1700余座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壇，大量的房址、灰坑、人祭坑及獸骨坑等遺跡，與同時期周邊文化發展水平相比，專家推測這應該是一個古國的中心。總之，總結近些年的十大考古，在時間、空間、內涵類型上都有一個很大的拓展和完善，尤其是在面臨的一些關鍵性學術問題上通過新的技術手段和理論方法的運用，取得了重大的進步，比如對生態環境和生業經濟等影響文明進程的關鍵問題都有了新的突破，表明中國考古學從觀念、手段，到發現與研究，已經有了一個全面的改觀。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發掘出的陶罐。曹兵武 供圖

《人民畫報》：具體地說，哪些發現對于社會普遍關注的中華文明探源的意義更為重要？

曹兵武：追尋中國文明和中華民族的形成，是中國考古學誕生以來一直抱持的初心。我個人覺得探源工程以來進展比較大的其實還是中原地區，因為“多元一體”的中國文明和民族形成的關鍵還是要看那個凝聚的核心如何或以何種形式出現，這個核心慢慢就鎖定在了中原。我們本來對傳統中原地區考古開展的比較早，從作為中國考古學誕生標志的仰韶文化的發現和命名，到殷墟、二里崗、二里頭，焦點一直在中原，夏商周三代乃至秦漢唐宋的重心也在中原，但是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周邊早于夏商周的上述重大發現讓一些人覺得中原在文明形成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沒那么重要，以前史前階段中原只有陶寺的發現可以與上述周邊匹敵，但起初也只是發現大型墓葬，還沒有發現城，而且中原地區的墓葬普遍缺少東方和南方地區的厚葬習俗，年代上也比紅山、良渚、石家河和大汶口等晚一些。現在看來，中原成為中心是有一個過程，但這個過程從仰韶時期就初露端倪了，早期華夏族群和文化發達的關鍵密碼其實就藏在最先發現的仰韶文化中，區域之間的比較應該找準參照點。除了上邊提到的鞏義雙槐樹等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遺址，更早的仰韶早中期就能夠把文化分布范圍擴大到那么大，覆蓋了整個中原地區和黃土高原地區，遺址規模之大、密度之高，應該是和其率先采用農業為主的經濟基礎并借了全新世大暖期的環境機遇期向黃土高原的大擴張有關。經過多學科尤其是環境考古、植物考古等的發現與研究，基本上認定仰韶文化是一支由于農業大發展而較早實現人口爆炸和大規模擴張的文化，而且由于后續農業和畜養業的不斷革命，比如仰韶中期以后粟取代黍成為主要作物，在低洼近水處也適當引進南方的稻作，種植大豆，采取肥田技術保持農田和農業的可持續性等。盡管仰韶后期由于擴展范圍太大和長期定居趨勢而最終解體了，但是仰韶晚期和之后的廟底溝二期階段也沒有停止進步的步伐并繼續保持較多的人口，其擴展到黃土高原邊緣地帶的人們由于環境波動的壓力，以及引進麥類、牛羊和冶金等新生產要素，較早探索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交錯雜處時的社會管理乃至國家建設，最后在四方輻輳便利、環境韌性較好、抗風險能力較強的中原地區率先形成王朝國家，奠定了早期中國的族群、語言、意識形態和國家的正統。所以說，黃河是與尼羅河、兩河、印度河并駕齊驅的文明發源地，中原是早期中國文明的搖籃是名副其實的。這幾年經過重新認識中原地區和仰韶故地，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理解了那個多元一體之“體”和重瓣花朵之“蒂”的部分。這里邊考古認識的進步，除了一些遺址、墓葬等重大發現的支撐，更重要的是通過多學科合作，一些新的科技手段與理論方法的運用，包括人類古基因研究，揭示了仰韶文化和后仰韶時代在環境、經濟、生業、人群擴散與交往、漢藏語系形成等方面更多更深刻的文化內涵，使得我們逐漸認識到一個更加立體、動態的形成中的文化地理樞紐及其與周邊相互作用的社會文化圖景。此外，盡管二里頭遺址是晚期夏都基本上成為學界共識，但即便是經過夏商周斷代工程和探源工程，夏王朝的興起與演進仍然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也一直是近年來考古學界關注和探索的焦點之一。中原腹地的洛陽偃師二里頭、鞏義花地嘴、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以及外圍的蚌埠禹會村、絳縣西吳壁、襄汾陶寺、神木石峁等新發現，已經使得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文化在區域競逐中漸漸脫穎而出的過程日益清晰。國家文物局還專門啟動了“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項目，對包括中原在內的全國范圍的夏時期遺址的發掘與研究進行統籌協調，協同攻關。仰韶文化作為華夏人群、語言與文化傳統的主要奠基者，二里頭文化作為華夏政治正統的主要締造者的角色地位與歷史過程已經愈加清晰了。總之，在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夏傳統如何在如此波瀾壯闊的東亞歷史地平線上逐步浮現出來，凝聚形成華夏民族和華夏文明之核心，并不斷如滾雪球一般兼容并蓄、發展壯大，這個過程確實是需要多學科綜合性的考古調查、發掘、發現與研究才能逐步揭示和落實的。

2016年4月12日：《五色炫曜—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館開展以來，展覽門票的預約非常火爆，堪稱一票難求。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入圍“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攝影郭莎莎/人民畫報

《人民畫報》：能否談談十大考古評選如何帶動遺址考古走向保護利用的新階段？ 

曹兵武：考古發現及其出土文物除了考古學家自己的研究和宣傳，還應該結合博物館展覽，并融入人類的文化遺產事業。考古出土文物最終最佳的歸宿應該是博物館，它們進入了博物館，其實也就是公共考古延伸到了博物館，博物館也參與了公共考古。目前主要是考古發現、出土的東西去博物館展覽這么一種形式，但其實將來應該有一個更好的規劃甚至形成系統的綜合性學科——到底考古出土的東西應該如何被博物館收藏、研究、保存和展示？文博——把文（文物）和博（博物館）放在一塊兒說正是一種中國特色，一種處理科學與大眾、文化與傳承關系的中國特色。博物館、考古和文化遺產現在受到高度重視，是時代性的文化自覺并追求文化自信的一種表現，也反映了文化遺產意識的一種普遍性覺醒，我覺得后者類似于中國一種全民性的文藝復興。考古、博物館、文保應該樹立和研究文博或者文化遺產事業一盤棋的思想。其實，我們也能發現國家是高度重視并有一系列政策、行動在推動這個事情的，包括我們上邊提到的斷代、探源等大型國家工程，還有以長城、運河、長征線路、黃河、長江為依托的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以及推進博物館發展的各項舉措。讓文化遺產活起來，這里邊已經包括了一個從對文化遺產的基礎研究到打造國家文化符號、標識再到全民共享文化遺產成果的系統設計。我們這幾年還做了一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特別委托重大項目，就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承擔了“符合國情的文物保護和利用之路研究”課題，希望通過比較全面系統的調查分析，將考古、博物館和文物幾個行業在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進行貫通、整合和提升，使其能夠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目前來看，考古和博物館兩個行業之間還有不少體制性障礙，還沒有自覺地從公共考古和公共文化建設的高度去探討二者之間協同發展的內在關系，觀念、體制與合作效果都有待加強。我認為比較理想的做法是，整合考古學、博物館學、文物保護利用規劃與實踐、物質性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性文化遺產，建立統一的文化遺產學或者學科體系，也許正是未來中國考古學的特色之一。考古學是文物和文化遺產價值認知的基礎。現在已經有高校自覺地將考古學置于文博學院或文化遺產學院中，就是較好的嘗試。

《人民畫報》：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仰韶文化發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的賀信中對全國廣大考古工作者提出“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增強中國考古學在國際考古學界的影響力、話語權”的殷切期望。那么，如何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更好地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開展人類文明的交流互鑒？世界考古是否需要中國方案？ 

曹兵武：中國考古有中國特色是毋庸置疑的，這首先就在于中國考古面對一個非常獨特的研究對象，這個對象有自己的內涵，自己的體系，自己的特點，尤其是自己的優勢，這在世界任何國別考古中都是獨一無二的。總書記指出，考古發現和探源工程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當然，除了如此宏富而獨特的研究對象，從學科自身來看，中國考古實際上還有幾個突出的優勢。就一般的考古學理論、方法和技術手段來說，作為一門科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大家基本上都是相似或者一樣的。但是，在中國從事考古還具有歷史文獻的優勢，得益于從甲骨文產生以來的持續記錄，中國積累了大量豐富的歷史文獻，按照現代史學的標準它們可能不系統甚至不真實、不準確，甚至可能有的就是神話傳說或者杜撰，文獻記載相互之間也有相互矛盾，但是它畢竟是古人對古物古事的看法，是一重難得的證據，不能把它們當作包袱。再者，我們是自己在考自己祖先的古，作為中國考古對象的人民和血脈連綿不斷，前邊提到發達如英美考古，他們當然也考自己的古，英國就率先提出工業考古和工業遺產，但往更早期追溯，面對國家形成、文明起源、農業起源、早期人群的擴散與融合等重大問題，它們就得研究歐洲考古、希臘考古、埃及考古、美索不達米亞考古，乃至歐亞大陸考古和非洲考古等。美國人的美洲考古很發達，印第安人也經歷了農業和文明的形成與演進的早期階段，但基本上是被中斷的文明了，美洲古代文明和美洲的現代文明之間缺乏連續和貫通性，幾乎所有早期文明都是這個命運。所以說中國文明是未曾中斷的一個文明標本。

至于文明形成與發展，中國考古不僅要把中國自身的問題搞清楚，把從多個區域性文化傳統形成到走向一體化的文明體系的過程及其中蘊含的必然性搞清楚，更應該放在世界視野中尋找中國文明的特點，開展文明間的比較研究，充分發掘文明之光，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未來可持續發展作出中國貢獻。這樣才可以談考古學的中國方案。世界上有這么多文化和文明，都是因為人類以不同的方式適應不同的地方環境而形成的，是人類創造力和環境多樣性的體現，對此可以有很多種分類方法和方案。全球化時代，深根文明之間的對話尤其重要。人類原本是熱帶東非草原上的一個小群體，因為超強的學習適應和創造力而超越原有生態位擴散到全世界，形成如此豐富多樣的地域性文化和文明。考古就是要把這各種各樣的族群、文化和文明，尤其是兩大深根文明從石器時代以來的來龍去脈、性格特點說清楚，促進文化與文明的交流互鑒，以文明之光將分開的人類及其文化像拼陶片那樣重新聚合，通過繼承創新實現和平共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發揮各自的貢獻。四海一家，我們既無法回避歷史、環境與文化的差異，也無法回避共享同一地球和人類文明成果的共同命運。我常喜歡引用德國考古學家西拉姆的一句話“我們需要了解過去的5000年，以便掌握未來的100年。”考古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猶如面對一面巨大的歷史透鏡或實驗室，每個人、民族、文化以及每一種曾經的生活方式都置身其間，文明的光怪陸離會將消失的他們的言行舉止最終都熔鑄其中，成為聰明如人類的這種動物走向下一段路程的參照和借鑒。

撰文 |劉暢 喬振祺

編輯 |王伊奕

校對 |袁夢

值班審校 |黃麗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