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11日電題：同為“漢學”，中西方視角緣何不同？

——專訪巴西漢學家霍心武

作者 段紅蕊

在當下多元文明共存的時代，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中國的漢學研究越來越看重以文化之根立身、塑造兼具現代感和歷史感的文化形態，進而重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西方的漢學研究則更關注政治、哲學、經濟、語言學、社會學等跨學科領域，試圖全面解讀中國。近日，巴西漢學家霍心武(Rogério Fernandes de Macedo)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他本人以中華武術作為開啟中華文化大門的鑰匙，與漢學結緣的經歷，回溯西方漢學的發展歷程，闡釋中西方漢學研究的共性與個性。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身處一個與中國空間距離極其遙遠的國度，怎樣的機緣讓你最初接觸到漢學？漢學的哪些特質吸引你持續深入研究？

霍心武：我最開始接觸漢學和中國文化是通過中國的武俠片和武俠小說。對我而言，武術是開啟中國文化大門的鑰匙，其中包含著禮儀、道德和武德等傳統文化內容，深深地吸引著我。后來，我跟隨一位來自中國山東的師父學習武術。有一天，師父問我：“你們巴西人不懂中國的武術理論和風俗習慣的話，怎么能理解武術呢？”我一時語塞。就這樣，這位師父成為我的啟蒙老師，激發了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開始，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比較淺顯，直到進入巴西一所中文學校學習后，才意識到其博大精深。

考入巴西圣保羅聯邦大學后，我希望進行一些關于中國或中巴關系的研究，但那時在巴西找到一位研究方向一致的導師并不容易。恰巧當時我閱讀到王力先生的《中國語言學史》，于是，我與巴西語言學教授費爾南達·米蘭達·達·克魯斯進行了交流，闡述了我的一些看法。她讓我把這些想法整理成文，進而催生出我的兩篇論文：《漢語拼音字母的起源》和《巴西漢語教學史：關于語言規劃問題》。

中新社記者：在你的作品中，對于中國語言學家王力的研究著作頗有洞見。王力先生的著述有何魅力？對你本人的漢學研究提供了怎樣的幫助？

霍心武：在通讀了王力先生的《中國語言學史》，并觀看了他的人生紀錄片后，我被他堅定的學術信念所感染，對于他的研究也愈加感興趣。在他生活的年代，沒有像現在這樣發達的科技，但他克服種種困難完成了《王力古漢語字典》等工具書和多部語言學專著。

王力先生不僅將從文獻考據角度研究語言和文字的傳統漢學與現代漢學有機結合，還運用了西方漢學所使用的先進語言學理論工具，形成了他自己獨有的研究方法，撐起了中國語言學的未來。這種兼容中西方漢學理論的研究方式啟發我在博士階段進行比較漢學研究。

中新社記者：西方的漢學有著怎樣的發展歷程？對推動中華文化與西方文明交流互鑒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霍心武：西方的漢學總體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原始漢學階段、漢學起源階段和現代漢學階段。

在原始漢學階段，隨著耶穌會的宗教傳播和歐洲的殖民擴張，西方傳教士遠渡重洋，開啟了中西方的思想碰撞。其中，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了解中國文化的基礎上，通過“文化適應”策略調和基督教和儒家文化，而法國傳教士白晉則提出“索隱主義”，致力于在《易經》等中國典籍中尋找與基督教一致的世界觀。此外，作為原始漢學的奠基人，歐洲數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茨在從未到訪中國的情況下，借助典籍對中國的自然神學進行了解讀，并將二進制與《易經》中的陰陽爻做類比，強調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在漢學起源階段，法國漢學家雷慕沙和德國語言學家洪堡進行了一場關于語言哲學的公開討論。二人分析語言的語法框架，以探究語言與思維間的關系，但研究僅限于帶有屈折結構的希臘-羅馬語系語言，漢語由于“自身存在的問題”，未在二人本次討論之列。實際上，這種“排外”的根源在于西方哲學本就以古希臘羅馬的哲學為起源，而他們的研究方法也存在誤區。但受雷慕沙啟發，洪堡后來轉而認為漢語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語言之一。19世紀初，雷慕沙開設了歐洲第一門關于漢學的課程，標志著漢學作為一門正式的學科在西方誕生。

在近現代，法國社會學家和漢學家葛蘭言改弦易轍，沒有遵循純語言學、文學批評和同時代的語文學研究方法，倡導使用社會學分析法研究中國社會，更注重客觀事實。盡管如此，由于受到當時批判中國哲學思潮的影響，他也無法跳脫出歐洲中心主義的框架進行研究。

在我看來，現代西方漢學是一個非常廣博而開放的專業領域，不僅可以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交流，而且對于文明之間的相互學習有所助益。這是萊布尼茨的期望，也是李約瑟等漢學學者畢生的努力。

中新社記者：在中西方不同的語境之下，“漢學”似乎有著不同的研究視角和載體，你認為中西方漢學研究最大的區別在哪里？二者是否也在互相影響和交融？體現在何處？

霍心武：根據我的研究，中國的漢學研究通常以自身的史學和文化為起點，以中國古代和現代知名學者的書籍作為其研究領域的基礎。至于西方漢學研究，就像王力先生所述，主要倚仗他們自己構建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不太會考慮中國特定的社會背景和歷史事實。

但西方漢學研究也不乏一些關注中國本土研究、重視其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學者，而他們也往往會受到中國學者的尊重和認同。例如，王力高度評價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稱他深刻影響了中國語言學的發展。

實際上，中國的漢學也一直在對西方漢學產生影響，其中一個不容置喙的事實，就是許多中國古代的史料被西方傳教士翻譯并傳到了歐洲，在當時的歐洲中心主義和東方主義思潮中誕生了西方漢學。

遺憾的是，在西方哲學史中，針對中國思想的批判對漢學而言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消極因素，這種影響在學術環境中依然存在。只是因為中國哲學與古希臘羅馬的思想大為不同，就對其進行否定，是一個很大的誤區。

2018年，第五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在貴陽舉行。圖為研討會上的翻譯作品展吸引海外翻譯家關注。賀俊怡攝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文化源頭不同、發展路徑不一，如何交融互鑒依然是當今世界的重要課題。今天，許多國家提倡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是不是文化交融的一種合適形態？

霍心武：中西方文化因其特有的地理位置、歷史和社會發展而有所區別。我認為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之間相互合作，合作是可能的，但具體的實踐不易。如果走以前西方列強之間利益爭奪的道路，并將希臘羅馬文化奉為全世界遵循的唯一范式，那么國家之間多元文化的交融只能是一個巨大的烏托邦。

但如果將文化的交融投射到學校、企業等機構之間的交流，則具有相當大的可行性，因為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遵循合作法則。在這方面，中國的處世哲學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孔子和其他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在戰爭時期發展了他們的思想，并指出通過教育和合適的政治方針實現和平的可能性。但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和了解中國文化。(完)

受訪者簡介：

霍心武(Rogério Fernandes de Macedo)，巴西漢學家，國際儒學聯合會成員，巴西坎皮納斯州立大學社會科學博士，對外葡萄牙語教師，巴西孫臏拳武術協會主理人，多年來深入研究中國漢學和巴西的漢語教學，曾發表《比較漢學：西方漢學基礎和王力建構的中國漢學》《巴西漢語教學史：關于語言規劃問題》等學術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