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備乘》是民族文化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系列展“冊府擷珍——民族文化宮典藏古籍精品展”的重要展品之一。

此《朔方備乘》為清光緒刻本，開本29.5厘米×17.5厘米，線裝，24冊4函，保存完整。

《朔方備乘》是清代著名的史地學著作，是中國近代論述中俄關(guān)系的代表巨著，也是體現(xiàn)民族團結(jié)充滿著愛國主義情懷的著作。

作者何秋濤（1824-1862）潛心研究、經(jīng)史考釋，以喚起對國家邊防的重視，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將大量的心血傾注于《朔方備乘》。在《朔方備乘》的編寫過程中，何秋濤收集閱讀官私、中外著述，內(nèi)容以歷代正史為據(jù)，參考西北地學前人的著作，國外傳教士的論述，以及中外輿圖，將有關(guān)我國北部邊疆和中俄關(guān)系的重要文獻全文或部分抄錄，對存疑的地方進行分析和考證。全書含凡例、目錄1卷、卷首12卷、正文68卷。同時，書中繪有地圖25幅。

自古安定的生活，從來不會輕易得到。這是中華各族兒女共同捍衛(wèi)祖國領土、維護祖國統(tǒng)一，共同努力奮斗的結(jié)果。

《朔方備乘》中多處描述了我國歷史上各時期邊關(guān)將士的英雄事跡。《朔方備乘》三十四卷到三十六卷，介紹了中國歷史上各族人民在保衛(wèi)家國的過程中涌現(xiàn)出的眾多愛國將士。比如我們較為熟悉的西漢時期戍邊名將甘延壽和陳湯斬殺扣留使者、擾亂邊疆秩序的郅支單于。甘延壽和陳湯清醒地認識到“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數(shù)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zhàn)伐，數(shù)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兩位將軍審時度勢斬殺了郅支單于，穩(wěn)定了中央政府對西域的管控。此舉在客觀上既消弭西域戰(zhàn)禍于無形，促進了漢匈民族關(guān)系的進一步發(fā)展，也促進了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才有了名垂后世的昭君出塞的動人故事。事后甘延壽、陳湯在給漢元帝劉奭上書捷報中寫下了“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句流傳千年顯示我中華壯志的詩句。

一支十幾萬人組成的長長隊伍，有壯年男丁也有老弱婦孺，他們歷經(jīng)千辛萬苦，從伏爾加河流域回到祖國，這一偉大壯舉便是“土爾扈特東歸”。

《朔方備乘》講述了土爾扈特東歸的始末。土爾扈特是我國蒙古族部落衛(wèi)拉特四大部落（分別為準噶爾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和杜爾伯特部）之一，原在天山以北的額什爾努拉地雅爾（清朝時期新疆的塔爾巴哈臺，今新疆塔城西北部）一帶游牧而居。明末清初土爾扈特部首領額爾勒克與準噶爾部首領不和，隨著準噶爾部實力逐漸增強，土爾扈特部被迫尋找新的生存地，部族中的大部分人離開新疆故土，來到了當時尚未被沙皇俄國占領的伏爾加河下游、里海之濱。此后在這里生活的100多年中，始終難忘故土，與中央王朝保持著朝貢，《朔方備乘》中記有土爾扈特與俄羅斯習俗不同，信仰不同，“雖受其役屬，而心不甘，恒歸向中國。”

土爾扈特部落遷徙初期，額爾勒克率眾游牧于伏爾加河流域，西遷之后經(jīng)過額爾勒克祖孫三代的建設，土爾扈特部落基本在那里落腳，雖然地處偏遠，但始終心系祖國。康熙十年（1671年），阿玉奇繼位土爾扈特首領，即位后向清朝政府“表貢不絕”常派遣使者回國進貢禮品，并向清政府報告在伏爾加河的情況。因為受噶爾丹和沙俄阻撓，阿玉奇與中央政府的聯(lián)系被迫減少，但對祖國的赤誠之心從未改變。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阿玉奇汗派遣使臣回國；康熙五十年（1711年）阿玉奇又遣使納貢，由于通道被準噶爾策妄阻斷，從西伯利亞經(jīng)庫倫才到達北京進貢。康熙五十一年五月（1712年5月）清政府派出圖里琛等人組成的使團，帶去中央政府對土爾扈特部的關(guān)懷，使團受到熱情的接待，多次舉行歡迎盛會。

1770年的秋天，阿玉奇的曾孫渥巴錫秘密召集部落首領、上層人士密議決定于次年初東返祖國。1771年的1月渥巴錫率領“四十余萬部眾”東歸，一路遇到沙俄截擊，戰(zhàn)爭造成了大量的傷亡，不幸的是東歸途中又遇疫病流行人口銳減，據(jù)滿文檔案記載東返時人口僅剩6萬多人。土爾扈特部穿越了8000里路，7月17日抵達伊犁，經(jīng)過7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克服了重重困難，終于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不久，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了渥巴錫和他的部下，并為他們晉封爵位，豎兩塊石碑《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優(yōu)恤土爾扈特部眾記》，上面有乾隆皇帝親自撰寫的碑文，用以紀念這一愛國的壯舉。

和親公主，遠嫁他鄉(xiāng)，作為和平使者，踏上了漫漫長路，留下了一段段歷史佳話。

《朔方備乘》三十卷以較大的篇幅介紹了西漢時期的兩位和親公主。和親聯(lián)姻，促進了中國歷史上各民族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打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基礎。

漢武帝元豐六年（公元前105年），居住在西域一帶的烏孫昆莫獵驕靡為了結(jié)好漢朝，迎娶漢朝公主為妻。《朔方備乘》中記“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shù)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細君公主遠嫁烏孫加強了民族間的交流和了解，細君公主促進了中原與西域在文化、政治上的交流，比如我們熟悉的民族樂器琵琶，傳說細君公主是該樂器的創(chuàng)始人，而琵琶則是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之一。

細君公主去世后，烏孫昆莫岑陬再次向漢朝中央政府請婚。公元前101年，漢武帝將解憂公主嫁岑陬。與細君公主不同的是解憂公主大膽潑辣得多，她很快就融入了烏孫的生活。解憂公主在西域生活了半個世紀，積極參與烏孫各方面的活動，建議制定站在百姓角度的政策，發(fā)展貿(mào)易，解憂公主還帶動子女、屬官通過通婚、出使、行賞等方式在西域積極傳播中原文化。解憂公主與第二任翁歸分別兩次上書漢昭帝和漢宣帝，報告匈奴在西域的軍事動向，并請求共同抗擊，漢宣帝于公元前72年出兵，“大發(fā)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并出”“遣校尉常惠使持節(jié)護烏孫兵”，中央政府與烏孫聯(lián)合出兵共同擊潰匈奴。此次戰(zhàn)爭的勝利非常重要，后面逐漸出現(xiàn)了“漢之號令班西域”的景象。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設立，西漢開始在西域行使國家主權(quán)，可以說解憂公主為西域地區(qū)的歸附貢獻了力量。

細君公主和解憂公主兩位公主在西域生活多年，擴大了漢朝的影響，密切了內(nèi)地和西域各民族之間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聯(lián)系。她們是民族團結(jié)的象征，烙印在中華兒女的共同記憶里。

《朔方備乘》的作者何秋濤把平生所學和愛國情懷融入到這部巨著，書中摘錄、記述和考證，向世人展現(xiàn)出歷史上中華兒女共同捍衛(wèi)祖國領土、熱愛偉大祖國、維護民族團結(jié)的千年畫卷。

（高彩云，系民族文化宮圖書館副館長、研究館員。文中圖片均由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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