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甘肅武威雷臺漢墓出土了一批青銅俑，其中有一匹銅奔馬昂首嘶鳴，飛馳向前，三足騰空，一足踏在一只正在展翅飛翔的飛鳥背上，飛鳥驚訝的回頭觀望。銅奔馬造型矯健精美，工藝精湛，其出土震動了史學界和考古界，在國內外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1983年銅奔馬被國家旅游局確定為中國旅游標志；1996年被國家文物局專家組鑒定為國寶級文物；2002年被國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展覽的珍貴文物。現藏于甘肅省博物館，為甘肅省博物館鎮館之寶。

2022年年初，甘肅省博物館基于鎮館之寶“銅奔馬”開發了“綠馬哥”文化IP，它的出圈和因丑萌而帶來的“魔性”一下子就上了熱搜，此系列玩偶迅速被賣斷貨，也刷爆社交媒體。

50多年來，許多學者就銅奔馬的發現、年代、造型、命名及雷臺墓墓主人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發表了大量研究文章。但迄今為止，對銅奔馬鑄造工藝及雷臺墓墓主人還存在較大爭議。馬是古代社會的重要交通工具、軍事裝備和農業生產畜力，對其墓主人身份認定有助于我們了解古代社會的運行情況。

圍繞銅奔馬鑄造工藝及上述身份問題，從事文物保護研究工作40余年的甘肅省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王琦接受“道中華”專訪，對此進行了解讀。

借助高科技解開銅奔馬鑄造工藝

2019年，為進一步研究銅奔馬及銅車馬儀仗隊中甲型馬和乙型馬的鑄造工藝，甘肅省博物館在蘭州蘭石重裝金屬無損檢測試驗中心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護修復中心，利用現代科學儀器對銅奔馬和甲型馬、乙型馬分別進行了金屬探傷掃描和金屬成分檢測，通過分析研究，對銅奔馬、甲型馬和乙型馬及墓主人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和推論。

銅奔馬X射線掃描圖和金屬成分檢測結果分析顯示，銅奔馬是采用陶范分段鑄造法鑄接而成，先分鑄馬頭、身軀、腿足，再將各部鑄接成一體，頭部和馬尾另鑄后，插入身上相應的預留孔內，馬頭頸為實心，空腹，腹下有一橢圓形孔。馬身范鑄墊片痕跡不清，馬臀上有兩塊邊長約1厘米的鐵質墊片，馬腿內鑄有鐵芯骨，為鐵骨銅腿，這是銅奔馬鑄造工藝的新發現。

銅奔馬制作者在設計之初，便考慮到僅僅依靠一條青銅質地馬腿，其強度不足以長期支撐一足踏在飛鳥之上、重量達7公斤多的奔馬。于是巧妙利用青銅和鐵兩種熔點不同的金屬，在銅奔馬右后支撐腿內，特別設計制作了鐵構件作為加強筋，并且在馬身與馬腿根鑄接處、踝關節、蹄足腕等受力點專門做了榫卯狀特殊處理，制成堅固的鐵骨銅腿，使銅奔馬得到了最佳強度的支撐效果，令這匹銅奔馬一足掠踏飛鳥之上歷經2000年而佇立不倒（照1、2）。

與銅奔馬一起出土的銅車馬儀仗隊，根據造型分為甲型馬匹和乙型馬匹，也各取一件樣品做了X射線探傷掃描分析。掃描圖顯示兩種馬均系陶范法分段鑄接而成，其工藝是分鑄馬頭、身軀、腿足后，再鑄接成一體，馬頭頸實心，空腹，腹下有一橢圓形口，銅腿內鑄夾鐵芯骨。甲型馬的身軀部分是左右兩片鑄接而成，銅質純凈，鑄工精細，身上范鑄墊片痕跡不清，身軀高大矯健，耳較長，直立向上，尾做弧形，末端打結，收尾處細長，馬身無銘文（照3、4）。乙型馬的身軀部分是前后兩段鑄接而成，銅質不純，鑄工粗糙，身上范鑄墊片痕跡清晰可見，形體肥壯，耳較短而前傾，馬尾扁平彎曲，身材各部位比例均不及甲型馬，前胸刻有銘文（照5）。

銅奔馬與其它隨葬馬的造型姿態為啥不一樣？

雷臺漢墓由于早年曾兩次被盜破壞，發現墓葬時又遭到人為擾動，考古清理之前，隨葬品原貌及器物組合關系等已不復存在。過去認為銅奔馬是銅車馬儀仗隊組合中的一件器物，在展覽中也曾作為車馬儀仗隊的前導而加以陳列。

但是，銅奔馬的造型姿態與其它隨葬車馬完全不同，其它馬俑均為佇立靜姿（照 6），而銅奔馬則呈揚蹄飛奔狀，與整裝待發的銅車馬儀仗隊無法形成統一陣列和風格。這匹非同尋常的銅奔馬，或許是專門設計鑄造出來的一件特殊器物，它不屬于隨葬的這套銅車馬儀仗隊器物組合，而是墓主人生前特制的一件物品。自商周以來，征戰中都少不了駿馬，秦漢以前，人們就崇尚“馬神”。漢武帝時更加重視養馬，因而產生了對“馬祖神”的崇拜與祭祀。

雷臺漢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誰？

關于雷臺古墓建造年代，考古發掘報告通過對墓中隨葬文物分析判斷，認為墓中文物大都帶有東漢特點，而且銅馬身上銘文“左騎千人”官名和“張掖縣”建制名稱都只在東漢文獻中出現過，因此，把雷臺墓建造年代定在東漢末年。但由于墓葬中沒有出土墓志銘，墓葬發現時又遭到了人為破壞，導致資料殘缺，對判斷墓主人身份造成了許多困難。但是從墓葬規模、出土四枚龜鈕銀質印章、隨葬銅車馬儀仗俑隊威武陣容以及大量精美隨葬品和28000多枚鋪地五銖錢上看，墓主人為秩比二千石以上官吏。

《漢書·百官公卿表》：“諸侯王為金印紫綬，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可見印章質地和印鈕形狀及綬帶顏色是古代官職地位的象征，而雷臺墓主人具有使用龜鈕銀印的身份。

隨葬車馬組合中，墓主人坐騎，還有從騎、騎吏、伍佰、斧車齊備，也完全符合當時的輿服制度。出土的四枚龜鈕銀印，從其化學性質上講，金銀制品性質比較穩定，一般不易與其他物質發生化學反應而產生銹蝕，銀器氧化后也只是顏色變為褐色而已。但是這四枚銀質印章文字缺損嚴重，印面有多道較深刻痕，似乎是有意識將字面鏟毀，兩枚印文已經完全無法辨識，其余兩枚僅存“□□將軍”二字（照7），從殘存印文可知墓主人是一位將軍。其中一枚印章拓印后，經甘肅省博物館前館長初世賓和前副館長張朋川二位先生再三觀察，依稀辨認前兩字可能為“破羌”二字。馬身上銘文表明墓主人姓張，再按其時代、籍貫、歷官、封地、卒年和政治地位排查，只有東漢末年的“破羌將軍”張繡最符合條件。

武威雷臺墓葬的規模和隨葬品級別屬于二千石以上秩比官吏，根據《魏略》記載：“官渡之役，張繡力戰有功，升遷破羌將軍，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說明當時封邑二千戶的將軍只有張繡，而“左騎千人”“張掖長”的秩比最高只有三四百石，所以，“守左騎千人張掖長張君”不可能是墓主人。如果墓主人是張繡，這批甲型馬就有可能是其親屬鑄造的送葬賵物，因為忌憚曹丕，而沒有在馬上留下銘文。

由于銅奔馬獨特的造型和精湛的鑄造工藝，其用途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特制的一件供奉品，墓主人死后一起隨葬。在鑄造工藝上確認了銅車馬儀仗隊中甲型馬和乙型馬是不同模型和工藝分別制作的兩批制品：甲型馬是墓主人親屬的一批送葬賵品，乙型馬則可能是墓主人的夫人后來死后二次合葬時親屬的一批送葬賵品。根據墓葬規模和大量隨葬品情況分析，再通過對東漢末年河西地區二千石以上俸祿官吏排查，只有當時武威郡的“宣威侯”張繡符合條件。據此推斷，武威雷臺漢墓墓主人應該就是張繡。

作者簡介：

王琦，甘肅省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甘肅省政府文史研究館研究員。從事文物保護研究工作4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是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絲綢之路文化、歷代陶瓷、青銅器及佛造像研究鑒定。1995年至今任甘肅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曾任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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