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刮起了一陣中國風——近日，《中國風：13世紀-19世紀中國對歐洲藝術的影響》《中國藝術史（全新修訂版）》《中國紋樣（中文典藏版）》等一批藝術類圖書引進出版。它們分別由意大利學者佛朗切斯科·莫瑞納、牛津大學榮休教授邁克爾·蘇立文、現代設計和色彩理論先驅歐文·瓊斯所著，借“他者”眼光，從海外漢學家視角探尋中式之美對歐美乃至全球藝術的影響，引發業界關注。復旦大學教授馬凌指出，“中國風”是持續了七百年的清風，越過了文化的藩籬，吹開各異的花朵；“中國風”也是連接東西方不同國度的橋梁，交流著器用、圖像、技術與想象。“各美其美，美美與共，誤解與分歧盡管難免，美的力量卻在于分享和交融。”

東方器物紋樣備受青睞，為歐洲設計注入靈感

作為一個現象，“中國風”早在13世紀晚期就已在歐洲出現，然而，“中國風”作為學術用語，直到19世紀才得以確定，被用來形容受到中國或更寬泛一些的遠東文化影響的歐洲藝術潮流。尤其是絲綢、瓷器、漆器等器物的東方元素與紋樣紋飾，曾在歐洲引發轟動，為海外設計注入靈感。

《中國風：13世紀-19世紀中國對歐洲藝術的影響》中提到一個文化現象——在西方人眼中，中國即瓷國，由于別的國家還沒掌握制瓷技術，物以稀為貴。馬可·波羅到了元大都（北京），受到忽必烈接見，帶回一些中國器物，他花了4枚銀幣買到的3只青花瓷小碗，極受當地追捧。大量繪有瓷器的荷蘭靜物畫，正是中國外銷瓷對歐洲視覺文化產生沖擊的有力證明。17世紀荷蘭靜物畫中，遠東器物里中國瓷器出現頻率最高，瓷盤、花瓶、杯子和擺件，常常被一絲不茍地繪制出來，與其他器物組成令人心曠神怡的畫面。

除了荷蘭，法國、英國、意大利也是中國風的“迷弟”。1700年在凡爾賽宮，路易十四舉辦名為“中國皇帝”的舞會，據《中國風：13世紀-19世紀中國對歐洲藝術的影響》作者考證，舞臺布置很可能是基于荷蘭外交官伊臺斯描述的中國戲曲而創作，伊臺斯曾在1692年至1694年作為俄國外交大使出訪中國。從那時起，法國大量從中國進口陶瓷、紡織品及漆器等貨物，甚至專門聘請設計師制作新式家具來配合擺放這些異域奇珍。17世紀末，路易十四在哥布林地區創建家具廠，開始在法國生產中國風家具。到了18世紀，英格蘭創造了被后人熟知的“中英混合式園林”。與精致細膩的文藝復興和巴洛克式意大利園林形成鮮明對比，英格蘭園林通常將植物和建筑不規則的放置，而這恰好就是中國園林的特征。

漫長歷史中，我們的祖先對美的追求從未止步。他們眺望飛翔的群鳥，親近錦簇的繁花，仰觀變幻多姿的風云雷電，而后將其幻化為繁復雅致的紋路。一花一葉變成卷草纏枝，“纏繞”在梁上藻頭或案幾青花；脫胎于“曲水流觴”的落花流水紋，鋪陳于古人的織錦，一派清新典雅；蝙蝠因“蝠”諧音“福”生出吉祥意蘊，綴滿青花瓶；饕餮、獸面被銘刻于青銅器上，盡顯獰厲之美。紋樣，凝聚著古人的智慧、藝術審美和工藝精華，寄托著民族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這也深深打動了西方民眾。

1867年，《中國紋樣》在倫敦出版，引起歐洲藝術界的震蕩。歐文·瓊斯在書中繪制了100幅尤具代表性的中國紋樣，大多出自明清陶瓷和琺瑯器，“前所未見，其奪人目者，不僅在工藝的精能，亦在色彩和諧與裝飾的通體之完美”，作者言辭間充滿對于中國藝術及設計的高度贊賞，并試圖從中探尋設計靈感“反哺”本土。在葡萄牙等地，陶藝師以白色錫釉為底，繪藍色琺瑯，仿制中國青花瓷的紋樣，圖案采用中國傳統的花鳥毛翎。隨著越來越多中國絲質紡織品的到來，歐洲掀起前所未有的新設計浪潮——運用不死板的圖案，不再使用內部平行卷邊，逐步放棄對稱和幾何樣式的設計，取而代之的是動植物等更貼近大自然的圖案設計。比如，意大利運用的紋樣中雜糅典型東方元素，包括荷花、石榴、牡丹花、帶有曲折枝條的小花，甚至還有鳳凰和龍等。

“中國風”不等于“古風”，誤解也是文化交流中的另一座橋

有學者指出：相比國內大眾理解的“古風”“國風”，讓歐洲王室貴族癡迷的“中國風”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現象。在馬凌看來，它就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或者東方的樣子。“當時因為距離遙遠，歐洲人對于中國有很多誤讀。但換個角度來講，它也發展出了某種自己的風格，就是所謂‘創造性誤讀’吧。”

比如，我們很少會看到中國古畫里有侍女打著一把傘，她們通常拿的是紈扇。但如果看西方“中國風”作品，不管是壁紙、瓷器，還是家具上的繪畫，那些花園中的侍女經常會打著一把小傘。在當時西方人的心目當中，這把傘就是“中國風”的一個標識。

馬凌認為，我們在理解“中國風”的時候要清楚，這也許是外國人想象中的中國，哪怕看起來有點不倫不類，但至少說明了他們想了解中國，“中國風”就是經過他們創造性誤讀加工出來的系列形象，是中西方審美之間的一座橋梁。“我們說文化的理解，互相之間都是有誤讀的。只有隨著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不斷交流和溝通，才能逐漸搞清楚對方到底喜歡什么，它們的風格又是怎么樣的，促進相互理解。”

此外，商人的逐利動機也在“中國風”傳播中推波助瀾。比如19世紀很多美國人來中國經商，返美時帶了很多中國器物，早期普通美國人往往只能通過日常使用的青花瓷或茶葉包裝盒來建構一個中國形象，“中國風”被簡化為青花瓷盤上的山水、飛鳥、樹木、漁翁、小橋、寶塔、小島、房舍等，偏洛可可式田園牧歌情調。

再比如，英國人根據中國畫工的作品發明了一種“柳樹圖案”，他們把仿冒中國瓷的畫著柳樹圖案的英國瓷賣給美國人。有趣的是，因為美國人太喜歡這種仿冒中國瓷，出于盈利動機，中國商人又讓工匠模仿英國人的柳樹圖案，做出更大批量外銷瓷出口。這種“藍柳圖案”走入萬千美國家庭，當地人甚至還編了一個發生在南京的“張生和孔茜”故事。“這個故事我們中國人都不知道，但在美國廣為人知。迷人的中國風從某個角度來說也是在各種力量合力之下，完成了19世紀早期美國人對中國的集體想象。”馬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