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司馬遷所著《史記》的開篇十二本紀中，《五帝本紀》后便是《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盡管目前學界關于夏朝是否存在的爭論還沒有停止，但司馬遷前后的史學家們言及夏、商、周三個王朝的歷史，已經將其視為一體，并稱為“三代”。   

現在考古證明，在4300年前左右，中原地區在匯聚吸收各地先進文化因素的基礎上，開始引領文明進程，為進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礎。到約3800年前的二里頭文化時期，已經形成“王朝氣象”——那也是傳說中的夏朝時期。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斷代年表》，歷史上三代一共存在了1800多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河洛之間，就是中原腹地，“天下之中”；三代也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想共識。此后數千年的時間里，誰要統治中國，誰就要“逐鹿中原”。

“三代繼承了以前的五帝時代，開啟了以后的秦漢時代，尤其在周代晚期發生的一系列制度上的變革，奠定了中國2000多年來的政治文明基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夏商周三代不僅形塑了中華民族一統化進程中的民族基因，也留下了讓后人品味不盡的文化遺產。

匯聚中華文明向心力

追溯中華文明的起源，考古學家蘇秉琦和嚴文明相繼提出“滿天星斗”說、“重瓣花朵”理論。兩個理論主要描述我國史前文化的發展和分布狀態，相同點在于都指出了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的重要性。

學界認同仰韶文化是那顆“最亮的星”和正中間的“花心”，構成了中國文化總根系的直根系。而考古發現證實，中原文明的脫穎而出不在于一朝一夕，這種演進指向區域間文明古老而又漫長的交流與融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向《中國報道》記者作了梗概式描述：大約5500年前，黃河中游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向周圍廣泛擴散，出現在長江上中下游、黃河上中下游以及遼河流域，這是中原文明第一次向周圍地區輻射；約4300年前，長江中下游的文明開始相對衰落，中原地區持續崛起；到了夏代后期，由于早期“中華文化圈”的形成，區域文明進一步交融，中原進行吸收、匯聚，這一階段中原文明直接影響的范圍就有河南全境、山西南部，“范圍相當廣闊，我們認為這時候已經形成了初步的天下觀”。

1959年，著名史學家徐旭生開始尋找“夏墟”，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顯露出古老“國家”的一隅。隨著宮殿建筑群、都邑格局和作坊遺跡相繼被發掘，學界確立了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中國早期國家、文明形成研究中的重要歷史地位。二里頭遺址是否夏朝都邑還在爭論之中，但我國歷史上首個具有中央王朝都城氣象的遺址出現在夏代紀年的時空范圍內，已經基本上成為學界共識。

孫華告訴《中國報道》記者，仰韶時代晚期和龍山時代的中原地區，其文化或文明程度并不突出，周邊已經興起了很多高度發達的史前文化，比如長江中游有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長江下游有良渚文化，東北地區有紅山文化，山西和陜西有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這些文化的區域性都比較強，有的文化還沒有掌握銅器冶鑄技藝。但這也給中原地區帶來了一個好處，即周邊文化可以共同作用于中原地區，促進夏王朝統一王朝的形成。

最早的民族地域概念出自《尚書·禹貢》中的“九州”，據孫華介紹，商代又出現了“王畿”“四土”“多方”等概念，用以區分當時的“中間”和“周邊”；到了周代，“九州”已不足以形容當時的天下，又有“小九州”“大九州”的說法，說明華夏民族的統一版圖不斷擴大。空間上“居中”的中原，成為兼收并蓄其他區域文明的核心，為中華民族和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從本世紀初啟動預研究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近年來頗受關注，人們在回望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起點”時目光熱切。正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評價“重瓣花朵”理論時所說，其單核心、多層次向心結構孕育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底色，奠定了中國歷史上以中原華夏族為主體，同時凝聚周圍各民族、各部族的向心式超穩定文化與政治結構。

禮制文明的源起

宋朝大儒朱熹稱：“三代之際，《禮經》備矣。”與中原引領其他區域史前文化的格局相一致，影響后世數千年的禮制文明也發端于這里。

王巍在回顧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時表示，距今約5500年前，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等地的社會上層之間，形成了對龍的崇拜、以玉為貴的理念，以及以某幾類珍貴物品彰顯持有者尊貴身份的禮制；夏王朝建立后約200年，二里頭文化時期出現青銅器鑄造工藝，形成了以青銅器和玉禮器以及鈴和磬等構成的禮樂制度。這些禮器及其蘊含的觀念向四方輻射，形成范圍廣大的中華文化影響圈。

“禮”指區分身份等級的典章制度和禮儀規定，“樂”是從屬于“禮”的音樂、舞蹈，用以潤滑人與人之間關系。拉長了歷史來看，禮樂制度萌發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發軔于夏商、成熟于西周，貫穿三代時期。

“古代禮儀作為一種思想層面的反映，要靠儀式彰顯出來，儀式通常又要借助一些物質制品來表達，一整套昭明社會分層等級的象征物就成為必需。”孫華向《中國報道》記者指出，這便是“器以藏禮”。從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審視，青銅器、玉器是被物化的“常客”，青銅禮器被稱為“彝器”，玉禮器有“六瑞”“六器”的說法。由于夏商周時期以青銅工業為時代標志，因此禮器又以青銅禮器最具代表性。

2021年9月14日，“禮和萬方——商周青銅鼎特展”在國家博物館開展，接近40件商周時期極具代表性的青銅禮器和其他珍貴文物集中亮相。孫華闡明了三代時期青銅鼎的地位，從“禹鑄九鼎”開始，青銅鼎就從炊器演變為國家政權的象征，后成為傳國重器，在政治和宗教場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成為中華禮制文明的核心載體。從商朝到周朝，鼎的形制也從重視成對大方鼎，發展成對具有等差關系的圓鼎的重視，并形成“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的嚴格等級制度。

以青銅禮器為代表的禮樂制度并非只扎根中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徐良高曾撰文指出，“青銅禮器文化圈”的演變軌跡顯示，由二里頭文化的黃河中游不斷向外擴展，兩周時期已達北長城內外，南到廣東、福建北部，東到海邊，西邊包括甘肅、四川部分地區，覆蓋了長江、黃河流域的絕大部分地區。

在徐良高看來，青銅禮器使用范圍的擴張是周邊文化不斷接受中原禮樂文化大傳統及其背后的祖先崇拜信仰、宗法政治理念與制度，形成共同文化認同心理，融入華夏文化圈的物化表現。秦統一六國也是建立在這一共同文化認同的心理基礎之上。而從這層意義甚至可以認為，秦的統一不能看作“大一統”的最早開端。

受訪專家表示，三代禮制不是孤立發展，具有一貫性的同時又表現出差異。到了周朝，禮樂制度大放異彩。周滅商以后，吸取商朝興亡得失的經驗教訓，揚棄式整理禮制規范，逐漸形成了《周官》和《儀禮》兩部禮法，既對如何建國定都、處理王室與封國關系、官職設置等作出規劃，也從祭祀、婚喪嫁娶、酬賓等諸多方面約束了民眾行為。

長期研究古代禮制文化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楊文勝向《中國報道》記者指出，近年來學界已經逐漸接受“禮”為周文化的內核、周禮為中國文化的“原點”。他概括說，周禮雖然紛繁，但給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們提供了行為范本，使周王朝長達800多年的統治得以維系，也為后來秦漢大一統、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傳統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禮樂制度下的治理模式，也和我們現在強調法律與道德并重有異曲同工之妙。”楊文勝說。

楊文勝認為，到周王朝后期諸侯爭霸的時候，實際上也并沒有“禮崩樂壞”，傳統觀點應該得到修正。“不斷演進的‘禮’在春秋時代進入了成熟期，廣泛滲透到春秋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從思想到行動無不受其影響。”楊文勝表示，“禮”填補了周王室衰微帶來的權力空洞，對社會起到制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制衡著春秋社會的各種勢力，維系著既有秩序。

殷周變革帶來了什么？

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滅商，開啟了周朝紀年。“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1917年，王國維站在20世紀回望歷史時發表文章《殷周制度論》，開篇第一句這樣說。

除了前述周朝對禮樂制度的成功運用，王國維將殷周劇變在文章中還闡述為，周朝開始從兄終弟及到嫡長子繼承制，并實施宗法制、同姓不婚制、分封制等。王國維認為武王滅商不再是“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的王朝革命，而是一種文化變革。

“殷以前嫡庶不分，實行兄終弟及繼承制，周朝確立了父子相承與嫡庶制。嫡庶制又進一步產生了殷代未曾有過的宗法、喪服等制度和封建制，于是確立了君臣名分關系。宗廟制和同姓不婚制也都是在周代才確立。”楊文勝向記者表示，正如王國維所言，周代為中國文明奠定了基礎，劃定了一個文明的分期界線。

學界認為，周朝的一系列變革實際上源于對商王朝覆滅的反思，首先便是開始質疑所謂的“天”。“商人服從天，認為只有不惹惱天，才能討得眷顧。為了得到眷顧，商人不斷祭祀上天，最終卻仍舊滅亡。周人看到商人的野蠻殘暴，決定改變這種‘天命觀’，得出‘天命即是民心’的結論。”楊文勝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使那時的人們不再一味信奉鬼神，稱得上一次思想大解放，這種“天命觀”也被后世君王治國理政所采用，并一直傳承到今天。

“天子”受“天命”治“天下”，如何安邦治國成為周朝建立后的首個難題。王巍向《中國報道》記者表示，商朝時沒有后世意義上的“統一”，對于中原這一大國，周圍方國時伏時叛——中原亂了，方國的獨立性就增強，直到西周時期才真正實現封邦建國。

于是，通過分封制冊封諸侯，西周完成了“天下歸周”；通過宗法制，以血緣親疏維系貴族間關系，完成了“天下歸宗”；通過禮樂制規范和教化民眾，完成了“天下歸心”。

事實證明，分封制、宗法制和禮樂制相輔相成，在維護周朝統治上效果顯著。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文楊曾在文章中指出，回顧商周之變以后的3000年，無論王朝如何更換、治亂如何交替、疆域如何變化、民族如何遷徙，一個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定居文明始終存在于中華大地上，極為明顯地將自身與其他文明區別開來。

孫華告訴《中國報道》記者：“中國有‘托古改制’的說法，后來的改革家們為了尋找合理的變法依據，便力證古人就是這樣做的——要么追溯到夏禹，要么追溯到周公。”孔子崇周，一生致力于恢復“周禮”；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周朝已經成為一種政治理想或者先進文化的代稱。

不過孫華和楊文勝均認為，盡管殷周之際發生的變革歷史意義重大，但西周只是一個肇興。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眾多影響后世至今的思想流派發軔于此，各諸侯國紛紛進行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教育改革，才開啟了更大的統一秦漢王朝的時代。

撰文：《中國報道》記者 陳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