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士林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山西大同大學特聘教授，景德鎮陶瓷大學特聘教授，江西文化強省建設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兼任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等，著有《中國詩性文化》《六千里運河 二十一座城》等，《城市中國之道》譯有法文、俄文、英文版。

　　河南漢魏洛陽故城發現的魏晉時期水道的分流結構。新華社發

　　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2019年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發

　　陜西神木石峁古城東城門遺址（2014年攝）。新華社發

　　黃河寧夏段河道兩岸。新華社發

中國自古以農為立國之本，黃河流域是世界農業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由于農業和農村發展是商業和城市發生的基礎和條件，中國同樣是人類歷史上城市起源最早的國家之一。從四五千年前開始，這里就有城市出現，這里的先民們依偎在黃河母親舒展的臂彎，吮吸著黃河母親甘甜的乳汁，發展農業，營建城池，發明文字，推行禮樂制度等，告別蒙昧時代，進入文明社會。按照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些早期城市可能更像是“大農村”，但作為專門存儲黃河流域文明與文化創造的“容器”，它們不斷吸收、匯聚、傳播早期的農業文明與文化，有力推動了當時黃河流域內的農村聚落向更高形態演化，將城市的承載和服務功能提升到更高發展水平上。

黃河流域是人類歷史上“城市革命”的搖籃之一

關于人類歷史上的城市起源于何時何地，一直以來的主流意見認為，城市起源于五千年前，在這一時期的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陸續出現了古代城市。這一派的核心觀念即“城市革命”，它始于澳大利亞歷史和考古學家蔡爾德，又被其他學者接受并不斷深化豐富。蔡爾德把“農業革命”視作“城市革命”的重要基礎和先決條件。“先有農業革命，再有城市革命”，在今天已成為一種關于城市起源的常識。在世界最早的大河文明中，都是先出現了“農業革命”，繼而繁育出和養活了更多人口，再構建出較為復雜的分工體系及社會關系，最終才導致了歷史上城鄉的分離和城市的誕生。歷史上的黃河流域作為世界農業的重要發源地，也因此而成為地球上最早誕生城市的地區之一。在今天看來，蔡爾德等人當時只講黃河流域而不提長江流域，主要受當時中國文明起源、城市考古發現的局限，因此如今在這份“城市革命”的名單上，還應當為長江流域的古代城市補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但瑕不掩瑜，黃河流域在人類和中國城市起源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黃河流域城市的一個重要特征，即它們是人類歷史上“城市革命”的產物。歷史上以中原為核心區的黃河流域“城市革命”，不僅極大帶動了流域內農業文明的演化發展，也初步奠定了黃河文明在中華文明體系中的主干地位。在人類“城市革命”的年代，拔地而起的黃河流域古代城市，實證了中國古代城市文明并非經由其他地區傳播而來，而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自成一體、一脈相承的獨立系統。古代黃河流域城市還確立了人類城市的一些基本特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揭示出“城市不是或不全是經濟和市場的產物”。如考古學者張光直指出：“中國初期的城市，不是經濟起飛的產物，而是政治領域中的工具。”如城市學者芒福德所說：“過分強調市場在城鎮形成過程中的作用，這種論點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于有些歷史學家錯以現代社會的動機和意圖去解釋歷史現象。”這有助于完整和全面理解把握城市的本質和規律，既可以糾正至今十分流行的現代城市理論，特別是“經濟決定論”或“市場主體說”，還可以為深入認識古代的中國城市何以呈現出“政治和經濟關系過于密切”等特點，提供重要的理論方法和歷史論據。

黃河流域是古代中國城市重要誕生地和高等級城市集中分布區

以往我們談到黃河對中華文明的歷史貢獻，最習慣的表述是“搖籃”“發祥地”等。我認為，這個表述本身沒有問題，但需要補充的是，黃河流域古代城市在匯集、保存、傳播及推動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具有核心地位。黃河之所以成為中華文明的“搖籃”“發祥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遠古時代成功孕育了中國古代城市這個重大載體。

歷史上的城市起源早、等級高，是黃河流域古代城市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中國最早的一批古代城市，出現在黃河流域特別是中下游一帶，以夏、商、周的都城遺址為代表，這里還是遠古時代高等級城市集中分布的區域。后者的意義在于，實證了中原地區不僅是黃河流域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古代中國聯系更為廣闊的其他區域文明的樞紐，代表了古代中華文明和古代中國城市發展的最高水平。

黃河流域成為中國古代城市重要誕生地和高等級城市集中分布區，與黃河流域在遠古時期發生的“農業革命”密切相關。作為人類早期的大河文明之一，古代的黃河流域，其氣候、土壤適合進行農業生產，在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時期，就發展出了先進的旱作農業文明。隨著物質財富的積累和人口的繁育增長，規模較小的原始聚落不斷擴大、開枝散葉，農業逐漸成為推動黃河流域城市產生的主要動力和加速器。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關于黃河與黃河流域城市的基本關系原理：如果沒有黃河，就不會有黃河流域農業，而沒有黃河流域農業，則不會有黃河流域古代城市。進一步說，黃河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不僅直接影響了黃河流域農業的起源和模式，也深刻參與了黃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形態孕育和功能構建。

值得注意的是，黃河流域古代城市起源時期的環境與條件，決定了黃河流域文明“既要與自然相斗爭，又要與社會相妥協”的矛盾性格。一方面，與古代其他文明區域相比，諸如主要依賴雨季泥沙淤積形成的肥沃土壤進行農業生產的尼羅河、恒河流域等，黃河流域有自身特點，生活在黃河沿線的我國先民從事農業生產灌溉時，很多時候不能直接利用黃河，而是需要借助各種水利工程及設施，因此趨水之利和避水之害，始終是古代中華農業文明需要考慮和面對的頭等大事，司馬遷就曾感慨說：“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史記·河渠書》）而管子不僅把水患明確為“善為國者”必須首先去除的“五害”之首（《管子·度地》），同時還強調“溝瀆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是“國之貧”的根源（《管子·立政》）。這不僅促使先民選擇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方向，也因此促進了生產工具、農業知識與科技等發展。如關中平原的鄭國渠、寧夏和內蒙古的引黃古灌區、蘭州的水車等，都是黃河流域我國先民對大自然進行征服、改造和開發利用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由于“與自然斗爭”需要投入巨大的資源，這就不可能是任何單個的人所能勝任的，必須要集合和調動起群體的智慧和力量，由此也促進了黃河流域我國先民在一定程度上較早擺脫了原始宗教和巫術文化的羈絆，率先發展出注重集體和群本位的新型社會組織和文化精神。以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的寧夏引黃古灌區為例，在其流傳下來的包括“一套、一軸、一幅”的寧夏古河渠圖上，實證的就是中華民族實用理性精神在黃河流域演進的歷程。此外，在我國境內，黃河流域也更早綻放出文學的閃光，比如《詩經》就已開啟了現實主義文學的先河。

黃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等級高。這是由黃河流域古代城市在中國古代城市體系中的層級決定的。首先，在歷史上的黃河文明發展和興盛時期，黃河流域古代城市作為古代中國政治中心，長期執掌著現實的領導權。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一直是中國古代都城的集中分布區。如史念海先生指出：“自遠古時起，黃河流域即為都城所在。三皇五帝的傳說，就未遠離此域，夏商周三代更輾轉遷徙于其間。由秦漢以迄唐宋，咸陽、長安、洛陽、開封，迭為建都之地。都城所在，人文薈萃，歷久不衰。”李學勤先生則把地處“天下之中”的洛陽稱為“朝會、貢賦、交通和商業中心”。這是黃河流域古代城市，特別是發展水平最高的中原城市，在中國古代城市體系中一直享有崇高地位的主要原因。其次，唐宋以后，盡管政治中心先后南移或北上，經濟中心、文化中心逐漸轉至江南地區，但黃河流域作為孕育了中國哲學第一個黃金時代、哺育了漢唐王朝的重要地域，在思想、歷史、文化和價值體系上，始終擁有相當的文化話語權。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有一個作為知識來源和生活準則的重要成語——“詩云子曰”，其中的“詩”即《詩經》，又稱“周六詩”，是作為中華文明核心的周代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深深植入中華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實踐。其中的“子”是指諸子百家，作為中華民族在“軸心期”精神覺醒的最高代表，他們提出和闡釋的問題、方法、范疇、學說、思想、準則，在中國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均具有永恒的價值和重要的地位。

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城市數量多、標識意義大的地區之一

在古代，黃河被譽為“百川之首”和“四瀆之宗”，流域面積很大，適合發展農業，因此其流域內古代城市誕生，不是一種偶然的、孤立的和分散的現象，而是出現了一條由若干古代城市相互連接、如璀璨珠鏈般的黃河流域古代城市軸帶。同時，物質文明發達直接帶動了精神文化繁榮。今天黃河沿線的名城多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其原因也在于此。

從古代城市數量來看，如果說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城市的搖籃，那么黃河流域城市則是中華古代文明的容器。在創造了偉大璀璨的史前文明的同時，中華先民也營造了眾多用以儲存、匯聚、承載和傳播它們的城市。據傅崇蘭先生統計，“上下5000多年，在中國的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沿海和內陸的周邊地區產生過國家統一和分裂過程中的60多座重要都城、幾十座重要省城和2000多座縣城。2000多年前的西漢，全國約有5900萬人口，產生1600多個縣城，其中許多縣城和鎮都延續下來，直到今天。這是世代中國人創造的人間奇跡，是中華民族勤勞、勇敢、堅忍不拔的毅力和無窮智慧的象征。”

從古代城市的空間分布看，古代中國城市主要產生于黃河、長江流域。但在“一江一河”之間，還可以進行更深入的比較分析。過去曾有觀點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中心，現在的一般意見是中華文明有兩大核心板塊，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同為中國城市的搖籃。但由于黃河流域古代城市在中古以后日漸衰落，近現代以來這種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于是出現了一種“褒長江、貶黃河”的片面觀點。從總體上看，由于中國最早的城市、文字、青銅器、禮樂制度等都起源于黃河流域，千百年來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歷史以及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對任何貶低黃河文明的片面觀點，都是不能贊同的，也是應加以糾正的。從歷史上看，在中國古代經濟和文化中心南移之前，黃河流域一直是都城集中分布區和文明發展引領區，承載了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最主要和最重大的發明和創造，特別是中國歷史上知名的漢唐王朝均建都在黃河流域，不僅形成了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眾星拱月、群星璀璨的中國古代城市總體格局，同時也對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發揮了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重大作用。

再說文明標識。城市是文明和教化的別稱，這是在中外文明起源研究中得出的基本共識。在英語中，“文明”（civilization）一詞即源于拉丁文的“civitis”（城市）。在漢語中，“文明”一詞最早見于《易·乾·文言》和《尚書·舜典》，基本含義是以一套禮樂符號及形態來標識開化民族。此外，有些學者盡管沒有使用“城市”的概念，如張光直認為，“把一個文明的成長程序看作是人類之逐漸創造一個比較大而且復雜的環境”，包括了“巨大的建筑物、文字以及偉大的美術作風”。他所說的“文明”也就是“城市”。由此可見，在起源意義上，“文明”和“城市”本就是指同一個東西。文明作為人類的創造，是以一系列不同于自然界的符號、形式、系統為標識的，既可能是文字、鐵器、禮儀，也可以是地標性建筑、偉大工程、高度繁華的城市。就此而言，黃河流域古代城市是中華文明最突出、最重要和最具綜合性的精神標識之一。如中華民族最為自豪的“盛唐氣象”，就可以通過詩人筆下的長安城來管窺一二，如駱賓王的“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帝京篇》），又如王維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等。

歷史上，任何一個民族的文明探索和創造，往往因古代城市的平臺才能發揚光大或傳承下去。在古代，城市不只是在某些局部和某個階段優越于鄉野，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古代文明發展的方向和古人的更高理想。黃河流域古代城市，它們代表的是一種比黃河流域鄉野發展水平更高、更有遠大前程的文明演化路徑。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盡管黃河流域以農耕文明為本質和底色，但其文明成果卻匯聚于城市并通過城市而傳播到各地。這是由城市作為人類空間聚落的性質和功能所決定的。從歷史上來看，古代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組織演化到了一定程度，人的精神需要和文化創造力得到比較充分展示之后，才會有文明即城市的誕生。后者不僅吸收、匯聚了農業文明和農村文化的精華，也超越了早期農業文明發展的自發性、分散性和偶然性，為更加自覺、更大規模和更加系統的文明發展演化提供了可能。而古代城市數量越多、等級越高，則其貯存并流傳文明的功能就愈強大，同時，作為空間地標和精神標識的意義也就越突出。因此，黃河流域古代城市成為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文明標志和精神象征之一，并在古代的中華文明意識構建和華夏文化認同中持續發揮著主導和引領作用。

在黃河流域城市，集中了中華古代文明精髓和中國古代文化精華，是文化元素最齊備、文明標識意義最重大的區域之一。以黃河流域的古都邯鄲為例，在戰國時代，邯鄲作為趙國首都長達一百多年，在漢代曾躋身于全國六大商業都市之列。盡管今天的邯鄲已遠不如昔日，但其深厚的文化積淀仍能令人遙想其當年的歷史風采。據統計，在今天的中國語文中，與邯鄲有關的成語典故有1584條，其中的“邯鄲學步”家喻戶曉，而“胡服騎射”則是影響中華民族融合的大事件。以著名的“前四史”（《史記》《漢書》《后漢書》和《三國志》）為例，其中記載的重要時刻、重要地點、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思想等，都主要發生在黃河流域的城市，它們深刻影響了中華文明走向和民族精神性格建構，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

黃河是中國城市空間格局與城市精神性格的主要建構者

心理學認為，童年的環境和經驗，對人的一生都會產生重要影響。與之類似，一個文明的早期環境和經驗，對未來的發展道路同樣具有重要的定向作用。具體到黃河流域古代城市，由于地處中華文明核心區，加上兼具人類“城市革命”的搖籃、中國城市重要誕生地、高等級城市集中分布區，以及城市數量眾多、文明標識意義重大等特征，不僅直接影響了中國古代城市的總體空間布局和歷史演化進程，對城市文化性格和精神氣質同樣具有“生氣灌注”和“潛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在空間布局上看，規劃界有一句話叫“千年建城”。與“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相比，城市建設需要更長的時間周期。因此城市第一次的選址、建設和布局要非常慎重。作為中國城市“千年建城”的開始，黃河流域古代城市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和顯著特色。以漢唐兩朝的都城長安為例，它的選址和續建都不是偶然的。早在公元前202年劉邦定都于此并定名“長安”前，遠古時代的“藍田猿人”和新石器時代的“半坡氏族”，就曾在這一地域繁衍生息。西周時期，周文王和周武王又在此修建了“豐”“鎬”二京。到了秦代，阿房宮的大部分建筑也坐落在此地。以上這些，既是漢代選擇長安作為首都的主要背景，也是后來隋唐兩代“改擴建”的重要基礎。盡管隋文帝放棄龍首原以北的故長安城，于龍首原以南漢長安城東南選擇新址建造大興城，唐朝再改隋大興城為長安城并加以營造，但總體都是在原有基礎上增加或拓展，而很少完全“另起爐灶”。除了擁有地理空間上的繼承關系之外，由漢唐長安城開始的都城選址、規劃、結構及功能分區，在中國建筑史、城市史上也樹立了重要標桿和范式，對后世其他地區的都城和城市建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黃河不僅是古代城市的搖籃，在中國城市空間格局變化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黃河在歷史上經常發生決口、潰堤、改道等，每次都必然殃及沿線城市，不僅直接影響到單個城市的興衰，也因其巨大的破壞力量而改寫中國古代城市的總體空間格局和發展進程。歷史上，黃河的每一次改道，都會直接淹沒、毀滅一些城市，也會在新水道兩岸催生出一些城市。因為需要黃河提供的豐富水資源，黃河沿線的這些城市不可能拋棄黃河而去。每次洪水泛濫之后，那些仍在黃河沿線的城市很快會劫后復生。比如今天的開封，在歷史上多次被淹，形成了“城摞城”的獨特城市形態。但也有一些城市，因為遠離了河道而淪為廢墟。

在精神性格方面看，黃河流域城市的早期經驗及價值取向，深刻影響了中華文明價值體系構建和中國城市精神性格養成。在我的《中國詩性文化》一書中，曾作過如下分析：“熱帶農業最初建立在芋、薯等根塊植物及香蕉、面包果之類的富含淀粉果實上，而溫帶農業最初只是種植稻子和谷物。前者不僅從自然中可資借鑒處頗豐，而且其食本能很容易得到滿足，所以食本能在熱帶農業區始終未能成為生存的中心問題”，但在黃河流域則完全不同，“食本能的滿足，一直是自青銅時代到軸心期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從備受贊揚的篳路藍縷、胼手胝足的大禹創業精神，到墨家強調共同勞動、節儉消費的大同理想，乃至孔孟強調以養人之欲為核心的仁心與仁政，都是為了能夠使食本能獲得充分滿足。”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講到中原風俗時，說“其俗纖儉習事”，這句話可以譯作“勤儉節約，諳于世故”，可以說深得其中三昧。在歷史上的黃河流域之所以產生實用理性精神，并作為古代中華文明體系的核心內容之一，始終引領著古代中國文化走向現實的主流，這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司馬光《過洛陽故城》）由此可知，不僅是因為大自然饋贈的慷慨和富饒，也因為歷史上它的吝嗇和壓迫，極大提升了黃河流域人民的精神素質與創造熱情。同時，為了回應大自然的刺激和挑戰，在黃河流域萌發的憂患意識和奮斗精神，在歷史進程中一經點燃，就再也沒有熄滅過。黃河流域古代城市，既是黃河精神和文明火種的主要發生地，也是它們得以保存、傳承和發揚的堅強堡壘。我以為，深入研究黃河流域城市的規律和特點，全面闡述其文明價值和文化精神，不僅有助于發現黃河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的主干道，也可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參照。

演講人：劉士林 演講地點：河南大學網絡講座 演講時間：202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