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字節跳動古籍保護專項基金日前宣布，全面啟動在全國范圍內修復來自國家圖書館、各地方圖書館、博物館等機構的105冊（件）古籍。這也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字節跳動古籍保護專項基金于今年6月在國家圖書館啟動以來，在推動我國古籍修復、人才培養、古籍活化與數字化工程方面邁出的最新進程。

此次入選的書籍涵蓋《永樂大典》善本1冊、輿圖繪本24幅、樣式雷圖檔30幅、金石拓本13件，以及中醫藥、少數民族文字等類型古籍37冊（件），其中《醫門普度》是一部涉及流行性傳染病的綜合性著作，編錄了吳又可《溫疫論》二卷、孔毓禮《痢疾論》四卷等醫學著作，對現代醫學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這些古籍來自國家圖書館、各地方圖書館、博物館等機構，修復工作均由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負責，將在1-2年內完成。

今年7月28日，字節跳動公益還聯合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國家圖書館發起“尋找古籍守護人”活動，招募創作者通過抖音、西瓜視頻、今日頭條等平臺，創作相關內容、推動古籍活化、助力傳統文化傳承。目前，已有來自不同領域的九位專家學者、文化名人和抖音達人加入該活動，同時因其在各自領域的專業度和影響力，更成為“古籍宣推官”。這其中就包括了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副主任張志清，古籍修復專家杜偉生，漫畫家蔡志忠，學者周國平等。

日前本報與字節跳動公益聯合主辦的“互聯網時代，如何推動古籍保護與傳播”研討會上，滬上專家學者們一致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要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要增強全社會文物保護意識，要加大文化遺產保護力度。互聯網時代，人們閱讀的便利性、豐富性已經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但也正因如此，保護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須與時間賽跑。加強中華文化古籍保護和傳承，推動修復、活化和傳播能力建設，對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有著重要意義。(汪荔誠)

陳超(上海圖書館館長):互聯網時代，如何傳承古籍

要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提高文物研究闡釋和展示傳播水平，讓文物真正活起來，成為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厚滋養，成為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名片。

互聯網時代如何推動古籍保護與傳播？部分古籍的回歸只能以數字化的形式來實現。今年剛剛結束的《大唐氣象》碑帖展展出了唐碑宋拓，吸引了大量的書法愛好者。如何做好展覽？如何讓線上展和數字展更精彩？在這個領域，需要字節跳動在內的互聯網技術、平臺一起合作。

處在互聯網時代，要積極探尋傳統文化傳播的新路徑、新方式。去年，圖書館員做了一個小嘗試，在網上開一個平臺，讓古籍研究的專家、館員在互聯網上說善本、講碑帖、說稿本、講家譜。

在編書方面，除了和出版界合作，還應該和互聯網界合作，探索新的編書模式和方式。

按照國家的要求，這十余年來，上海圖書館對開展的珍貴古籍的名錄、重點保護古籍單位的評審等一些職能都在實施。目前已經有六批，分藏于本市各收藏單位的1473種古籍，入選了上海市珍貴古籍名錄。在此基礎上，930種古籍被推薦入選了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上海的9家古保單位被頒發了上海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名牌。十多年來，上海圖書館一直督促本市古籍普查工作，這也是一項社會普及工作。上海圖書館還組織多次古籍修復技能的競賽、培訓、研修，培養古籍修復的人才。

古籍修復工作，其實是廣義的編書的內容，是整理、修復、應有之義。需要高科技和新技術的支持，例如化學領域的支持等。上圖也在建實驗室，賦予古籍保護工作更多新的空間。

在當下，印書因為互聯網、數字技術的幫助而賦能。數字化數據庫建設，如何加速？如何讓孤本不“孤”？互聯網時代下，怎么樣去復制？衍生了諸多技術和學術問題，值得研究和探討。

值得欣喜的是，字節跳動這樣的互聯網的企業，來主動關心、關注這個領域。作為古籍保護的傳統機構，圖書館、博物館、高校，要用好這樣的市場力度。

上海圖書館和上海市古籍保護中心，非常愿意和各界一起展望未來，共同演繹，不斷地推進上海地區的古籍保護和傳播的工作。擔負起時代賦予的使命，把中華典籍，中華文化傳送下去，發揚起來。

楊光輝（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互聯網環境下的古籍保護與傳播漫談

身處互聯網時代，如何推動古籍保護與傳播，讓古籍更好地活化傳承？不僅要讓古籍“飛入尋常百姓家”，還需要解決古籍保護的經費、法規和人才等一系列相關問題。

目前古籍保護有一個困境，有一句話叫作“哈佛或者東京很近，北京很遠”，簡而言之，即日本、美國等古籍資料網上發布多，容易獲得；中國本土的古籍網上資源發布少，獲取不易。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已將館藏十九種古籍相關數據庫資源全部開放，可以網上自由瀏覽，有望改變網絡古籍數字資源的中外格局。

建設上海古籍保護與傳播數字聯盟，很有必要。畢竟上海地區是古籍資源收藏重鎮，“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就有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館、復旦大學等七家，上海檔案館、方志辦、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上海圖書公司（博古齋）等紙質文物收藏也很豐富，如果成立上海古籍保護與傳播數字聯盟，將各自特色館藏數字化，提供網絡服務，將有力促進上海乃至中國古籍數字資源的釋放與活化。

同時，當下民間古籍書源日漸枯寂，如果能建設公藏機構古籍復本互聯網交易平臺，有利于古籍資源流通和活起來。目前孔夫子舊書網是民間最重要的網絡交易共享平臺，建議國家出臺特殊政策，將國內公藏機構三個以上的復本古籍釋放出來，建一個互聯網共享交易平臺。不僅節約大多數收藏機構的物理空間，更可促進古籍流通活化利用以及避免數字化重復建設。

古籍數字資源大量上線后，不管是圖像版抑或全文數字版（“全文索引等于沒有索引”——杜澤遜），如果不做標引，發現和利用起來就非常困難，很難達到流通傳播的目的。因此，還需要推廣古籍索引。目前中外發布的古籍數字資源普遍存在圖像版精度不夠、深度標引（人名、地名、書名、主題等索引）缺少等問題，對廣大非專業學生和普通民眾缺乏吸引力。中國索引學會正在為上海方志辦編制《上海府縣舊志綜合索引》，如果上海古籍出版社將上海府縣舊志全文數字版與索引配套上線，會有力促進基于上海方志文獻的上海歷史文化的普及與利用。

古籍保護和傳播的核心問題是什么？是經費、法規和人才。如何破解這類問題？一方面，可以設立古籍保護專項資金。從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以來，長三角的浙江、江蘇等都有省級古籍保護專項增量資金投入，上海古籍保護中心相對缺少，期待補上。

另一方面，可以參考國家《文物保護法》《公共圖書館法》和湖南省《古籍保護與服務規范》等，制定《上海古籍保護條例》，規范和指導上海地區古籍數字資源的公開上網服務，切實保障民眾查閱使用古籍數字資源權益，同時保障圖書館古籍保護條件和人力資源。

與此同時，培養能實現沉浸式古籍體驗的高端古籍保護人才也至關重要，讓既懂數字人文，又懂人工智能的復合型人才來參與古籍活化。

“上海市古籍保護中心”作用也需要強化，籌設古籍保護與傳播專項資金，還需要籌建若干所“上海市級古籍保護與傳播實驗室”，保障古籍保護技術革新，培養高精尖科研人才；籌建“上海書籍醫院”，培養書籍醫生，向全世界提供古籍/紙質文物修復保護的高端服務。

古籍的保護，離不開紙張，可以借助上海辰山植物園建設“世界造紙植物科普園”，開發代表國家的“紙名片”——“開化紙”，籌建造紙植物科普園與上海手工紙博物館。

家譜是古籍中非常重要的一種載體。《文匯報》曾發表《每個家庭都應該有一本家譜，暑假跟復旦古籍專家一起制作“線裝家譜”》專門予以報道，可以推廣“中國好作業”——“我的家譜我來做”。采取網上舉辦+線下體驗結合的方式，推廣中小學生制作線裝家譜。校園曝書節、市民曬書節方式可以將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以及私人收藏打通，共同舉辦曝書活動，通過互聯網全球直播，實現“全城、全國、全世界”參與。

當下，中小學生鮮有機會接觸到古籍，相比之下，漢服、唐裝、旗袍等傳統服飾反而距離近一些。若是可以在中小學教材中增加一本傳統裝幀藝術形式的書，既可學習欣賞，又可收藏流傳。通過設置網絡制作課堂，讓師生參與學習制作傳統書籍。那么古籍，對于中小學生就不會那么陌生。

欣喜的是，字節跳動等受青少年關注和喜愛的網絡平臺大力參與古籍保護和傳播，對于擴大古籍保護的社會影響力，培養新一代學子對古籍保護大有裨益。

張濤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執行院長):古籍牽手數字媒介，傳承歷史與文明

古籍的讀者和研究者畢竟是小眾的，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對古籍的認知和理解是有限的，古籍文盲、半文盲占據了中國的大比例人口。古籍之于中國的價值、之于中華文明的命運，不僅取決于小眾的古籍專家，還取決于占據大比例人口的古籍文盲、半文盲，畢竟這大多數構成了國民的基本盤。古籍不僅僅是古籍專家、文物專家的專場，而是所有國人乃至人類的共同財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活在歷史的延長線上，因此多多少少與古籍有關。古籍是歷史文明的物質性載體，即便那些沒有機會和能力零距離接近古籍的人，也并非與古籍無關，他們或遠或近，忽明忽暗與幽遠的歷史關聯。

歷史往往以兩種方式存在：一是以有形的方式存在，古籍是有形歷史的顯性載體；二是無形的方式存在，表現為隱性知識和默會知識。在我看來，二者是關聯的，失去了前者，后者就成了無源之水。古籍作為物質性存在，往往是不可再生，脆弱的，其一旦受損，多是不可逆的，即便可修復，也是缺憾的。因此說，古籍保護不僅是古籍專家和文物工作者的事情，更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責任。

互聯網之與古籍，似乎一個在火星，一個在水星，一個代表遙遠的過去，一個代表熱氣騰騰的現在以及無限可能的未來。前者是古典媒介，后者是新媒介，二者代表兩種媒介形態，兩種文明形態。古籍代表古典文明，承載中華傳統文明和歷史，互聯網代表數字文明，承載當下和未來。對于活在當下、面向未來的我們而言，互聯網成為連接萬物、網羅世界的天羅地網，它無孔不入地介入蕓蕓眾生的生活日常，成為記錄家事、國事、天下事的即時媒介，成為書寫個人、社會和國家歷史的主體載體。

在互聯網所編織的信息海洋中，古籍容易在公眾的視野中沉沒，在滿眼滿屏的信息中，古籍消隱在公眾注意力之外。長此以往，古籍與人們的關注愈來愈遠，以至于被人們所遺忘。不能奢望公眾把興趣聚集到古籍上來，相對于互聯網而言，古籍的門檻是高的，遠的，也是冷的，遠不及互聯網這么近，這么貼心貼肺，但古籍需要保護，需要公眾的集體呵護，也需要政府機構和社會力量的積極、有效的照拂和應援。

今天，互聯網頭部平臺字節跳動出于公益動議，施以援手，致力于古籍保護、數字化、活化工作，體現了互聯網頭部平臺的前瞻視野和社會責任感。數字媒介牽手古典媒介，將數字文明與古典文明緊緊連接在一起，演繹了中國媒介史的一段佳話。

高克勤（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做好古籍保護工作，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保護古籍，首先是從物質形態方面把現存的古籍保存、保護好。隨著科技的進步，古籍保護的方法和手段一定會日趨先進和有效。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為古籍保護工作開辟了新的天地。古籍的數字化保存，幾乎使古籍的保存時間通向了無限，同時使古籍的利用更為便捷，將進一步推動傳統古籍整理向數字化的轉型：OCR文字識別技術的發展，相當程度上克服了古籍文字識讀、錄入的瓶頸，將極大解放古籍整理的生產能力；大數據、互聯網、云存儲等技術的迅猛發展，推動了古籍數字化由最基本的文獻閱讀和檢索，向古籍整理的知識化服務邁進。

學術界通常把從先秦至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前的數千年間，在中國大地上書寫、刊刻或印刷的書籍，包括從商周的甲骨文、金文到漢代竹簡、帛書，再到后代汗牛充棟的寫本、抄本、印本這些書籍稱為古籍。古籍承載著豐厚的歷史和文化內涵，是中華民族文化主要的物質載體，是中華民族文化創造力的不竭源泉。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是與文獻記載的傳承分不開的。

由于年代久遠，古籍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在時代背景和語言敘述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小的距離。要掃清閱讀障礙，就必須對古籍進行整理。古籍整理包括為使古籍更便于閱讀和利用而做的各種形式的學術工作，也泛指甲骨文、金文、竹簡、帛書、石刻、文書、檔案等古代文獻的整理。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據統計，已經整理出版的古籍約有二萬余種。加上民國期間整理出版的古籍約一萬種，已經整理的古籍總共也就三萬余種。以古典文學作品而言，總集從《詩經》《楚辭》以下的各個朝代各種文體作品基本上都有整理本，除了前人編的《全唐詩》《全唐文》等有標校或斷句本外，今人新編的有《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宋詩》《全元詩》《全宋文》《全元文》《全唐五代詞》《全宋詞》《全金元詞》《全元戲曲》《全元散曲》等；別集較好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和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詩文評方面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郭紹虞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小說方面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本小說集成》和中華書局出版的《古本小說叢刊》；戲曲方面有商務印書館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出版的《古本戲曲叢刊》。以歷史典籍而言，著名的有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資治通鑒》等。雖然重要的古籍多已整理出版，但還有遺珠之憾，而且隨著時代和學術的進步，即使已經整理過的古籍，也有修訂甚至重新整理的必要。所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仍然任重道遠。

古籍整理是一種嚴肅且又艱巨的工作，要求整理者不僅具備古漢語和版本校勘學的知識，而且還要具備對整理對象有關的一切知識。同時，古籍整理者應該有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劍的精神，而絕不能草率從事、急于求成。整理古籍的首要在于存真，保留古籍的最初面貌。從研究和普及的角度來說，古籍僅有影印本是不夠的，為了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需要做進一步的整理，如標校、注釋、今譯等。這樣才能更好地汲取精華，傳承并弘揚優秀文化。

顧宏義（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員）:化身萬千——數字化時代的古籍保護與傳承

使古籍能“以人傳人”，通觀古今，大致有三大途徑。其一，通過精心的修復、保護，延長傳世古籍之壽命。其二，通過復制、出版等手段，使古籍“化身萬千”，傳布人間。其三，對古籍加以注解、詮釋，以便于世人尤其是初學者得以閱讀、領悟古籍所記載的古人思想、知識的精粹，從而樂于投身于對古籍的保護、傳承之事業。

因國家支持，社會關注，今日古籍的出版，尤其是影印出版方面，已非以前所能比擬，即傳世的重要著述大多已得到出版，使得古籍尤其是善本的保護、收藏與利用之間的矛盾大為改觀，大大便利了世人的閱讀、利用。同時，文獻數字化建設的日新月異，也進一步對人們地閱讀、利用古籍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便利。然而上述三個方面，仍存在不少可以改善、提高之處——

面對數量浩瀚的古籍急需修復，而修復人員需要相應的文史知識、美學知識與古籍保護修復知識、技能等，迄今修復保護人員的整體數量及其素質等，皆與所要承擔的任務頗有距離。因此，是否利用上海地區的相關力量，整合協調，設立一個古籍保護、修護機構及其教育機構，在開展古籍修復、保護工作的同時，加緊相應人才的培育，以滿足當下與今后古籍修復保護工作之需要。

同時，就出版印刷質量、選題優劣等而言，頗給人以魚龍混雜之感，且存在相當數量的重復出版問題。今年古籍出版資助申請，就發生了一種篇幅相當可觀的古籍整理，兩家出版社撞車之事，兩家整理之思路、方式等大體相同。此顯然是缺少信息溝通所致。因此，為避免資源浪費，可否由政府組織，或委托大學或出版機構，構建一平臺或協調機構，對已出版之古籍整理著作與影印著作，以及將要整理出版、影印的古籍情況，作一匯總，利于對基本古籍、一般古籍等進行分類管理，也便于整理者、出版社了解相應的整理、出版信息，更利于讀者了解并選擇適合自己需要的古籍及其整理著作。

古籍數字化以及數字化信息資源的共享服務問題也不容忽視。國家應出臺相應的規定，得到國家資金支持的數字化古籍資料，應盡可能的都予以上網，讓全民共享。但限于條件，資源上網共享，可分批進行，首先選擇提高國民素養的基本古籍，并選擇其中有版本情況良好的傳世本，以及整理與注釋優良者，先上網；然后再選擇一般古籍，而后選擇較為冷僻的古籍等等。

在數字化迅速發展的當下，應充分利用各種國家的、民間的有利資源，構建古籍保護、利用和數字化信息資源平臺，通過加強信息傳遞、管理，通過古籍整理、出版，通過將數字化古籍上網共享等手段，以滿足不同層面的讀者、研究者的需要，從而讓廣大讀者、研究者充分享用數字化資源共享所帶來的現代化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