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相繼推出《秦崩：從秦始皇到劉邦》、《楚亡：從項羽到韓信》后，歷史學家李開元的新書《漢興：從呂后到漢文帝》今年再次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六年間，由六個歷史人物領銜書名，李開元的歷史敘事“三部曲”由此告一段落。

“三部曲”從公元前256年，劉邦出生于楚國沛縣開始，結束于公元前157年，漢文帝劉恒病故長安。時間的跨度，整整一百年。百年歷史，風云突變。華夏大地，經歷了戰國、帝國和后戰國三個時代。然而細讀“三部曲”的內容，則不難發現李開元所敘述的歷史，集中在后戰國時代。

后戰國時代，起源于秦楚漢間。而所謂秦楚漢間，即司馬遷于《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所截取的八年時間，始于秦末亂起的秦二世元年（前209），終于漢王朝建立之高帝五年（前202）。其時間雖然短暫，歷史變動卻非常劇烈，秦王朝在此期間崩潰，戰國七國在此期間復活，項羽在此期間稱霸天下，分封十九國。劉邦也在此期間戰勝項羽，接受楚、韓、淮南、梁、衡山、趙、燕等七國國王的推舉即皇帝位，建立了漢王朝。

在李開元看來，后戰國時代是秦帝國崩潰后的歷史斷裂與歷史轉型——楚漢爭霸，劉邦勝出，由此開啟兩漢四百年的歷史。但在劉邦稱帝的幾年中，君臣矛盾升級，匈奴南下覬覦，呂氏專權跋扈，宗室蠢蠢欲動，直至代王劉恒入繼大統，漢朝才從興起逐漸走向興盛。在史家眼中，這段時間具有深遠的意義：不僅顯現在秦末漢初的六十年間，更隱現在中華帝國兩千年歷史的背后。

在“三部曲”的前兩部《秦崩》《楚亡》中，以歷史人物為中心，李開元融入了山川地理、戰爭實況、時代風貌等方方面面的描述和分析。史籍中某些一筆帶過之處得到了詳盡闡發，流暢的文字背后，是對文獻、考古、歷史地理、實地考察乃至合理推測、個人感悟等多種手法的綜合運用。曾有媒體報道中指出，如果除去民間“某朝那些事兒”式的通俗寫作，在內地的史學界很難看到這樣的“敘事史”，“它似乎不合于當前的學術規范和學科制度”。

對此，李開元在《漢興》的“結語”《尋找文化家園》一文中做了回答。“2016年初，我從服務多年的大學退休，結束了三十多年的教書生涯。伴隨退休，我終于獲得人生的自由。從此以后，不再為五斗米折腰，不再為機構效勞，不再看那些不想看的臉色，不再寫那些不想寫的報告，將余生留給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同年六月，我將舊著《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增訂完畢，交給三聯出版。隨后下定決心，推掉一切邀請，謝絕一切聘任，專心于《漢興》的寫作，不能讓“終身之志”成紅樓夢。”

1978年，四川成都人李開元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82年畢業后，留校擔任教員五年。1986年底，他東渡日本留學，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日本就實大學人文科學部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主要研究秦漢史。近日，他在海外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電郵專訪，以下以對話形式呈現。

對話

“‘三部曲’是基于史實的歷史敘事，是可信的史書”

澎湃新聞：我們都知道你本人是很崇敬漢代史家司馬遷的。這本《漢興》從《史記》中有哪些借鑒，同時又有哪些創見與補足？

李開元：司馬遷不但是中國的史學之父，也是東亞世界的史學之父。《史記》，不但是中國古典史學的峰巔，也是世界古典史學的峰巔。《史記》開創的史書體例：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堪稱人類文化史上的偉大創造，至今依然深刻地影響著我們。

我寫復活型歷史敘事三部曲，正是想要在以《史記》為表率的中國史學傳統的基礎上，廣泛吸取世界史學的優秀經驗，融會貫通，探索一種新的歷史敘事形式。這種新的形式，能夠彌補既有的歷史表現形式的不足，將我對歷史的認識，完美地表達出來。

前面已經說到，《史記》所開創的紀傳體史書體例，是古典史學的峰巔，極大地豐富和擴充了史書的表現空間，是我們永遠敬仰和代代繼承的寶貴財富。不過，同任何史書的體例一樣，紀傳體史書也有其不足的地方。紀傳體史書，以人物為中心。其中，本紀以帝王生平紀年，簡略記載大事；列傳詳細記載各類人物事跡；專門事項，放在書中。從而，一件綜合性的歷史事件，分散在不同的篇章中，閱讀的時候，必須彼此參見，讀起來歷史常常斷裂不清，時間最容易錯亂。

有鑒于此，我參照了編年體史書，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紀事本末體史書，如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也參照了近現代中外各種史書的寫法，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鹽野七生的《羅馬人的故事》等，也大量參照各類文學作品，包括偵探小說的寫法，自創一種新形式的史書書寫形式，寫成《秦崩》《楚亡》《漢興》三部曲。我將這種新形式的史書書寫形式，命名為復活型歷史敘事。

澎湃新聞：能否具體闡述下你的“復活型歷史敘事”？

李開元：對于復活型歷史敘事的特點，我有一個簡明的公式表述：（文獻＋文物＋考察）×（敘述＋聯想＋感懷）＝復活型歷史敘事。乘號之前的括號內容，講的是史料。文獻、文物和實地考察，是歷史學的三種基本史料。史料的收集、鑒定和選擇，是歷史敘事的基礎，體現史家求真的嚴謹。乘號之后的括號內容，講的是表現方法。如實的敘述中，加上合理的聯想和自身的感懷，體現了史家對于史真的鮮活追求，歷史學之美，也由此體現。可以說說，沒有（文獻＋文物＋考察），敘事就是沙上之塔；沒有（敘述＋聯想＋感懷），敘事就是散亂磚瓦。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歷史敘事就可以成為根基牢固的美麗建筑。

話到這里，就一個長久困擾的問題，我想做一個明確的回答。三部曲的寫作，前后有二十年，這三部書，究竟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書，一直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五花八門。有人說是小說，有人說是歷史演義，有人說是通俗讀物，有人說是公眾歷史寫作，也有說是專業寫作加上通俗寫作，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入到通俗讀物中……。

對于這個困擾多年的問題，不僅讀者、文化界和學術界，我自己也有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以后有機會再細談。《漢興》出來以后，我回顧二十來年的探索，通觀三部曲和我自己的其他著作（包括《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 軍功受益階層研究》，《秦謎 重新認識秦始皇》等）大致有了一個明確的認識：三部曲，不是小說，不是演義，也不是科普，不是通俗讀物，不是公眾歷史寫作，而是基于史實的歷史敘事，是可信的史書。更具體一點，三部曲，是復活型歷史敘事，一種新形式的史書，可信度高，可讀性強。三部曲中所有的時間、空間、事件、人物和器物，都是經過考證的，是可以證明和證偽，可以討論的。

澎湃新聞：可信度與可讀性，分別對應著艱苦的研究與敘事的表達.你怎么看這兩者的關系？

李開元：基于這種認識，我做了進一步的提升總結——研究和敘事，是承載歷史學的兩輪，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三部曲的寫作，是重振敘事的努力，為歷史學收復了失地，拓寬了領域。歷史學家，不但要研究歷史，書寫歷史的重任，也應由歷史學家來承擔。

對于這種認識，在《漢興》的推薦語中，著名歷史學家邢義田院士如此寫道：“歷史敘事，是歷史學的源頭活水。喪失敘事能力，是近代歷史學的弊病。在李開元教授的復活型歷史敘事三部曲《秦崩》《楚亡》《漢興》中，我不但看到了歷史學家重振敘事的卓越努力，就歷史應當由誰來書寫的提問，我也聽到了明確的回答。”邢義田教授的這段話，言簡意賅，表達了我對歷史敘事的追求和理解，也表達了對于歷史敘事的理解和認識，正在一步一步，一點一滴地深入到歷史學界，擴展到學術界和文化界。

“在這本書中，我講了很多個人的故事”

澎湃新聞：看了《漢興》中《千年古問》和《當皇帝的滋味》兩小節。劉邦出身寒微，他自言嘗到當皇帝的尊貴，是叔孫通設禮朝會。你怎么看待叔孫通的“識時務”和“懂實務”？

李開元：《千年古問》的歷史場所，是在洛陽南宮。《當皇帝的滋味》的歷史場所，是在長安長樂宮。阿房宮在咸陽，是一座未曾建成的宮殿。劉邦領軍接受秦王子嬰的投降，和平接管咸陽時，他進入的是秦國的正宮——咸陽宮，空間位置，各不相同，體現的歷史風貌，也各有千秋。

劉邦之所以能夠嘗到當皇帝的滋味，是因為叔孫通為他設計了一整套體現尊卑等級的朝會禮儀。尊貴的崇高感，最能在高大的殿堂，莊嚴的儀式中體現。借助于建筑和儀式的力量，提高領袖人物的權威，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做法。都城和宮室建筑，是我在《漢興》中特別用心用力的地方。在《當皇帝的滋味》中，參照最新的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依據長樂宮的建筑樣式，盡可能地復原了漢朝的朝會大典儀禮，有心的讀者，可以細讀體會。

叔孫通其人，有兩種文化背景，兩種文化身份，首先是游士，其次是儒生。二者都與他的出生地薛縣有關。薛縣是戰國四大公子孟嘗君的封地，也是游俠術士的移居聚集地，受此風氣的熏陶，叔孫通機警靈活，通達圓潤，有游士之風。薛縣又臨近孔孟故鄉鄒魯之地，受此風氣影響，叔孫通好儒修文，成為一代文學之士。

叔孫通的仕途，能夠從秦始皇、秦二世、項梁、楚懷王、項羽，一直走到劉邦，從游士的角度來看，正是識時務者為俊杰，一位高明的游士。戰國游士，游說之術各有專長，所謂諸子百家是也。叔孫通的專長，在于禮儀制度，最是儒家所長，后代將叔孫通歸入儒家，正是基于于此。

所以說，從這兩個方面看，所謂的通儒叔孫通，應當是一位游士＋禮儀專家。游士的身份，使他能夠審時度勢，與時俱進，禮儀專家身份，使他能夠在戰亂后的制度建設中找到位置，嶄露頭角。漢初盛行黃老思想，儒家并無地位，后世儒家，找到禮儀專家叔孫通，封為經世致用的通儒，用來填補儒家不在歷史主場的欠缺，同時，對他的游士之風，難免也有怨言非議。

澎湃新聞：淮陰侯韓信的結局令人唏噓，《漢興》中有為他昭雪的意思。同時，“兔死狗烹”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作為開國的軍功者該從中汲取什么樣的經驗教訓？

李開元：韓信以謀反罪被滅族，是漢初歷史上最大的一樁冤案。為韓信謀反冤案洗白的內容，本來打算寫入《漢興》中。寫作中發現，這件冤案，實在是太復雜，太深沉，必須放在漢帝國的政權理念從共天下轉向家天下的歷史背景中，作為劉邦一一消滅異姓諸侯王計劃中的一部分來寫，才能說得清楚明白。如此一來，不但事情將涉及所有的異姓諸侯王，篇幅將大大增多，而且寫法也近于專題破案，與行云流水的歷史敘事不太契合。于是放棄了，留待將來。有心專門寫一本《秦崩楚亡漢興的歷史教訓》。已經是題外的話，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何日了。

不過，細心而有想象力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我在《漢興》中已經為韓信冤案的洗白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鋪墊。這個重要的鋪墊，在第五章第八節《誅呂之變》和第十一節《長安城未央宮》中，有心的讀者，只要仔細讀過這兩節，了解到在呂氏掌握南軍、北軍和郎中令，控制長安城、未央宮和長樂宮的防衛之條件下，功臣集團、齊系王族，皇帝身邊的內廷近臣聯手合作發動政變，尚是如此艱難，隨時可能失敗。再來回過頭來想想韓信，一個長期被軟禁在長安侯邸的囚犯，不領兵不掌權，竟然會與家臣策劃武裝政變，攻擊未央宮長樂宮，襲擊太子呂后，簡直是天方夜譚？！

政治的核心是權力，政治運作的無情，最是體現在權力爭斗上，如果沒有明確的有節度有限制的游戲規則，結果就是你死我活。“兔死狗烹”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正是因為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和歷代的政治制度有重大的不足和缺陷，對各級政治權力，特別是對最高的政治權力，沒有做出明確的權限規定，在個人終身制和家族世襲制之下，不但“兔死狗烹”的故事會反復出現，王朝循環的歷史也會不斷重演。開國的功臣們，堅持“共天下”的建國理念，并將這種理念制作成文獻，發展成憲章，進而建立起共天下的一整套制度，怕是最重要的。

澎湃新聞：從淳于意和齊國女子田南，看編戶齊民社會與王國侯國制下的封建領主社會并存的疊層空間。也是《漢興》的一大特色，就是你既寫王侯將相，也寫升斗小民。

李開元：千百年來，關注國家政府和帝王將相，忽視底層社會和庶民百姓，將一部中國歷史，寫成王朝興亡的歷史，一直是中國史學的欠缺。不過，要想改變這種狀況，怕是相當困難，特別是對于古代史而言。一是史料的限制，除了與國家政府相關的事情，遺留下來的信息很少。二是歷史認識的問題，除了改朝換代時期，左右歷史進程者，多在國家頂層和社會上層。

三部曲所敘述的歷史，集中在秦末漢初，正是改朝換代時期。社會下層的升斗小民，大張旗鼓地參與到歷史進程中來，成為左右歷史進程的主力。改朝換代完成以后，他們從社會底層上升到國家頂層和社會上層。我在《漢興》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在這本書中，我講了很多個人的故事，多是帝王將相。有蕭何曹參、田橫吳芮，有陸賈婁敬、陳豨貫高……古來，他們是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史書中的主人公。”

其實，這句話還有一個潛臺詞，本書所敘述的歷史，是改朝換代的歷史變動期的歷史，這些帝王將相的身份，只是他們的后半生，他們的前半生，多是升斗小民，我寫他們的前半生時，已經將那個時代的底層社會描繪出來了。三部曲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漢高祖劉邦和他的沛縣朋友圈，活脫脫一部戰國末年到秦帝國時代下層社會的歷史。

漢帝國建立以后，史書的筆觸，隨著這些人的升遷，逐漸向上轉移，涉及下層社會的記載，越來越少。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一直苦惱著歷史學家。得到新出土史料的恩惠，我在張家山漢簡中找到民間女田南的材料，再一次將史書的筆觸，下移到尋常百姓家。

對于這一段歷史敘述，我是相當地看重，也頗為自負。因為這一段文字，是同一歷史之三種不同層面的疊加：首先是國家政策層面上的移民徙陵制度，這是頂層的制度設計；其次是新統治階層享受勝利果實的遷居歡樂圖，也就是皇帝劉邦整體搬遷故鄉豐邑到關中的記事；三是民間女田南被迫遷居的愛情悲劇，也折射出六國舊貴族起伏淪落的命運。歷史敘事，只有在這種立體的敘述和不同層面的對照中，方才能夠體現出“在這些高大上的方針政策之下，在這些冷酷無情的法律文書背后，庶民百姓的命運，當是何等地無奈而又飄忽”，方才能夠感受到“被國家政策綁架的個人命運，是何等地無助無力無奈何！”

“中國史學，已經具備了創造性起飛的條件”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這個“疊層空間”在漢代乃至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有沒有改變？升斗小民又如何利用這個有限的“空間”伸伸腿腳？

李開元：帝國、王國、侯國的疊層空間，是貫通《漢興》的一個基本觀念，也是后戰國時代的歷史特點。兩千年來，我們對于秦末漢初的歷史，有一個基本的誤解，就是將這一段歷史，理解為大一統的秦帝國崩潰后，被一個大一統的漢帝國取代，王朝循環的中華帝國歷史由此展開。我在三部曲，特別是《漢興》中，通過理念闡述、歷史再敘事和重新解讀，恢復了這一段歷史的真相，改寫了這一段歷史。

理念的闡述集中在尾聲《后戰國時代》中，歷史的再敘事幾乎滲透于全書。比如在“貫高田叔的故事”中，趙國臣下忠于國王而不是皇帝，具體地體現出封君封臣的封建道德倫理。在《行醫的風險》中，名醫淳于意的曲折人生經歷，顯示出個人在侯國、王國和帝國的疊層空間游走的實況。

這個疊層空間，可能只是西漢初年這個特殊的歷史時代的特點，兩千年來的中華帝國，偏向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方向，缺少這種橫向自治的疊層空間，通行的是行政分割的縱向空間疊層。至于升斗小民伸展拳腳的天地，除了天下大亂，社會重組的時代外，怕是相當有限。

澎湃新聞：在“黃老之學”一節，你結合新出土的文獻，對黃老之學經世致用的精要，做了簡要的概括。能否再延伸講講這套學說對現當代政治倫理有何啟示？

李開元：首先，需要申明一點，我是不贊成將學術問題與現實政治牽強地拉扯到一起的。作為專業的學者，既必須與你的研究對象保持適當的距離，也必須與現實關注保持適當的距離，如此才能獲得客觀的眼光和公正的立場，避免功利性偏頗和理性失衡。如果不能保持這種適當的距離，不但會損害你的學術研究，也將對你的現實關注產生不利影響。

關于黃老之學，是本書的看點之一，也是我引以為自豪，成一家之言的地方。我們都知道，黃老之學，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個重要流派，是西漢初年的政治指導思想。漢初軍功受益階層的諸多代表人物，如曹參、張良、陳平，都是黃老思想的奉行者，可以說，黃老思想不但是后戰國時代的思想特色，也是漢初軍功受益階層的意識形態，文景之治之所以得以出現，其思想基礎也在于此。

然而，兩千年來，由于文獻的欠缺，我們對于黃老之學的內容和真實面貌，基本上是不清楚的。馬王堆漢墓出土了《黃帝四經》后，黃老之學的真相，才開始顯露出來。對于《黃帝四經》和黃老思想，專家學者已經做過相當多的研究，主要是文獻的整理和思想源流的專題探索。不過，正如我多次談到的，學術論文和研究論著這種體裁，適合于就某一問題作深入的追究，不適合作思想的流暢闡述。《漢興》是歷史敘事而不是歷史研究，從而，如何在歷史敘事中專題闡述思想，成了一項新的挑戰。

經過多次嘗試，再三推敲，我寫黃老之學的師承關系，用了考證和推理的方式，通過時間的排比，在樂毅和毛翕公之間，進而在毛翕公和樂瑕公之間建立起聯系，將黃老之學的師承關系大致梳理清晰了。

太史公闡述諸子百家，寫了“六家之要旨”，對各家思想的精要，做了簡潔明晰的概括，成為經典之言。我非常喜歡這一段文字，有意學習這種寫法，對黃老之學的精要作簡潔的概括。在反復閱讀黃老之學的相關文獻，特別是《老子》、《黃帝四經》和《管子四篇》之后，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獨自做了一個概括，寫成“蓋公說黃老之學”，算是填補歷史空白的一家之言，形式上也與歷史敘事的形式契合，自己喜歡，也很有滿足感。 這個概括，我用了十一個字：守道、依法、均衡、知變、求無為。就是以道為思想本源，以法為制度架構，以均衡為施行方針，以知變為改進方法，以無為為目標境界。

進而，我對道做了簡要的解釋，“道是創造天地萬物的母親，道是支配天地萬物的規律。”基于道是支配天地萬物的規律的理念，自然地延伸出“法”是道“這個規律的成文體現”的概念，在道與法之間建立起合理的聯系。這個聯系非常重要，澄清了我多年以來的一個困惑：為什么《史記》將老子和韓非子放在同一篇列傳中，還說法家源于道家。也澄清了我們多年以來一直片面誤解的一個重大問題，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不是簡單的自由放任，而是在嚴格的法制框架內，講究均衡有度，柔軟變通。也就是說，只有將道生法，法是道的成文體現這一個環節補進黃老之學中，才能理解作為政治指導思想的黃老之學，為何能夠行之有效。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法自君王所出，視君王為法源的思想，幾乎是歷代各家各派所共同奉行的普遍主張，成為君權高于法的思想淵源。唯有黃老道家，提出了道生法，法是道之理，也就是道的成文體現的主張，將道視為法源，構筑起道法高于君權的思想基礎。這種不同尋常的意義，尚待學術界深入探討。

澎湃新聞：結合“三部曲”的推出，以及這些年來游走國內外的研究經歷，你如何看待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未來？

李開元：多年以來，我有一個預感，在中國文化事業的方方面面中，最有可能走出中國，邁向世界文化峰巔的領域，可能是歷史學。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前有太史公和《史記》的引領，后有歷代史學的不間斷繼承，致使我們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史學傳統和歷史資源。近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世界史學優秀作品的引進和介紹，不管從數量還是質量上看，也堪稱舉世無雙。

考察世界文化史，創造性起飛的淵源，一是縱向的歷史傳統，一是橫向的文化交流。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中國史學，已經具備了創造性起飛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