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這個社交網絡時代，備受熱捧的爽文小說和耽改劇、票房驚人的大片、人手一組的搞笑表情包等輪番霸屏……這些流行文化作品總是能踩中網友們的“嗨點”，大眾作為文化消費者的需求也確實進入了更直白快意、更取悅自己的階段。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周志強認為，今天的文化生活已然沉入了“剩余快感”的無聲包裹中。他在《寓言論批評：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論綱》一書中的主要觀點正是，今天的文化生產表面上被情感或審美愉悅驅動，實際上則是被“剩余快感”驅動。

以下是周志強最近在北京大學博雅講壇《剩余快感如何支配我們的精神》中的講述。

什么是“剩余快感”？

民謠歌曲《不會說話的愛情》用沉著的聲音演唱這樣的“詭異”：只要擁有純粹的愛情，就會深陷卑賤……

電影《村戲》，父親親手打死了自己的女兒，并在葬禮上給死去的女兒臉上抹了一把黑泥……

小說《酒樓》，逆襲的齊立言只跟前妻“通奸”，而只要復婚就會失去快感……

這些看似荒唐的情形，背后都有清晰的理解線索——我認為是“剩余快感”在影響我們的生活，支配我們的精神。

再以我正在讀的一部網絡小說《重生之一代梟龍》為例，這是一部爛俗的“爽文”小說。

主人公江志浩突然重生到了2000年。在上一世，他的好賭讓老婆孩子吃盡了苦頭，最終自殺身亡，而這一世他決定痛改前非，讓家人過上好生活。重生讓他預知發財商機，賭石、買古董、股票投資、房地產買賣……短短時間財富暴增。

《重生之一代梟龍》的情節非常模式化：總是有驕奢淫逸、看不起窮人的富家子來挑事，輕視和侮辱江志浩，江不得不反擊，展現出自己的強大勢力。《權力巔峰》和《余罪》也是這樣的，主人公總是扮演一個“合理合情的執法者”角色。《贅婿》當中同樣能看到這類情形：有人欺負贅婿的妻子，贅婿用火槍把他“慢慢”打死。而《重生》比《贅婿》還要夸張，最后，江志浩對凌辱他的人進行了無情清洗，使別人對他產生無盡的恐懼。血洗、滅門的場景寫得非常震撼。

顯然，這部小說沒有宣揚正義，或者假裝宣揚正義，而是深陷“孱弱者也可以凌辱那些凌辱者”的快感幻覺之中。換句話說，希望自己能夠像有錢人一樣去欺負別人，這種無恥的自卑創造了小說的“爽”。

雖然江志浩低調、正直、勇敢而強勢，但是，這個人物的塑造，并非來自道德理想人格的追求，而是來自與“財富”無緣的小人物們的“無能狂怒”：無數次遭遇嫌棄厭憎后形成的“社會性自卑”。

以這部小說為例，我認為現在各色各樣的電影、電視、小說等，只是表面上講偉大的正義和道德，實現的欲望卻是“隱秘快感”。我把這種快感稱為“剩余快感”。

　　“剩余快感：隱秘的行動者”

有趣的是，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快感是無恥的”，快感是一種隨時可以自我克制的東西，一個有理性的人不能完全按照快感的支配去生活。可時至今日，快感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生產動力。

有必要通過弗洛伊德的兩個案例來進一步說明。

第一個案例，一個小女孩八歲時在商店遭到性侵，因為年紀小，她并沒有什么反應。當她長大意識到這是性侵的時候，弗洛伊德發現，這個女孩通過羞恥而得到了快感。一件恥辱的事情，女孩兒本應該是以羞恥心來躲避它，但是，她把這個事情悄悄轉換，把被撫摸置換成了店員對她的嘲笑；她將嘲笑視為攻擊，把性侵隱藏了起來，于是，女孩身體中隱藏著一個被撫摸所產生的隱秘快感。這個故事聽起來非常的荒謬，可是它就符合我們的精神事實。

喬希·科恩說，其實在每個人的內心里面都存在著一種“內在他性”，都存在一個不能被理性完全控制的“小人”，這個“小人”頑強地追求快感。就像那個女孩追求性的快感，卻不得不戴上羞恥的面具。這樣一個案例，讓我們意識到，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里，深藏了一些被驅逐、被壓抑、被禁忌的內心快感。

另一個精神分析的案例則說明，快感帶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印記。一個男人在將要死去的父親床前陪護，醫生囑咐說，如果陪護不慎，父親就會死掉。結果，這個男人在床前睡著了，父親就在他睡眠的過程中死了。醒來之后，醫生告訴他，父親的死與他睡著無關。

但是，這個人從此陷入一種精神分裂狀態：他無論做什么事都要尋找同伴，無論是逛商場、上下班還是去洗手間，都要找人陪伴——他在瘋狂尋找自己不在場的證據。這是因為他內心有個秘密：從7歲起就有殺死自己父親的沖動，而父親的死正好實現了這一內心沖動。換言之，父親死了，這既令他悲痛，也竟然讓他滿足。

于是，他一邊努力地向自己證明“我沒有殺死父親”，一邊暗示自己，父親的死是他7歲時被驅逐和壓抑的快感的實現。所以，這個男人越是努力證明自己不在現場，才越能夠合法性地成為一個“剩余快感的實現者”。

類似的，很多文化現象，表面上有合理合法的解釋，可深處卻蘊含“剩余快感的支配性”。例如《雷雨》中，兒子跟后母通奸，可能打著激情的旗號，但也是在想象性地實施驅逐父親的計劃——兒子占有父親的女人，從而占有父親的位置。這里實現的不也正是在想象中殺死父親的剩余快感嗎？

我把被驅逐、禁忌、壓抑的愿望實現的過程稱為剩余快感的獲得過程。“剩余快感”這個概念不應該僅僅遵循拉康或者齊澤克的意思，還應該回到弗洛伊德那里。

“剩余快感”表達了快感的真正位置：在完成了合情合理的安排之外，隱形存在的剩余物。

再舉一個例子，搖滾樂隊現場年輕人隨著節奏不斷地甩頭，當歌手振臂一呼的時候，他們跟著合唱，當歌手把話筒伸到他們面前，他們會替歌手唱那些高潮部分。可是，阿多諾沒有認識到的是，樂迷對樂手的服從，表面上是愛樂手，實際卻是通過樂手實現自己內心的剩余快感。

跑去現場的樂迷期待的，恰恰是一個個完全不可控的瞬間的爆發，例如摔吉他、跳水等；不是要某一首歌毫無走調地演唱，而恰恰是把音樂理性踐踏得粉碎的狂歡，是剩余快感的那種破壞性、沖擊性的力量能夠在一個合理合法的場景自由揮灑。

“剩余快感”如何支配我們的文化？

剩余快感在支配著我們的文化，在創造著我們都想不到的生命時刻，那么，它是怎樣做到的？

弗洛伊德在《性學三論》中提出了“疾病獲益”概念——有些精神病患者不愿從癥狀當中醒來，是因為癥狀是一種自我保護與自我拯救。只有躲在癥狀里，人才能夠不再被曾經的創傷傷害，甚至能把傷害的過程轉變成快感享受。

我曾用此分析過現當代的中國武俠小說，包括英雄文學、戰爭文學，都喜歡夸大中國人的身體能量，尤其喜歡強調與外國人進行身體對抗的快樂，比如金庸小說中的著名人物蕭峰。如果我們把武俠小說中這種身體的狂想看作是一種社會性的、集體性的精神病癥，那么，它體現了中華民族曾經作為“東亞病夫”這一創傷記憶的自我拯救。當代武俠中的武功狂想，乃是民族孱弱境地的想象性自救。

所謂“疾病獲益”，指的就是這樣的情形：通過狂想來躲避創傷。

今天的大眾文化，不正處在完全沉浸于癥狀的享樂過程中嗎？我把這種狀況稱為“享樂沉浸”。

費斯克說，大眾文化并不是按照占支配地位的那些人的意志來創造的，而是按照受支配地位的人的愿望創造的。所以，大眾文化充滿了對支配性的文化的抵抗。

費斯克向我們呈現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現象。他對比了玩游戲廳游戲的人和在海灘上沖浪的人。他說，玩游戲的人是通過游戲重新確立權力關系，通過游戲對抗現實，可是，沖浪的行動本身卻并不是要實現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沖浪者無論做什么，他真正的快樂在于他做的一切都是仿佛沒有在做什么，他只是沖浪。費斯克的發現使我們看到了什么是純粹享樂的沉浸，它可以讓一個人躲在完全不被意義化、文化化、秩序化的身體當中。

這種享樂，也是一種“沉溺于自己癥狀的享受”，是一種能夠把自我完全封閉在身體當中的行為。在今天，我注意到有不少青年人通過對一種癥狀的沉溺而完成了“純粹享樂的沉浸”，他們讓自己跟那個充滿了激勵、崇高、前進口號的世界，把一切都編織成意義的整體世界截然無關。舉個例子，最近流行所謂的廢話文學，“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過了今天晚上，可就真的過了今天晚上”。在廢話文學里面，我們看到一種把整個時間都凝固在一個永遠毫無意義的、什么都不做的狀態當中的情形。

廢話文學的背后不就是“沖浪者的活動本身”——我在活動，但我什么都沒做；因為我什么都沒做，我才能夠完整地活動，才能夠把運動，把大海，把這些所有有意義的東西都隔絕起來，封閉在內心的世界當中。廢話文學充滿了對有意義的、有秩序的、邏輯化的、確定性的世界全部隔絕的沖動。

恰如剩余價值是資本生產的真正目的，剩余快感的生產，也成為現代社會文化生產的真正目的。

剩余快感讓我們沉溺在精神癥狀的享樂之中，這種被剩余快感所支配的沉溺現象比比皆是，比如很多人喜歡看的穿越小說。主人公只要掌握一點點現代社會里的有用的東西，類似《慶余年》里的狙擊槍或者《風輕塵》里的AK47等，有了這些，就可以讓整個世界在他面前低頭——這恰恰是穿越故事里隱秘的剩余快感的體現。

在很多女性喜歡的耽改作品當中，我們也看到了一種所謂“芭比娃娃情結”：女性所幻想出來的男性之間的愛戀關系，是一種芭比娃娃式的關系。

有學者認為，芭比娃娃隱含著這樣一種沖動，通過小女孩的面孔和成年人的身體，實現小孩子“無性的性感”愿望。在這里，芭比娃娃指向了一種可愛、純凈、多樣而單純的控制力。在耽改作品當中，我們看到了女性在男權宰治當中的性困境，用小公主一樣的情懷來想象情感規則取代叢林規則的沖動——這也是一種剩余快感的體現：芭比娃娃不僅僅表達了女孩子長大后的理想自我，更隱藏了可以掌控成人世界的隱秘沖動。

總之，今天的文學不再是象征化、感情化的東西，而是寓言化、癥狀式的東西。也就是說，支配文學藝術創作的隱秘的力量是剩余快感，而文學作品呈現出來的可能是合理合法的合情性，背后實現的卻是隱秘的、被驅逐的剩余性沖動。

當代文藝正從象征型時段走向寓言型時段。每一個作品都隱藏了本身沒有陳述的信息，各種壓抑性的意義像幽靈一樣在銀幕與文字中游蕩，快感正在成為生活財產和生命動力，沉浸在偏執和分裂之中才能得到解脫和安慰。所以在這些看似混亂的文藝現象的背后，存在著非常清晰的文化邏輯和精神意識。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分析、闡釋和反思當代文藝新變的方法，這也是為什么我要用“寓言論批評”來理解當代文藝和生活的原因所在。我在《寓言論批評：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論綱》這本書當中想要闡述的恰恰是正是種種“荒謬性合理”的情形。這種荒謬性的合理，在我看來正是當前大眾文化快感邏輯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