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亂的金箔、青綠色的紙本……正在展出的“漢字中國——方正之間的中華文明”展覽上，出土于成都市群眾路唐墓、現藏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紙本真言，用文字和形式，印證了佛教文化在唐代的傳播與變化。

目前全國僅存13例

紙本由兩種文字組成

參與群眾路唐墓發掘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王瑾介紹，紙本真言并不像青銅器或是明代官窯瓷器那般名貴，但是因為其很難保存，所以從歷史價值來說，是一件非常珍貴的文物。包括這一件紙本真言在內，目前在全國范圍內，也僅有13例出土。

“在另外12例紙本真言中，有與這張紙本相似的曼陀羅圖像。例如陜西西安市三橋鎮出土的絹質經咒，就能為紙本的復原提供很好的參考。”王瑾告訴記者，觀眾目前所看到的紙本，其實是一整張紙本最左邊的部分，大約占整個紙本的三分之一。完整的紙本上，應當有一個內圓外方、對稱的曼陀羅圖像。

而散亂的金箔，原本應疊于紙本的手繪方框之上，形成一個正方形或是略微長方形的金色方框。這種圖案，是非常典型的、具有密教色彩的圖像。至于紙本究竟是被誰裁剪成這樣，是否在墓主人請紙本真言的時候，已經是被裁剪好的模樣，人們已無從得知。

這一例紙本真言上的內容由兩種文字組成。首先是由楷體漢字書寫的真言名稱，然后是以悉曇體梵文書寫的真言內容。其內容是21種真言組成的集合體，例如《十字佛頂真言》《一字頂輪王真言》《佛眼真言》等。“這種口誦真言的修行方式，也是當時的密教特別流行的修行方式。”王瑾介紹。

墓主人為30余歲女性

真言藏于空心銅臂釧中

王瑾說，雖然紙本真言并不像青銅器那般名貴，但是因為其材質的原因，尤其是在地下水位很高的成都平原，經歷一千多年還能保存下來，實屬難得。而這一例紙本真言能夠保存如此久，一是因為紙本所出土的唐墓為成都平原常見的唐代中晚期梯形磚室墓，并沒有遭受盜擾；第二個原因就是其出土的時候，被放置在空心銅臂釧中，銅臂釧對紙本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

在發掘這座唐墓的時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對墓主人進行了人骨鑒定，結果顯示其為一名30余歲的平民女性。臂釧，就是在唐代頗為盛行的一種裝飾品。《說文解字》中記載：“釧，臂環也。”臂釧又稱“玉臂支”、臂環，就是戴在手臂上的裝飾品。紙本真言出土的時候，被從右往左折疊起來，放置在銅臂釧的空心槽中。雖然這種方式對紙本上的金箔造成了一定的損壞，但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紙本本身才沒有遭到更大的破壞。

具有明顯成都特色

體現了密教世俗化的趨勢

群眾路唐墓中出土的紙本真言，并不是四川首次發現藏于飾品中的紙本真言，銅臂釧也不是唯一出土的裝置真言的飾物。1944年4月，四川大學考古學家馮漢驥曾經在川大校園的一座唐墓中，發掘出一個空心環狀銀鐲。銀鐲中藏有紙本的《陀羅尼經咒》，同時，紙本中還寫有“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近卞□□印賣咒本□□□……”等字。1999年，在西安三橋征集而來的空心環狀銅臂釧中，也疊裝了絹質《大隨求陀羅尼經咒》。

王瑾說，密教盛行于當時的西安、洛陽地區，后傳入成都平原。“唐代早期和中期時，密教的紙本真言形式是非常多樣的。但是我們在成都發掘的，形式卻相對固定化。”

早期的臂釧并不是空心的形式。通過分析裝置器的制作工藝及形制特征，結合以往的發現，考古工作者發現這種空心環狀裝置器具有明顯的成都特色，其出現年代應相對較晚，是佩戴陀羅尼經咒這種祈禱方式自京畿地區傳入成都地區后，后者進行的改良。“這是因為密教傳入成都平原以后，有了一定的發展，在結合當地特有的形式印刷真言后，又反向傳入了西安地區，對密教信仰的載體產生了一定影響。”

這種影響同樣體現在紙本真言的內容中。“早期的紙本中，會出現個性化、定制化的內容，比如說某某的紙本真言，又或是為某某定制這種類似的內容。但是經過發展以后，已經不太出現這些個性化的內容。”王瑾認為，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是宗教在中國的世俗化發展趨勢：“剛傳入中國的佛教，流行于官貴階級之中；到了唐代中晚期，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后，佛教便走上了世俗化、平民化的道路。”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