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曰：“閩在海中”。綿長的海岸線與山嶺遍布的陸地，讓福建看起來仿佛是一部“打開的山海經”。

為了獲取海洋的“漁鹽之利、舟楫之便”，數千甚至上萬年前，福建先民便開始走向海洋，不安分的族群個性又促使他們跨越臺灣海峽，進而駛向茫茫無際的太平洋。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提出，中華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蠟燭，而像滿天星斗”，意為：新石器時代的中國，直至夏商時期，同時存在著風格各異的眾多文明，散布在四面八方，猶如“滿天星斗”。最終，眾多文明交流、碰撞、融合，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并蓄，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

在“滿天星斗”中，如果說以農耕為特色的中原文明最為光彩奪目，那么，福建文明則是一顆耀眼的“藍色星辰”：自然環境、資源稟賦造就的“海洋個性”，是福建文明的最大特色之一。

千萬年間，滄海桑田，閩人緊隨大海的腳步，搏擊風浪，覽盡甘苦與沉浮。他們是中國的“海上馬車夫”、中國的“世界人”，穿越古代、近代、現代，闖蕩天下，生生不息。

回頭看，光陰似水，唯有潮起潮落不變，正如人間的求索依然。下南洋、闖世界，愛拼會贏的個性也成為刻在閩人基因里的古老記憶。

平潭殼丘頭遺址群：向海遷徙的第一塊踏板

民以食為天。在遠古時代，福建先民吃什么，能反映出當時人們的生存狀態、文化面貌。與內陸地區相比較，福建沿海新石器時代經濟形態最大的特點就是“靠海吃海”。由于瀕臨太平洋，適應海洋、從海洋中獲取食物是福建沿海史前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

不過，由于缺乏文字記載，這些歷史故事大多湮沒在漫漫的時間長河中。隨著現代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這些消失的遠古歷史又被重新發掘出來。今天，從太平洋視角來看福建，我們將看到一部更加波瀾壯闊的遠古史。福建第一大島、我國第五大島——平潭島，就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穿越之門”，引領我們走入歷史深處。

1958年全國文物普查時期，考古人員在平潭縣平原鎮南壟村發現了殼丘頭遺址。由于種種原因，此后并沒有對其進行正規發掘和保護。1985年，福建博物院派出考古隊，對其進行首次大規模考古發掘，收獲頗豐，共清理出21個貝殼堆積坑和一座墓葬，出土石器、骨器、貝器、陶器等遺物200多件。根據碳十四測年結果，殼丘頭遺址距今約6500年。

殼丘頭遺址是典型的貝丘遺址，主要文化層的堆積物80%以上為貝殼，居民采集食用的貝類有19種之多，其中絕大部分為麗文蛤。可以想象：距今6500多年前，殼丘頭處于山麓與海灣間的臺地之上，地勢平坦，日照充足。這里為殼丘頭先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充足的天然資源，成為海岸邊一處理想的聚居地。

福建博物院研究員、平潭國際南島語族研究院院長范雪春告訴記者，殼丘頭遺址是目前福建沿海發現的最早的一處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也是臺灣海峽西岸已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

遺址還發現了以平面呈梯形的小型石錛為代表的磨制石器，以及少量的穿孔石器。“不要以為磨石頭很簡單，這在當時屬于‘高科技’。”范雪春說，通過借助外力，史前人類將工具越做越精細，用途也越來越廣，幫助他們達成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成果。殼丘頭出土的石錛普遍較小，有的長度僅有3.5厘米，很難作為單體農業工具使用，應是作為裝柄的復合工具，用來采集或攫取食物，更有可能是用于修房或造獨木舟的工具。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陶器的發明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人類首次通過化學變化將一種物質轉變成另外一種物質的創造性活動，是新石器時代開始的重要標志之一。

殼丘頭出土的陶器主要是以陶釜為代表的生活用器。這些陶器雖然燒制火候不勻，但紋飾種類卻不少，包括波浪紋、貝齒紋、戳點紋、刻劃平行條紋、指甲紋、繩紋、磨光黑陶和紅衣陶等，顏色以灰、黑、灰黃、紅、褐色為主。從其別具匠心可以看出，殼丘頭先民已有閑暇的時間和多余的勞動力把玩泥土，點綴海邊的日常生活。

“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紋飾、器型的比對，我們發現殼丘頭文化跟臺灣的大坌坑文化有很多共性。”范雪春告訴記者，上世紀60年代，臺灣大坌坑遺址被發掘出來。殼丘頭和大坌坑兩地出土的陶器都以粗繩紋、夾砂陶為主要特征，很多都印有相似的波浪紋、貝齒紋、指甲紋和刻劃紋等，反映出當時兩岸先民對大海的熱愛與崇拜，也說明兩者處于一個文化圈里。

殼丘頭文化并非孤立存在，除了福建發現的平潭祠堂后遺址、閩侯曇石山遺址下文化層、閩侯溪頭遺址下文化層等之外，南至漳州、金門，東到臺灣，皆存在與殼丘頭文化特征相似的文化類型或遺址，其影響力甚至覆蓋到更遠的越南所在的中南半島。

美國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教授、考古學家巴里·羅萊（Barry Rolett)認為：“通過在平潭殼丘頭文化遺址、龜山遺址、東花丘遺址等的調研，推斷平潭很可能是波利尼西亞南島語族海上遷徙的第一塊踏板。這里發掘的數處考古遺址，以及出土的文物，都顯示了平潭和太平洋島嶼之間的聯系。”

閩侯曇石山遺址：福建海洋文化從這里開始

從平潭出發，沿海岸線到達閩江口，再溯閩江而上，約60公里就到達了如今的閩侯縣城。江邊有座毫不起眼的低緩山丘——曇石山，海拔僅26米。如此尋常的小山丘，卻因為1954年的一次意外發現，改寫了福建的歷史。

1954年1月7日，曇石山所在的曇石村村民在修筑閩江防洪堤壩時，挖出了許多樣式古舊奇特的瓦罐、石器、骨器以及堆積很厚的貝殼。一時，村里挖到了“寶”傳揚開去。

經專家們初步判斷，這是一處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存。一個史前文化遺址由此重見天日。

從1954年至2009年，考古人員先后進行了10次正式考古發掘，發掘面積達2000多平方米。根據考古成果，專家們推斷，5000多年前，這里應是另一副模樣：那時的海岸線可能就在今天的曇石山一帶，閩江與大海在這里交匯，先民們逐水而居，現在的福州城當時應該到處都有水域。這可能也是曇石山原名叫“墰石山”的原因之一——在福州話中，“墰”即“海邊礁石”之意。

“曇石山是典型的貝丘遺址，可以說‘福建海洋文化就從這里開始’。”曇石山遺址博物館館長董平研究員認為，曇石山代表了獨具福建特色的海洋文化。新石器時代，人和自然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轉變，從單純的自然寄生者逐漸轉變成自然改造者，人類開始減少對自然的依賴。曇石山的先民們也在這個時期進行了極具海洋文化特色的創造。

陶釜是曇石山文化最典型、出土最多的陶器，是海洋文化特色的重要例證，也是福建5000年飲食文化的基因載體。1996年底，考古人員在曇石山遺址的同一座墓葬里清理出了大大小小18件陶釜，數量之多極為罕見。縱觀這些陶釜，不少底部都有火燒的痕跡，據此推測它們應該是一種炊具。但是，18件陶釜出自同一座墓中，明顯超出了實際使用數量的范圍，這是為何？

董平分析，一方面，不同墓葬出土的隨葬品的多寡說明，這個時期曇石山人的社會出現了貧富分化、等級分化。另一方面，可見幾千年前處于江海交匯處的曇石山先民已經開始講究“美食”，河鮮、海鮮分開煮，把食物烹煮方式細化。人間煙火味，最撫凡人心，古今并無二致。

繼曇石山遺址發掘之后，考古人員又在曇石山周邊發現、發掘了相似遺址，如莊邊山、白沙溪頭遺址，以及青銅時代的黃土侖遺址等，都處于閩江下游，出土眾多印紋陶。

1963年，我國著名考古學家曾昭燏、尹煥章建議：把“幾何印紋陶為主的文化”的名稱改為“曇石山文化”——以幾何印紋陶為主的這種文化起源于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以福建、廣東和浙江南部這一片地區為中心。“曇石山文化”從而成為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最早被認定、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福建省第一個被確立的考古學文化。隨著研究的深入，專家推斷，曇石山遺址距今約5000～4300年。

曇石山文化價值凸顯。董平認為，曇石山除了海洋文化特色，另一個重大價值是對中華文明多元起源學說的強有力證明。5000年前，中原各類文明光彩奪目的同時，福建先民也在曇石山一帶創造出具有福建地域特色的文化類型，石器、骨器、角器、牙器、陶器等大量出現，就是很好的實物證據。

2021年10月，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之際，由國家文物局指導，中國考古學會、中國文物報社組織開展了“百年百大考古發現”遴選推介活動，曇石山遺址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名單，是福建省唯一入選項目。

在曇石山，一件器型獨特如“喇嘛塔”和“折腹壺”拼接而成的陶器“塔式壺”，在目前我國的考古發現中絕無僅有。出土時它位于墓主人頭頂位置。有關專家認為，它應當是與當時人們某種宗教信仰和靈魂觀念有關的“神器”。墓主絕非部落中的普通一員，而應是祭司或部落首領。祭祀行為受到重視，意味著曇石山文化進步到了新階段。

背山靠海，潮汐給曇石山人帶來豐盛的海物，而農業文明此時也開始在曇石山悄悄萌芽。在曇石山遺址博物館，一件貝鏟看似平淡無奇，但它卻反映出當時的曇石山人可能已經開始從刀耕火種向農耕過渡。

人類學者通過對曇石山遺址出土的人類和動物骨骼的骨膠原和骨磷灰石同位素比值進行分析后推測，海洋性食物和大米等碳水化合物是曇石山人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

曇石山人是否最終掌握了農耕技術還有待考證，但可以確定的是，海邊風高浪急，捕撈種植皆不易。曇石山人耕山耘海，擁抱風浪，與大自然一再交手又彼此造就，形成了獨特而瑰麗的區域文明，并在漫長的交流融合中給中華文明注入了海洋文化元素。

極目不見故人，抬頭卻是同一片星空。一壟貝丘、一把石斧、一枚骨簪……連出一條長長的歷史臍帶，保存在我們的記憶里。

跨海而來的石錛：書寫萬年“海峽故事”

像殼丘頭、曇石山先民一樣，福建南部的先民們也是伴海而生，過著耕海牧漁的生活，并且憑著骨子里的闖蕩個性，跨越臺灣海峽，書寫了一段史前“海峽故事”。

福建最南端的東山島，當地漁民出海常常會打撈到一些動物化石，漁民們恭敬地稱它們為“海兄弟”。當地漁民給打撈到化石的地方取名“腳骨筒線”。這些化石多數酷似腳骨頭，而且海浪涌到這些地方時，由于水太淺，會發生翻折，形成一道非常明顯的白浪。

海底地形數據顯示，臺灣海峽中靜臥著一道由若干淺灘組成的隆起地帶，從福建東山島向東偏南延伸，經臺灣海峽至澎湖列島，最后連接到臺南。它曾是連接兩岸的“橋梁”，被人類學家稱為“東山陸橋”。研究表明，在冰河時期，“東山陸橋”至少有7次露出海面，使臺灣與大陸連為一體。大約一萬年前冰河期結束，海水上升覆蓋陸地，形成了臺灣海峽，“東山陸橋”在距今約8500年前淹沒于海底。

范雪春介紹說，在澎湖及臺灣本島發現的史前動物化石，與在東山發現的“海兄弟”屬于同一動物群落，這表明閩臺自古相連，這些哺乳動物應該是通過“東山陸橋”遷徙、交流的。由此推測，先人們也有可能在一萬年前就通過“東山陸橋”自由往來于海峽兩岸。

往事越千年。閩臺的交流交往并沒有因為“東山陸橋”沉于海底而中斷，東山大帽山等遺址的發現及發掘就證明這點。

1986年，東山縣陳城鎮大帽山山腳下的大茂村一些村民為了蓋房子，需要就地取材用貝殼燒殼灰，他們驚奇地發現，山坡上的土層下面就埋著厚厚的貝殼。村民無意中的挖掘，引來世人關注。

2002年至2003年，福建博物院等機構進行了兩次正式發掘，根據碳十四測年結果，大帽山遺址距今4800年～4300年，與曇石山文化年代相當。

令人關注的是大帽山出土的一批石錛。經成分分析，這些石錛絕大部分的原材料竟來自澎湖列島。由此可以推斷，當時的先民已經能夠駕船出海，往返于海峽兩岸，獲取生活資源。“從考古收獲來看，我們也許低估了先民們的造船和航海能力。”范雪春說。

曾參與大帽山考古發掘的時任美國丹佛藝術博物館亞洲部主任焦天龍教授說：“以往，絕大部分研究者在探討海峽兩岸的考古學文化交流時，關注的焦點都是從大陸到臺灣的交流和傳播，很少有人涉及臺灣或澎湖對大陸的影響。而實際情況是，任何長久的文化交流都不可能是單向的。只有雙向的文化交流、物品交換和人群移動，才能解釋臺灣海峽兩岸在新石器時代長達數千年的文化相似性。”

這樣像走親訪友般你來我往的交流融合，如今在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里依然切實可感。

廈門大學文博管理中心主任石慧霞告訴記者，廈大人類博物館是在我國人類學、民族學奠基人，廈門大學第一屆畢業生林惠祥先生的倡導和傾囊捐贈下，于1952年創立的，是新中國第一家專科性博物館；經過多年發展，已經成為中國大陸博物館中收藏臺灣少數民族文物和南洋諸國文物最多的博物館。

廈大人類博物館展示著林惠祥搜集的十多件臺灣石錛、石斧。這些多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兩次只身入臺，對臺灣少數民族進行調查研究搜集所得。當時臺灣還被日本侵占，林惠祥化名林石仁，假扮成商人。調查遇到了許多困難，除道路艱難交通不便外，還有日本警察盯梢。他只身一人，進行了近兩個月的田野調查工作，又到臺北圓山貝丘遺址做考古調查，獲得大量文物和資料并帶回大陸。

如今，這些當年嚴嚴實實包裹在林惠祥行囊里、跨海而來的石錛、石斧靜靜躺在廈大人類博物館里，雖然布滿了歲月的痕跡，但數千年前的樣貌依舊。一如臺灣海峽潮起潮落，“東山陸橋”浮浮沉沉，也未曾中斷從上古至今兩岸的來來往往。

南島語族：太平洋的“歸舟”尋找遙遠的原鄉

跨過海峽，漂洋而去，福建先民的足跡可能不只臺灣島，還有更遠的太平洋、印度洋。近年來，國際學術界一個熱門課題——“南島語族”的研究，再次把目光聚焦到福建等中國東南地區。

南島語族指講南島語系的族群，這個語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主要分布在島嶼上的一個大語系，共包含1000～1200種語言，分布地區東起太平洋東部的復活節島，西接印度洋的馬達加斯加，北抵夏威夷和中國臺灣，南至新西蘭，總人口約4億。

這些相隔萬里看似毫無關聯的人們，在語言和文化上卻表現出超乎想象的相似性。那么，這一海洋族群的發源地在哪里？是怎么擴散的？是怎么走向太平洋深處的？

上世紀60年代，臺灣大坌坑遺址被發掘后，人們發現它跟環太平洋地區的遺址性質相似，從生產工具、生活用器到習俗，都非常接近。1987年，著名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指出，大坌坑文化是臺灣少數民族文化的基礎，是臺灣“南島語族”的祖先文化，原“南島語族”的起源地有可能是大陸的東南海岸。

近年來平潭殼丘頭遺址群的考古發掘和學術研究，則提供了一個觀察視角。根據焦天龍教授的研究，大坌坑文化的特征與同時期的福建和廣東沿海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非常相似，表明臺灣的這一史前文化應是在大陸東南沿海的不斷影響下產生的，而大陸向臺灣的移民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

2010年11月，福建來了一群獨特的“太平洋客人”。當年7月，6名南島語族后人（來自法屬波利尼西亞）登上仿古獨木舟，從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啟程，借助星象、季風和洋流，一路北上，途經庫克群島、巴布亞新幾內亞、菲律賓等地，遠航1.6萬海里后，抵達平潭殼丘頭遺址、閩侯曇石山遺址。

這是一段如滄海一粟般的漫長漂流，也佐證了從中國乘獨木舟漂到南太平洋諸島的可能性。法屬波利尼西亞獨木舟協會會長凱達布說：“雖然我們的宗教信仰來自歐洲，但從人類學來講，我們的根在中國，這是一次回顧歷史的歷程。”

令人欣喜的是，這幾年，隨著語言學、分子人類學等多學科的快速發展，一些學者利用DNA測序和分析等技術，研究推出了一批重大成果，為進一步研究“南島語族起源及擴散”提供了學術支撐。

廈門大學歷史系董建輝教授告訴記者，從歷史語言學最新研究成果來看，在當今的閩方言（閩南話、福州話等）中，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南島語系詞匯，雖然歷經2000多年的發展，南島語系的因素并沒有消失殆盡（例如福州話和南島語中，“腳”均發音“Ka”），很多南島語系詞匯已經融入閩方言中，成為其“南島語底層”。

科技考古全面開拓了以往的考古學研究不能涉及的領域，極大地提高了其科學性和精確度。

2020年5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付巧妹團隊在《Science》在線發表論文《Ancient DNA indicates human population shifts and admixture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古基因組揭示中國南北方人群的遷徙與混合》）首次通過中國南北方人群的古基因組研究，從遺傳學角度揭開了中國、東亞古人群遺傳特點、基因交流與遷徙融合等若干謎團，呈現了中國史前人群遺傳與演變歷史。

付巧妹團隊運用古基因捕獲技術，成功在福建漳平奇和洞、閩侯曇石山和溪頭遺址的史前人骨中提取了DNA，并與來自南亞及太平洋島嶼的古人群DNA進行比對，其結果進一步證明：廣泛分布在太平洋島嶼的南島語人群，與中國早期南方沿海地區人群直接相關，且可追溯至8400年前。

2021年2月22日，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王傳超教授聯合全球43個單位的85位共同作者在《Nature》上發表論文《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基因組學解析東亞人群形成歷史》）通過古DNA精細解析東亞人群8000年來的遷徙和混合歷史，這是目前國內開展的東亞地區最大規模的考古基因組學研究。

在這篇論文中，王傳超團隊在全球首次發表了臺灣古人基因組測序數據，涵蓋臺灣新石器到鐵器時代的漢本和公館兩處遺址。研究團隊對兩處遺址中的46個個體DNA進行測序，并將其與大陸現代壯侗語人群、臺灣和東南亞的南島語族人群，以及6000至8000年前的大陸古人DNA進行了對比分析。研究結果表明，臺灣2000至3000年前的古人與福建及其周邊地區古人以及現代壯侗語人群有最近的遺傳關系。

王傳超告訴記者，這是首次以臺灣本島古基因組作為事實支撐，直接證明了臺灣少數民族所屬的南島語族起源于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也從遺傳學層面反駁了“臺獨分子”所宣揚的臺灣少數民族與大陸無關的所謂“南來說”。“這就像我們做親子鑒定一樣，是一個最直接有力的證據。”

盡管肉身已經逝去，遺骨卻抵御住時間腐朽萬物的力量出現在今人面前，吐露隱藏千年的秘密。

近年來，隨著跨學科整合語言學、考古學和遺傳學的證據，“南島語族是如何起源及擴散的”這一課題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探討和回答，而如何更科學回答這一課題，學者們的探尋考證還在繼續和深化。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還有可能被新的發現再次震驚。

萬年時光是一片滄海，人類如微塵一般存在。我們進食、生存、繁衍，不斷進化，也在無常中追求永恒與生命絢爛的聲張。沿著時間的長河逆流而上，我們看到了“你”，也遇見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