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話，與北京建城史聯系在一起，與北京的歷史風云聯系在一起，特別是與歷代的北京人聯系在一起。從薊燕語，到幽州語、幽燕語、大都話，到明、清北京話，及至當代普通話的推廣和普及，多少腔調音韻的溪流匯成了北京語言的長河。

北京話源頭——“薊燕語”

北京話的源頭，出自我國古代邊邑“薊丘”的“薊燕語”。

我國古代，北京地區被稱為“幽陵”。幽者，深遠也；陵者，丘陵也。相傳，帝堯時代在幽陵一帶建“幽都”，顧名思義，它應該有邊遠城邑的意思。這種沒有文字的“傳說時代”，叫作“史前時期”；人們的記事或交流，只能結繩、畫圖畫或使用手勢、口語。若是想將見聞、經驗傳給后人，就要利用歌謠、諺語和故事，一傳十、十傳百地傳說，一代一代傳下去。

《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農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帝堯之后于薊，帝舜之后于陳，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于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又稱邵公、召康公）的封地，據考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帶。但召公并沒有當即移足燕地，而是參加了平息管蔡武庚之亂的戰事。召公的原封地“召”，在今陜西岐山西南，當時的周人都城為鎬京。召公未到封地，并不等于他不派部眾前往燕地；眾多的管家、吏役、兵將等，所操語言的語音應該屬于“周語”（鎬京語音）。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發掘的棺木中，出土了西周早期甲骨文殘片，可認證當年薊燕都城的紀事，承襲了刻在龜甲或牛骨上的殷周甲骨文。

燕國有紀年可考的時間，始于燕惠侯元年（公元前865年）。后來燕襄公將都城從易遷到薊地都邑薊城。據考，薊丘城在今北京廣安門外白云觀一帶。北京之西，被統稱為西山，屬于太行山余脈；其北軍都山東延至山海關，為燕山山脈。

當年燕都薊城人的口語，應該是融會了周語和薊地土語（多民族混居地產生）的混合語；而文字，大概是鐘鼎文（金文）或竹簡文、木簡文。在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收有二百多個“籀文”。據說這籀文，是周宣王時期名叫“史籀”的太史所撰。

周平王東遷，將王城設在成周城（今洛陽市東郊白馬寺之東），史稱“東周”。周平王及其部眾講說的鎬京語，漸漸與成周語融會，形成了“雅言”。雅言，成為春秋戰國時期周新王城與各方國溝通的通用語言。相傳春秋末期的大教育家、魯國人孔子，就是以雅言給來自各國的弟子授課的。

燕國是宗主周王之下的方國，自然需要在官場中推行雅言。但薊燕方言依然是燕地的民間流行語。燕昭王元年（公元前311年），昭王在易水旁修建黃金臺招賢納士，所出的告示使用的應該是鐘鼎文或石鼓文；前來應招的魏國人樂毅、齊國人鄒衍、趙國人劇辛等，自會以雅言相通。

最早的北京地方歷史文獻《燕春秋》，見于《墨子》；記述“荊軻刺秦王”的《燕丹子》，見于明代的《永樂大典》。

秦統一六國，推行“車同軌書同文”，廢“六國古文”，并在官方文書中統一為“小篆”。秦都咸陽的咸陽話，上升為大秦帝國的官話。但由于秦朝的國運僅為十五年，短時間內將咸陽官話替代各郡縣的官話有一定難度。若要覆蓋民間言語，只能是一個泡影。

秦代燕地流行的依然是薊燕方言。西漢楊雄撰有《方言》書，集古今各地同義的詞語，并注明通行范圍。其中，將冀州（河北）、并州（山西）及青州、兗州、徐州（三州為山東）一帶的一種方言稱為“幽燕話”。

“幽州語”和“幽燕語”

大唐的幽州，是漢人與突厥人、靺鞨人、奚人、契丹人、室韋人等雜居的地方。語言學者以幽州為坐標，將唐代幽燕地區語言稱為“幽州語”。

幽州語與大唐中原語言文字有密切的聯系和傳承關系。“初唐四杰”之一的詩人盧照鄰，號“幽憂子”，幽州范陽人，他的詩集《幽憂子集》今存詩90余首。留下“推敲”典故的唐代大詩人賈島，范陽人，有《長江集》10卷，留詩370首。陳子昂雖然不是幽州人，但他隨軍于幽州時留下的《登幽州臺歌》卻是千古流傳。有“詩仙”之稱的李白，在《北風行》中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之句。

經歷了“漁陽鼙鼓動地來”和沙駝人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之獻，契丹族的大遼升幽州為陪都“南京”。契丹是鮮卑人的一支，其語屬于阿爾泰語系；得燕云十六州后，其領地內增添了大批漢人。其間，南京又曾改為燕京，幽都府改為析津府，幽都縣改為宛平縣。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政權聯宋而滅遼。金完顏亮（海陵王）下詔遷都燕京，后改燕京為“中都”。中都城仿宋汴梁城規制，在遼南京城基礎上改擴建。原析津府改為大興府，轄大興、宛平等縣。當時中都城居住多個民族，計有女真、漢、渤海、契丹、奚等。

從遼至金，大量北方少數民族不斷涌入北京地區，同時亦有大量漢人被動或主動遷入原來的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金代，漢人被驅掠、遷徙到女真地區的為數很多。在這種不同民族混居、融會的歷史背景之下，幽州語受阿爾泰語影響（女真語亦屬阿爾泰語系），特別是在契丹語和女真語的影響下，“幽州語”演變成“幽燕語”。

金代科舉，設“詞賦科”，即取士為官，要有詞賦的筆試，由此，中都的皇室、貴族、官員，包括漢族士子，多能詩善賦。我們所熟知的“燕京八景”——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風、瓊島春陰、薊門飛雨、西山積雪、盧溝曉月、金臺夕照，據說就是金章宗欽定的。這表明了金人漢化的程度。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并沒有改變古漢語及其傳承的語言，而是導致入聲和濁聲的大量消失。

元大都話

明、清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蒙古軍在攻打金中都時，這座古老的具有代表性的幽燕古城邑，也就是老北京的前身，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歷經薊、燕都邑，秦廣陽郡、東漢幽州、隋涿郡、唐范陽（幽州）、遼南京、金中都的歷史名城，被兵火毀于一旦。

1260年，奪得汗位的忽必烈從蒙古高原的都城和林到燕京，以金中都東北郊水泊中的瓊華島上所建的離宮——大寧宮為駐所。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廢棄金中都城，并以瓊華島大寧宮為中心，另筑新城。漢人劉秉忠按照《周易·考工記》中“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理念建城。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將“大蒙古”國號改為“大元”；次年，忽必烈將正在新筑的城定名“大都”。

老北京人自己受冤枉的時候，常有一句話叫作“我比竇娥還冤”，這句話，來源于元代的戲曲大家、大都人關漢卿筆下的雜劇《竇娥冤》。關漢卿大約生于金末，去世的年代約在至元二十六年（1279年）之后。當時的元帝國將治下的百姓分成四個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其中，色目人包括唐兀人、畏兀兒人、康里人、欽察人、斡羅思人、阿速人等；漢人包括北方的漢族人、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等；南人，則指南宋遺民。關漢卿雖然屬于第三等級，但從職業來說，就屬于最低等級了。那時元帝國將職業分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關漢卿就屬于幾乎是最底層的“老九”，僅在乞丐之上。

元代，自唐代實行的科舉制長期被取消，儒生也就失去了入仕立業的機會。為了生活，當時的儒生也只能混跡江湖。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紀君祥等大都的儒生，就是其中的幾位。他們為教司坊所屬的戲班子乃至民間青樓歌妓寫雜劇，寫曲子，倒也成就了一代“元曲大家”。當年的積水潭（當今的后海、什剎海）岸邊的歌樓酒肆、瓦舍勾欄，就是關漢卿等雜劇作家經常出入的場所，也是他與著名女藝人珠簾秀說戲、演唱曲歌的傷情地。

現如今，我們聽不到大都話的語音，但卻可以見到寫于元大都的文字。關漢卿雜劇《感天動地竇娥冤·楔子》：“……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親三口兒家屬。不幸夫主亡逝已過，止有一個孩兒，年長八歲，俺娘兒兩個，過其日月……”從這些文字來看，幾乎絲毫不影響我們的閱讀和理解。最早見諸文字的“胡同”出現在元雜劇中。關漢卿劇本《單刀會》中，有“殺出一條血胡同”之句；張好古雜劇劇本《沙門島張生煮海》中，有“你去兀那羊市角頭磚塔兒胡同總鋪門前來尋我”之句。

元代的大都話，并不是蒙古語，而是在遼、金兩代居住在北京地區的漢族人和契丹、女真等族人經過幾百年密切交往逐漸形成的“幽燕語”基礎上，受蒙古語、突厥語影響而形成的。

在元代周德清所著的《中原聲韻》中，將元代北曲用韻分十九部，并首創“平分陰陽，入派三聲”之說。該書每部的字均按陰平、陽平、上、去四聲排列，以入聲分別派入陽平、上、去三聲，記述并反映了元代北方話的語音實況。成書稍后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為元代燕山（北京）卓從之著。該書也是曲韻北派的代表作，亦分十九部；但它只將平聲字分三類——大抵以陰、陽兩調相配的字另立“陰陽”類，無相配的字歸“陰”類或“陽”類，實際上平聲只有陰、陽兩調。

“內城話”和“外城話”

現代意義的北京話是在明、清逐漸形成并基本定型的。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由徐達和常遇春統領的明軍攻占元大都，大都改為“北平府”。“北京”之名，起源于明永樂元年（1403年）。燕王朱棣登上皇位以后，將北平府改為“北京”，稱“行在”。這里的北京，是在元大都（北土城至長安街一線）的基礎上營建的，移變成德勝門、安定門一線至前三門一線。

將首都從金陵遷到北京，始于永樂元年；那么，“北京話”之名，也當始于此。

伴隨著遷都，大批江淮籍的官員、兵將進駐北京，使原來的大都話又增添了江淮話的成分。此后，來自山西等地的移民被安置在北京地區。

北京的外羅城，建成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為防蒙古俺答部侵擾，原本想建造環北京大城一圈的外羅城，因經費不足而只建了北京前三門以南的外羅城。由此，北京有了內城和外城之分。

明代北京，大批外來移民和各地考生入仕為官，帶來了外鄉省方言的語音。北京宛平知縣沈榜在其著作《宛署雜記》卷17《方言》條目中記：“第民雜五方，里巷中言語亦有不可曉者。”這一記述，反映了明萬歷年間北京城內居民五方雜處和各路方言混雜的狀況。《宛署雜記》中收錄的當時的北京方言詞語，計為80余條，其中有些是來自不同民族的語言和外地的方言，如“妗子”（舅母）等。在當時的北京方言中，“父親”的稱謂有三種，即：“爹”、“別”（平聲）、“大”。語言學者認為，“爹”為原住居民語，“大”則來自山西，“別”來自江淮語。現今北京話中常用的“爸”，在當時并未出現。

不同地區的漢語方言，如江淮話（包括南京話、安徽話等）、山西話及冀東話等，在明代融入了“北京話”語系。

北京的“內城話”和“外城話”有別的現象，形成于清初。

清太宗皇太極繼承汗位后，改女真族為“滿洲”（簡稱“滿族”），在沈陽（盛京）正式稱帝，改國號為“大清”。此后，皇太極在“滿洲八旗”之外，分別增設了“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漢八旗，主要成員為遼東人，其官兵所講的語言，大多為源于幽燕語的遼東語（又稱沈陽語）。遼東語源于冀東語，冀東語源于幽燕語。而遼東語又有別于冀東話，因為它是受女真語影響的變體。

清入主中原，以北京為都。順治五年（1648年）八月，清廷下諭：“除八旗投充漢人外，凡漢官及商民等人，盡徙南城居住。”于是，北京內城（“前三門”以北）的皇城以外，變成親王、郡王、貝勒與八旗官兵及眷屬的專用地。被遷出內城的非旗人官民及原居民，居住在“前三門”以南的外城。由是，清初的北京話也就分成了兩個區域性語言板塊——“內城話”和“外城話”。

北京內城居住和駐防的是旗人。愛新覺羅·瀛生（筆名常瀛生）在《北京土話中的滿語》中說：“清初滿人入關，在北京形成了‘滿語式漢語’。”康熙時代，滿洲八旗在漢化過程中接觸最多的是漢八旗官兵及“包衣”（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帝、宗室王公之家的一個奴仆群體）等。他們說的，是漢八旗的沈陽話，而講出來的則是滿語和沈陽話相摻雜的語言，也就是“滿語式漢語”。

到了雍正和乾隆時代，滿洲旗人已經使用雙語——既會滿語又會漢語。與此同時，滿語詞大量進入漢語。如：“挺”“薩其瑪”“逞能”“攛掇”“敢情”“嚼谷兒”等。

在滿清入主中原十余年后出生，并在其后40余年內成為作詞209首，有“清代第一詞人”之稱的納蘭性德（1655年—1685年），是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師明珠之子，為康熙朝進士、一等侍衛。他在掌握漢文化和語言方面，應該算得一個傳奇。納蘭性德以小令見長，多感傷情調。如《采桑子》：“桃花羞作無情死，感激東風。吹落嬌紅。飛入閑窗伴懊儂。 誰憐辛苦東陽瘦，也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處濃。”梁啟超評納蘭詞：“容若小詞，直追后主。”王國維說納蘭“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古典名著《紅樓夢》的人物口語，有許多清雍正、乾隆時期北京話的特征。如第七回《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宴寧府寶玉會秦鐘》：話說黛玉“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頑呢。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著我送花兒與姑娘戴。’”其中的“頑”，等同于現今的“玩”；“姨太太著我”，即現今的“姨太太叫（讓）我”。個別語詞有別，但意思可懂。再如《紅樓夢》中用的“才剛”，已在如今被顛倒成“剛才”了。

基本擺脫“滿洲式的漢語”，形成北京“旗人語”的時間，大約在道光、咸豐時期。代表當時北京方言語的文學作品，是滿洲鑲紅旗人文康（別署燕北閑人）成書于道光中葉的《兒女英雄傳》。如該書第八回“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人偏尋根覓究”中：“安公子此時的感激姑娘、佩服姑娘，直同天人一樣。假如姑娘說日頭從西出來，他都信得及，豈有個不謹遵臺命的？忙答應了一聲，一抖積伶兒，把作揖也忘了……”其中幾乎全都是當今的白話，只是將“尋根究底”寫作了“尋根覓究”；將“抖機靈”寫作了“抖積伶兒”，但近似或音同，只是多了一個“兒化”。

我們常說的“京韻京腔”，可在京劇的唱腔和念白中體驗。徽班在乾隆年間進京以后，并沒有形成純粹的“京腔”；直到道光年間楚腔（又稱漢調）進京與徽班合作，形成了“皮黃戲”。由此，皮黃戲被稱為“京腔”。隨著同治、光緒年間京劇在北京形成繁榮局面，劇中的“京白”使北京官話呈現出獨特的京腔京韻，并使其成為后來的普通話的標準音。

清代，原本生活或搬遷到北京外城的住民，大多為明代遺民，說的是明代北京方言。相對從關外而來的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明代遺民就成了“北京土著”，而“土著”講的話，就是“北京土語”；若溯其源，北京土語為“幽燕語”的傳承，幽燕語為“幽州語”的傳承。

關于北京土語，可見戲劇家、北京文史風俗專家齊如山先生的專著《北京土話》。土語的語音，我們可以從著名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的相聲段子里領略一二：“哎，那（音“內”）天我你去啦，趕上你沒在家。我溜溜兒等你半天，你壓根兒也沒回來。我一看褶子啦，我就撒丫子啦。”

輕聲和兒化

輕聲和兒化，是老北京話的顯著特征。輕聲，也叫“輕音”，即某些詞里的音節或句子里的詞，念成又輕又短的調子。北京話里，輕聲字（弱讀音節）在整個音韻系統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些雙音節詞，兩個音節的輕重程度大多不同，相比而言，前一個音節較重，后一個音節較輕。如北京話說的：老實、鼓搗、尾巴、窩囊、豆腐等。

北京話里輕音的作用有多種，其中有改變詞義和詞性的：如，名詞的“言語”，即說的話，輕聲后的“你言語一聲啊”（你說句話啊），原本的“名詞”變成了“動詞”。輕聲后動詞變成名詞的，如，“不要把精力花費在沒用的地方”，其中的“花費”為動詞；若變成“天天買零食也是不小的花費”，這“花費”就變成了名詞。

所謂“兒化”，就是后綴“兒”字，但不自成音節，而是只表示一種卷舌作用，使韻母“兒化”。

齊如山先生在《略談國劇無聲不歌——兼談念字法及小字轍》中說：“說某某胡同，則說本音，如泛泛說胡同，則說胡同兒。”如：我們說“家在茶食胡同”，不兒化；若說“我們家就在前門外的小胡同兒里”，加兒化。對此，齊先生有一系列舉例：三條腿，兒化為“三條腿兒”；喝豆汁，兒化為“喝豆汁兒”；“票友”，兒化為“票友兒”等。

語言學者認為，北京話的兒化，是唐代的幽州語、遼金幽燕語的傳承。明代晚期，兒化音已顯成熟。北京的滿洲旗人在初學漢語，特別是在說漢語“兒”時，會顯出“大舌頭”腔調，因為遇詞尾的“兒”，他們不習慣“兒化”，而是將其單成音節。

昔時，老北京專營煤行的多為河北定興人，澡堂里的服務人員的多為河北寶坻人。其詞語帶“兒”字的，不是“兒化”，而是單成音節。如煤行的定興話：“一清早兒，搖了五百斤煤球兒。”當年北京胡同的孩子學說定興煤行話，說煤鋪伙計是“搖煤球兒的（音‘地’）”。澡堂的寶坻伙計招呼顧客：“修腳不？還有個蠟頭兒（敷腳的熱石蠟）呢。”這兩地的方言，都屬于遼金時代古老的幽燕語系。有意思的是，如果我們追究一下遼燕京話或金中都話，是不是聽一聽定興話和寶坻話的語音就能有所體驗呢？

老北京話語匯中的兒化，很有講究。比如“門”。北京的城門——正陽門（前門）、宣武門、崇文門、德勝門、安定門、東直門、西直門、朝陽門、阜成門、廣安門、永定門、左安門、右安門，一律不兒化；但有三個城門例外，一個是“東便門兒”、一個是“西便門兒”，還有一個是“廣渠門兒”。這種“兒化”與不“兒化”的區別，當是明清北京口語的習慣成自然。

而宅院的“門”，則一律兒化，如大門兒、二門兒、關門兒、開門兒、前門兒、后門兒。如果用反了，將永定門叫成“永定門兒”，或將“后門兒”說成“后門”，就不成“北京話”，甚至鬧笑話。

再有就是“閃音”（也有叫作“吞音”的），即舌尖向齒齦輕閃而成。如說前門外的“大柵欄”，老北京的口語音為“大什蠟”；或者在快速的口語中，“吞”掉中間的“柵”（什）而為“大兒臘”，或“大臘”。

往事越千年，彈指一揮間。當今廣安門立交橋附近的濱河公園，在金代宮殿遺址豎立著“北京建都紀念闕”。以金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改燕京為“中都”，定為國都計，至建紀念闕的2003年，為850年。若以西周時代的薊燕古城計，北京城建的日子就在3000年以上了。

從薊燕語，到幽州語、幽燕語、大都話，到明、清北京話，及當代普通話的推廣和普及，多少腔調音韻的溪流匯成了北京語言的長河。

普通話化，是當代新老北京人語言的總趨勢。伴隨著“普通話”的普及，近幾十年來，北京內城、外城，遠近區縣及多個部委、大學、軍隊大院，除少數地域，大多已經普通話化。與此同時，由于求學、工作等因素，原本就屬于移民城市的北京，又增添了多少新的“鄉音”。外來語詞，電腦語言、網絡語言，在不知不覺中融入了北京流行語。

（作者：劉孝存，系作家、文化學者，曾任北京市地方志學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