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國報道》記者陳珂 李士萌

紅山文化歷時1500余年，分為早、中、晚三期，每期又可分為早、晚兩段。早期距今6500—6000年左右，是紅山文化孕育和形成期;中期距今6000—5500年左右，是紅山文化全面發展階段;晚期距今5500—5000年左右，紅山文化發展進入鼎盛期，并最終形成紅山文明，進入“古國”階段。

如果從1921年安特生在遼西錦西發掘沙鍋屯遺址算起，紅山文化考古已走過百年。但對于這個形成于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存續1500年之久，地理范圍跨越內蒙古、遼寧、河北，面積達20萬平方公里的古文化來說，我們所知曉的也許只是吉光片羽。

6月 13日，觀眾在遼寧省博物館參觀“玉豬龍”。 （攝影/滕妍妍）

碰撞與融合

蘇秉琦先生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論述中國文明起源的裂變、碰撞和交融時談道：“三種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點大都在中原和北方，大都與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結合有關。所涉及的范圍是從關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黃河，經汾水通過山西全境，在晉北向西與內蒙古河曲地區連接，向東北經桑干河與冀西北，再向東北與遼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連接，形成‘Y’字形文化帶。”

記者曾在牛河梁遺址博物館看到的一幅“北方——中原文化連接示意圖”，再現了這種互動。遼寧大學歷史學部教授張星德師承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在她和同事近年來的研究中，一些紅山文化形成的歷史細節次第展開。

張星德告訴《中國報道》記者，考古學對遺存的認識，是通過人遺留下來的物品。距今8000年左右，北方地區形成了3個重要的族群集團，以他們使用的陶器特點命名，分別為素面陶集團、繩紋陶集團和之字紋陶集團。素面陶集團主要生活在太行山以東、燕山以南、黃河下游地區，使用陶盂、陶支座組合炊具或使用陶鼎;繩紋陶集團是黃河中游的仰韶集團，流行小口尖底瓶;之字紋陶集團在遼西地區或者范圍更大一點的北方，這里流行筒形陶罐。在距今6500年到5500年間，這三大族群之間由于人口的擴張、遷徙，不斷發生碰撞和交流。紅山文化和紅山文明就是這三個集團碰撞、交流、融合的產物。

為印證紅山文化的碰撞融合過程，近幾年張星德還對玉器進行了比對。她說，距今8000年左右，遼西土著已經開始使用玉器，器型有玉玦、玉璧等，到了紅山文化早期，這樣的用玉傳統及器型仍在西拉木倫河以北延續著，而在燕南部族殖入的西拉木倫河南岸，以及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均未發現玉器。直到距今6000年左右，后者才有玉器。“而且一出現，從器型上看是斜口筒形玉器，即紅山文化的馬蹄形玉箍，這種器型在遼西地區距今8000年左右的玉傳統里是沒有的。”

在張星德看來，從最能辨識族群的器物的角度看，我們今天認為兩個族群經過文化認同共同形成了紅山文明，是可以站得住腳的，即距今5500年左右黃河下游居民和遼西土著居民碰撞融合形成紅山文明。

遼西的牛河梁遺址和長江流域的凌家灘遺址，兩者相距 1000多公里，卻發現了形態高度一致的玉人。圖左為凌家灘遺址出土玉人，圖右為牛河梁遺址出土玉人。 （供圖/張星德）

影響與延續

紅山文化的年代跨度大致在距今6500—5000年，并在距今5500—5000年左右的晚期進入鼎盛期，最終形成紅山文明，將我國可考證的史前文明向前推進了1000年。

紅山文化承載的歷史發生在遠古時代，遺跡遺物的發現史就是對紅山文明的確認史。張星德說，紅山文化發現多年以來，很難找到與傳統的文明評判“三要素”——文字、金屬、城市相對應的物證，能看到的是發達的祭祀遺址，和祭祀遺址所表現出來的用玉來顯示人身份的等級制度。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譽院長郭大順稱，紅山文化進入文明階段最基礎的佐證是社會結構，其祭祀禮儀制度化背后是觀念信仰。

那么，既已進入更高一級的社會形態，鼎盛期之后，紅山文明是突然消失了嗎?“紅山古國”去了哪里?

郭大順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一種文化、一個社會，總是有高潮和低潮，這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夏商周更迭亦是如此，“紅山文化不一定就完全衰落了”。“從東邊這一路，紅山玉器到了大汶口，往南去到凌家灘。特別在凌家灘有很多相似的東西。”

凌家灘遺址位于安徽含山縣，是長江流域一處距今5800—53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心聚落址，學界認同它和紅山文化在玉器上有緊密關系。比如，這里也曾出土過一件玉人，和紅山玉人如出一轍——均雙腿彎曲，雙臂回收置于兩肩，雙目緊閉，似與神靈溝通。“凌家灘遺址最近又發掘了一個勾云形玉佩，完全是紅山那邊的殘件。”郭大順補充說。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牛河梁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之一郭明提到，此前不久，考古人員在凌家灘遺址還有一個新發現。“凌家灘也處在丘陵地帶，有水，但比紅山多，那里的古人對建筑址的選擇和紅山高度相似，連大型紅燒土臺子的結構都很像。”兩地相隔1000余公里，這種史前社會的上層互動稱得上“神奇”。

部分專家認為，在中國史前社會，各地部落上層之間曾開展遠距離文化交流，形成連接各主要文化區的交流網絡，社會上層的直接互訪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牛河梁和凌家灘就是這樣的交流點。

從“崇龍”角度看，紅山文化也沒有消失。1971年，赤峰市紅山文化遺址出土了一條玉龍，被考古界譽為“中華第一龍”，從外觀上看集齊了鹿眼、蛇身、豬鼻、馬鬃。張星德告訴記者，紅山時期龍的外觀基本定型，即取多個動物的某個特征組合成一個新形象，身體通通變成很長的軀體。逐漸地，到了商代，龍的背部出現了脊，身上有鱗紋圖案。后面不管如何變化，龍形象都是照此樣式“微調”。

不止于以上所述，重新審視紅山文化的儀式圣地牛河梁，這里三層起壇、天圓地方、沿中軸線左右布局的理念，連同北廟南壇、敬天法祖的傳統，均和明清時期北京的天壇、太廟和明十三陵相類似，也印證了紅山文化的穿透力。

未曾中斷的文化傳承

“如果強說紅山文化直接影響了多大范圍，也有一點難度。”郭明表示，由于紅山文化有融合、認同的基因，如果向外輻射，基本上也是潛移默化的，不會突然間向外界施加類似于征服性質的影響。回到“直根系”上，她說，雖然最后歷史的重心移到了中原地區，但紅山文化所體現的精神內核，在整個中華文明歷史發展過程中沒有缺席。

內蒙古紅山文化學會理事長于建設強調，中華文明的邏輯起點——敬天法祖，在紅山文化中表現得特別充分，“因為紅山文化所處的遼西山地，是個半干旱地區，對降水的渴望可能比南方地區要強烈得多，所以連接天人的巫在紅山人中有尊崇的地位，行云布雨的龍的形象在這里有較多表現，這也是由地理環境所影響的。”

于建設表示，從文化理念傳承的角度來看，紅山文化由巫而王(從巫師發展出王權的雛形)、由祀而禮(從調整人神關系的祭祀發展出調整人與人關系的禮)、由家而國(由氏族發展出國家)，對中華文明傳承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傳統文明和西方文明本質上的區別，就是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文化傳統始終未消解，這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的基因表達。”他告訴《中國報道》記者。

當然，文化傳承發展的過程，已經在歷史中模糊了許多細節。“紅山時代和商周時代相隔千年，這1000多年的社會形態和文化是如何傳導的，我們還沒有完全搞清楚，但紅山文化的理念一直注入其中，影響著后續的國家和社會形態。”于建設認為，紅山文化與殷商文明有密切的關聯，紅山文化基因到達黃河流域后，直接推動了商文化的興起，商文化又是周文化的直接源頭，“夏商周三代在中原地區形成了一個中華文明的熔爐，人們都想入主中原，這也是古時文化融合的歷史傳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國祥表示，未曾中斷的精神成就是中華五千年文明重要支柱之一，“甚至你會發現，紅山文化的精神理念離我們很近，五千年的文明并不遙遠，我們當代人跟祖先是心靈相通、傳承至今的，中華五千年文明就是這么一步步走過來的。”劉國祥說，中華五千年文明進程的精神成就，也是當今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礎。

張星德遼寧大學歷史學部教授 （攝影/滕妍妍）

對話張星德——

“絕地天通”的紅山模式

中國報道：從您所研究的素面陶、繩紋陶和之字紋陶集團碰撞、融合歷程，可以看出紅山文化什么樣的特點?

張星德：族群碰撞和文化融合始終是紅山文化發展的主旋律。紅山人從物質層面的融合發展到精神層面的認同，不僅體現了紅山人的智慧和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和平、求同、共生的民族精神追求，而且開創了有別于黃河、長江流域“在祀與戎”文明化模式的紅山模式——“絕地天通”，體現了中國文明起源的多樣性。

中國報道：紅山文化晚期已經進入古國階段，但似乎沒有太多軍事權力的表現痕跡，紅山社會是如何實現國家權力的?

張星德：紅山社會中世俗的等級權力是由與宗教相關的體系來表述的，盡管不夠成熟，但在紅山文化廣闊的分布區內，其玉器型制上保持了高度的規范化，應當是有規則制約的，應當是紅山人通過宗教權力實現世俗統治的反映。這種在紅山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超越了單一族群血緣氏族社會的公共權力，正是早期國家已經出現的表現。

中國報道：從今天來看，紅山文化和紅山文明有怎樣的意義?

張星德：紅山文明是構成中國北方新石器文化最重要的三個集團碰撞融合的產物，是中華文明的當之無愧的直根系，開創了中華文明的先河;從排他到共生，紅山文明開創性地通過集中宗教權力實現了現實社會的古國公共權力，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多樣性，體現了紅山人的智慧。

紅山文化開創了龍文化，龍是融合、共生、創新、天人合一的產物，體現著中華民族的和合、交融、吸收創新的思想和形態;紅山文化弘揚了玉文化，體現規則、制度、美德與珍貴，并成為中華民族的道德精神和審美追求。

(來源：《中國報道》2023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