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是古老的觀念與智慧。檢視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由“節”德所展開的具體維度，如節欲、節用、節度、名節、貞節、氣節、忠節、節義等等，都以“節”之“體”與“用”于“天人之際”而呈現一種價值觀念、道德理念，并發揮其難以取代的調和功能。“節”的觀念源于人們對自然規律的體認以及生存、發展的現實考量，從而彰顯為人的主體性價值。《周易》有言：“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又有：“天地節而四時成。”“當位以節”指向“中”，以持中守正而不偏不倚。在天道自然與人倫日用之間，由“節”之“中”追尋“亨”的理想狀態。孔子倡導“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墨子謂之“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谷熟，衣服節而肌膚和”。亦可表明，“節”從古老的價值觀念延伸到具體的倫理范疇，從人的行為方式建構為主體德性。當然，“節”根本在于堅守“中”的原則，即“度”與合理性，并由此追求“致中和”的境界。

對照中西倫理文化，《周易》最早以文獻的方式呈現中國先民“節”的觀念和智慧。“節須得中”的原則既是內在義理，又是價值旨歸。在“百家爭鳴”的時代，經孔子、墨子、孟子等諸多先賢的闡發，“節”德的價值因而獲得系統的建構。在古代希臘，“節制”即為“四主德”之一。柏拉圖曾指出，“節制是對某些快樂或欲望的控制。”正是基于此，它為人的幸福、快樂創造內在條件。亞里士多德講，“節制之人的欲望部分應該與理性相一致，兩者都以高尚為目標”。亞氏將“節制”放至“應該”的語境，以理性追求善，視為理想城邦共同遵循的價值。古希臘哲學家強調“節制”的“中間性”，既是“中道”的價值原則，也是一種歷久彌新的倫理精神。中國傳統“節”德相比西方古老的“節制”之德，盡管“節”比“節制”涵括更豐富的內容，兩者卻在“中道”“中和”的原則中彰顯“節”的“中間性”與“合理性”特質。應該說，“節”與“節制”作為“軸心時代”道德范疇的具體表征，是人類文明“愛智慧”的結晶。

轉換到中國倫理文化的語境，“節”德的價值在于“中”，目標指向“致中和”。《論語》中有：“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是儒家倡導的德性，亦反映在中國人的中和、圓融、辯證等思維方式上。作為主體的品質，“中庸”涵括“節”的德性與德行。相應地，“節”又指向“中庸”“中節”，以“致中和”為終極追求，并通過價值建構、價值基點及價值指向等方式體現出來。

“節”德的價值建構于“致中和”。《道德經》中講：“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這是“持中”的道家表達，亦包含“節”的意蘊。“節”正是以“持中”“執中”來追求“致中和”。《中庸》更為明確，“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儒家“執兩用中”即是“時”，同樣體現在“節”的方法中。在哲學意義上，“節”不僅是天人之間各種關系的存在樣態，也是對事物發展規律的理性審思，“持中”“執中”作為“節”的方法論，是價值追求的基本原則；在倫理意蘊上，“節”即包括主體道德自覺到德性養成的過程，以“致中和”之境為終極價值。王陽明認為：“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唯有“致中和”，才能體現“中”這一價值天平。基于此，“節”的價值正是由“致中和”所追尋或達到的境界而建構。

“節”德的價值基點在“致中和”。儒家的“致中和”在哲學上具有工夫的意義，在社會實踐中則成為主體追求的理想狀態和極高境界。《中庸》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顯然，“中節”之“節”處于最佳、最優的狀態，以“中和”的核心價值為支撐。“節”以動態的方式涵括主體的能動性、動機以及效果的維度。由能動性的面向檢視，主體在“未發”與“已發”之間凸顯“中節”“中和”的價值；從動機的視角看，“節”以純粹的德性追求高遠的境界，彰顯其超越性特質；在效果的意義上，“節”在于培育主體良好的品質，塑造理想人格，并指導道德實踐。“節”的“致中和”之境，通過主體的價值追尋和道德實踐顯得更為明確。由此形成的價值基點，力推主體價值生成、凝聚、彰顯，與中國傳統道德“經世致用”的特質互動融會。要之，“致中和”為“節”德的價值提供基礎性條件。

“節”德的價值指向為“致中和”。“節”德的精神內核因其內生動力、價值張力而實現古今貫通。尚秉和說：“節，信也。”潘振云：“節，操也。”“節”屬于趨向于善的德性，以底線倫理的價值指向“致中和”，其內在價值跨越傳統與現代。那么，傳統“節”德在當下如何進行廓清、批判以及重塑？又以何種方式為人們提供安身立命的價值支撐？在面對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價值多元、文明互鑒的當代社會，其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存在？對于這一系列的現實問題，亟待審慎地檢討、反思。誠然，“節”德蘊含的超越時代、歷久彌新且具有普遍意義的內涵及價值正是道德建設的現代追尋，其將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給予我們積極的啟示。在現代公民道德建設聚焦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的基礎上，“致中和”之“節”德的美德倫理特質和普遍倫理意義，可以擴展到更多的面向、更大的范圍，為中國人乃至人類社會應對“現代性”挑戰提供積極的道德智慧。于是，“節”德的現代價值亦值得進一步審思與追尋。

“節”德對于道德共同體的現代價值。“節”而取“中”的價值觀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它對于中華民族的性格、心理、氣質有著深遠的影響。一方面，“節”德所蘊蓄的傳統倫理精神可謂中國人追求的“價值理性”。其表現在人們堅守正義、秉持節操、彰顯氣節等精神特質上。另一方面，“節”德又以中國人的性格特征而呈現出一種“實用理性”。謙遜、內斂的德性與德行，通過以“禮”節情、以“禮”節欲等方式表現出來；節儉、儉樸的美德，彰顯在質樸、高尚的品德追求之中；經世致用、厚德載物彰顯的精神，以“節”的方式追求情感、理性與價值的平衡。如此等等。“節”德在人的心性的修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節以及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調控方面，都是基于生命、生存、生活以及發展的關切，也是傳統中國人性格特征的重要彰顯。以“致中和”為旨歸的“節”德，是中華民族求真、崇善、尚美的價值追求。經過現代轉化與建設，以現代公民道德作為目標，“節”德對于新時代道德共同體構建將具有積極意義。

“節”德對于生態共同體的現代價值。人類文明整體上是一個生態共同體，“節”德作為古老的智慧或可助力現代生態文明建設。“致中和”之“節”德，貫穿生態觀念、生態倫理、生態文明建構的整個價值系統。人與自然的對立挑戰著生態觀念；縱欲而無節制地索取遠離生態倫理，失卻“節”德操守的行為有悖于道德文明。缺失生態觀念、生態倫理及道德文明顯然難以建設生態文明，更無益助力人類文明的發展。相應地，“萬物一體”的價值觀念蘊含“節”的德性而成其為“萬物有節”的生態觀念；“澤及草木”的主體生態意識隱含“節”的德性與德行，期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生態；“生生之節”的生態倫理以價值共同體的方式建構良好秩序，有助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經過現代轉化，以“致中和”為追求的“節”德，其所展開的節欲、節儉等基本內涵以及“節操”的德性指向，在生態共同體的構建中可發揮穩定而持久的作用。

“節”德對于命運共同體的現代價值。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東方抑或西方，“節”的觀念盡管存在具體內涵、現實表現上的差異性，但是在“中道”“中和”的價值上追尋“節”德，不同文明之間卻有最大程度的一致性。可以說，“致中和”之“節”德是一種價值共同體，在自然、人性中展開的具體維度，如節制、節儉、節用等，具有“生生”性特質的命運共同體考量。《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在價值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之間，以人的德性與德行為表征，關注人乃至自然萬物的生命、生存、生活，構成“節”德的意義世界。相應地，以人的德性養成為中心，追尋主體的內外平衡，并推擴至特定的群體、社會乃至自然萬物，形成穩定的價值體系，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形成積極的有益的內在支撐。經過現代轉化，“節”德在節欲及其所展開的節制、節儉、節用等價值觀念、道德理念方面，以及個體道德人格“操守”的意義上仍然能涵養現代價值觀；其關懷倫理意蘊，對生命存在及存在意義的價值審思，亦蘊蓄著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簡言之，“節”德在人與自然萬物之生命、生存、生活中的價值立場和倫理情懷，以及由此形成的觀念，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可產生積極而恒久的價值。

要而言之，“節”作為人類文明的智慧結晶，它既是文化的表征，又是哲學的反思，也是倫理的考量。中國哲學視野中的“節”，即是價值本身，“萬物有節”且“節”而有“道”；具體到儒家倫理的視域，“節”則屬于道德的范疇，涵蓋人的德性與德行。“節”不僅在合理性節制方面有獨特的意義，而且在整個主體的德性和德行中都能彰顯“致中和”的內在特質，并由此獲得最優的價值選擇；作為德性與德行的表征，“節”德絕非限于理論性的預設，而可以實實在在地體現在道德主體追求美善的社會實踐中。質言之，以“致中和”為追尋的“節”德，應該是任何境遇都能凸顯價值張力和實踐智慧，不僅在體認人自身的價值中發揮作用，而且于自我身心調適、應對人與人的關系，以及定位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始終都是獨特的存在。

（作者：鄧 立，系貴州財經大學黔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