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陶淵明與古琴的關系，“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宋書·陶潛傳》，蕭統《陶淵明傳》《南史·陶潛傳》《晉書·陶潛傳》記載基本一致）的舊說，廣為人知。后人或以為這是陶淵明名士風度的表現，包含著“大音希聲”的哲學思想。蘇軾在《淵明無弦琴》中提出異議：“舊說淵明不知音，蓄無弦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此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弦’，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弦弊壞，不復更張，但撫弄以寄意，如此為得其真。”元代李冶也認為：“何勞弦上聲者，謂當時弦索偶不具，因之以為得趣，今觀其平生詩文可概見矣。”（《敬齋古今黈》卷七）莫礪鋒先生《陶淵明的無弦琴》一文支持蘇軾的觀點，認為陶詩中既然多寫到琴，據陶詩真淳的特點，陶淵明一定是愛好彈琴的。事實上，陶淵明不僅會彈琴，更將古琴置于與書、酒同樣重要的地位，這正是魏晉以來名士風度的一種表現。

現存陶集中涉及古琴的詩文有十一首（篇），如“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和郭主簿二首》其二）“少學琴書，偶愛閑靜”（《與子儼等疏》），表明陶淵明少年時即與古琴結緣。此后不論是遭遇母喪（《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還是辭彭澤令后（《答龐參軍》“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在不同階段的生活中，古琴一直陪伴于陶淵明左右。直到臨終前夕，他還在《自祭文》中回顧自己“欣以素牘，和以七弦”的田園生活。顏延之《陶徵士誄》寫淵明于“晨煙暮靄，春煦秋陰”中“陳書綴卷，置酒弦琴”，可謂實錄。

余英時在《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中說：“東漢中葉以降士大夫多博學能文雅擅術藝之輩”，至魏晉，術藝更成為名士風度的重要標志之一。就古琴而言，盡管音樂一直是世家所重視的教養，漢代也有如司馬相如等擅琴之士見于文獻記載，但在一般情況下，擁有高超琴技的大多是樂工琴師。除文獻記錄外，漢代出土的如《東漢撫琴俑》《雜技舞樂畫像磚》等文物也可為之佐證。到了魏晉時期，士人逐漸成為超越琴師的重要演奏群體。《世說新語》記載了一些名士故事，如嵇康臨刑索琴奏《廣陵散》（《雅量》）；謝安見戴安道“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雅量》）；王子敬素好琴，得知其死訊后王子猷“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彈”（《傷逝》），等等。六朝畫像磚《竹林七賢與榮啟期》中三位高士手持樂器，榮啟期、嵇康彈琴，阮咸奏阮，也是這一轉變的明證。

王謝族中人大多會彈琴，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說：“洎自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可見學習古琴確已成為兩晉南朝世家子弟的必修功課。陶淵明自稱“少學琴書”，恰可與《晉書·左思傳》中記載左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對看，是時代風氣使然。其詩文中往往又有“琴”“書”意象連綴出現的句子，也可與此時有關名士的一些文獻記載互參，只不過“書”在文獻中有時指書法，而在陶淵明詩文中往往又指書籍。

陶淵明是名士，更是隱士，而魏晉已降古琴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遁世之士的“標配”。古琴在漢代被儒士尊為“八音之首”，并被賦予重要的道德教化功用，如揚雄《琴清英》：“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此后桓譚《新論》、班固《白虎通義》、應劭《風俗通義》等都根據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的思想，將古琴闡釋成約束道德、建構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魏晉之時，竹林士人以玄學代名教，古琴也一并“越”漢儒樂教，成為個人親山水、遠政教，“導養神氣，宣和情志”（嵇康《琴賦》）的重要樂器，“曠遠”“淵靜”“放達”“至精”“體清心遠”（嵇康《琴賦》）成為古琴與琴人共同擁有的美德。最能體現這類美德的人群當然是隱士，這一時期琴史上最杰出的琴家嵇康、戴逵父子、宗炳恰恰都是隱士。《續晉陽秋》載：“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颙兄弟子繼父業（《宋書·戴颙傳》），宗炳“好山水，愛遠游”（《宋書·宗少文傳》）。宋太祖曾幾次召颙、炳二人為官，皆不就。《宗少文傳》又載：“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臨川王義慶辟為祭酒，主簿，并不就。”戴颙、宗炳及炳外弟是與陶淵明同時代的人，宗炳還曾參加廬山慧遠的白蓮社，與陶淵明相距不遠。雖然史集不見二人交往記載，但其風度卻是共通的。不僅如此，陶淵明在《祭從弟敬遠》中也寫到他的這位從弟過著“晨采上藥，夕閑素琴”的隱逸生活。

陶淵明對古琴的愛好彰顯著他的隱士風度，既與其時名士一脈相承，又有著獨特的超越性。在詩文中他以古琴抒發寄身事外之懷，也借歌詠琴士表達耿介守節之志。后者如《詠貧士七首》其三：“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擬古九首》其五“東方有一士”等。這兩首詩都寫于元嘉年間，通常被認為是陶淵明于易代之際的自詠（參見龔斌《陶淵明集校箋》），特別是后一首詩，擬左思等人《招隱》詩，中間細述了隱士為“我”彈琴的情境：“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李善注引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嘆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孤鸞》琴旨雖不見于文獻，但亦應與《別鶴》相似。詩人顯然是借書寫男女之情的琴曲宛訴易代之憂憤，明其不移之志節。蘇軾《東坡題跋》卷二：“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自擬其平生固窮守節之志”，都是確論。

陶淵明對古琴的態度及其書寫似乎深受嵇康感召，“榮啟期”和《別鶴》都曾在嵇康《琴賦》里出現，陶淵明《雜詩十二首》其十一“離鹍鳴清池”更直接化用《琴賦》“嚶若離鹍鳴清池”之句。嵇康曾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自述：“今但愿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愿畢矣。”他的這一未能實現的志愿終于在百年后的陶淵明這里得到了實現。《歸去來兮辭》：“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雜詩十二》其四：“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答龐參軍》：“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朝為灌園，夕偃蓬廬。我求良友,實覯懷人。我有旨酒，與汝樂之”……這些句子似乎都在與《絕交書》遙相呼應。嵇康于魏晉之交持“自然論”以示對司馬氏的反抗，陶淵明則于歸隱后順利度過晉宋的王朝改易，保全性命于亂世。

除此之外，陶淵明更有一種獨屬于他的風度，這就是他能將古琴與躬耕和諧融貫于田園生活中。“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勸農》）在世人眼中古琴超曠，躬耕形勞；古琴高雅，躬耕粗鄙。無論是耽名教的儒士，還是任自然的名士，都認為二者不能兼容，所以陶淵明以前古琴與躬耕絕不出現在同一詩文中。陶淵明則不然，“載彈載詠，爰得我娛。朝為灌園，夕偃蓬廬”（《答龐參軍》）“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歸去來兮辭》）“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自祭文》）都是既樂琴書，又履田園，真正踐行著《莊子·齊物論》所說的“道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寓諸雍”。這正是陶淵明的魅力所在，也表明他是真正的達者。

（作者：解婷婷，系青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