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方勤演講地點：南京博物院演講時間：2023年3月

方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研究館員，武漢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考古中國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夏商周課題組組長、中華文明探源之石家河項目負責人。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兩周專委會副主任，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主持的京山蘇家壟遺址、棗陽郭家廟墓地分別獲得全國六大、十大考古新發現，著有《曾國歷史與文化——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等專著，發表《石家河遺址：持續見證長江中游文明進程》《曾國世系及相關問題研究》等論文多篇。

石家河出土的玉鳳

譚家嶺城垣

石家河出土的玉璧

石家河出土的玉鷹

圖1

圖2

圖3

圖4

長江中游地區最大史前城址聚落

今天的講座是與大家交流一下，長江中游的石家河遺址。

石家河遺址位于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鎮，地處大洪山南麓、江漢平原北部，遺址由內城、城壕、外郭城構成，面積超過300萬平方米。石家河周邊呈半月形分布有17個城址，包括大悟土城、安陸王古溜、孝感葉家廟、黃陂張西灣、應城門板灣、應城陶家湖、天門笑城、天門龍嘴、荊門城河、荊門馬家垸等，這些城址大一點的達70萬平方米，小一點有幾萬平方米至20多萬平方米不等。

石家河遺址是長江中游地區面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等級最高、附屬聚落最多的史前城址聚落，曾入選“2016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百年百大考古發現”等。

距今約5500~5000年，石家河人筑成了面積為22萬平方米的譚家嶺古城，譚家嶺古城是石家河遺址的核心，其周圍有環壕和城垣遺存。

石家河遺址前后時間跨度長達2000多年，可以分成三個文化期，第一個時期是油子嶺文化，第二個時期是屈家嶺文化，第三個時期是石家河文化，最后一個時期我們有時候也稱之為肖家屋脊文化，以前也稱它為后石家河文化。在第一個時期的代表是譚家嶺城，第二個時期的代表是鄧家灣城，第三個時期的代表是石家河城。

后來我們在石家河還發現了西周時期的古城，其規模明顯小于之前的石家河大城。從周代制度來說，其城市大小都有規制，因此才會出現這樣的變化。而關于石家河地區的西周古城，我們目前做的考古工作有限，它的布局還沒有確認，周邊的大型墓地等也沒有找到。就目前城址范圍內的考察結果來看，石家河地區是沒有明顯的商代遺存的。

石家河城址的衰落也是我們一直思考的問題。導致古代城市發生變遷存在多種因素，通過考古發掘，我們注意到石家河晚期大約是距今約3700年前，這個時間點已經進入了夏的紀年。石家河城址的衰落存在多種因素，其一可能是自然環境的變化，包括水系統的變化，以及交通的變化。具體到石家河，就是當時的長江水系的變化，以及當地農業手工業的富饒程度等，都會導致城市的變化。

而我們目前推測，石家河城址衰落還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當時中原王朝的權力變遷。商代時期和西周時期，包括再往前的夏王朝，各地城市的發展，和這個王朝的戰略布局有很大關系，比如王朝會著力向哪個方向發展它的勢力，就會在這個方向的地域產生較大的影響，例如湖北武漢的商代盤龍城遺址，西周在湖北的遺址就更多了，包括曾國楚國的遺址等。所以我們通過考古發掘觀察到，商周時期的中原王朝是沿著長江發展力量的。商朝時期的勢力范圍還沒有發展到石家河地區，其影響力有限，因此可能就沒有占領并持續發展石家河地區。因此隨著石家河城址衰落，這個地點就被放棄了。石家河衰落以后，商代的石家河地區就逐漸在一段時間里荒廢成了廢墟。而到了西周時期，周王朝為了控制南方就搞了“漢陽諸姬”，分封了眾多小諸侯國。我推測石家河地區發現的西周古城可能就是其中某個小國的國都，我估計周人初來這里所見也是一座廢墟，隨后周人在這里筑了一座周城。

玉器與陶器昭示的文化交流

石家河出土的多數玉器，表面都有精美的線刻、勾連圖案，有復雜的透雕和細如針尖的鉆孔，并普遍使用了減地陽刻工藝、淺浮雕線刻工藝等，類型豐富，形態優美。

石家河的玉器出自甕棺，當時考古人員在清理甕棺時，玉器全部出自這里。這是有點兒奇怪，因為在這之前的石家河并沒有甕棺葬的做法，這種做法應該是此前北方的風俗，比如河南洛陽王灣遺址、河南禹州瓦店遺址等地曾有出現，石家河以前曾經有過甕棺葬，但是一般是用來埋葬孩童的，而石家河出土玉器所在的甕棺是用來葬成人的，兩個大甕蓋靠在一起，玉器都是出自這里。

當玉器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出現以后，很多人就猜測石家河的玉器是從哪里來的。在發掘中，我們在一個甕棺里面發現了玉器的廢料以及一個石英鉆頭。既然出土了玉器廢料和加工用的工具鉆頭，就說明石家河的玉器確實是在本地生產的，如果史前時代人們只是把成品從外地帶來石家河，那么就不會在甕棺中出現廢料和工具。而加工玉器的玉料則肯定是來自外地的，我們現在傾向于認為玉料可能來自西部地區，諸如甘肅、新疆等地，因為這些玉料的質地太好了，我們本地也沒有這樣高品質的玉料出產。

我記得石家河的玉器是在1954年第一次發掘出土的，出土的玉器非常精美，超乎想象，比如出土的玉鷹，它的嘴是活動的；還有玉龍，這種C形的龍造型比較接近紅山文化，這也體現了我國古代先民文化交流的特點；還有一個玉鳳凰，工藝嫻熟、造型成熟，現在收藏在國家博物館。這些玉器在4000年前無論是在構思上還是線條的運用上都達到了我們無法想象的高度。因此當時的先生們看了之后認為這樣的玉器應該是西周時期的作品，當年發考古簡報的時候也說的是石家河出土了西周的玉器。

后來湖南的孫家崗出土了一件石家河文化的鳳冠，它出于土坑之中，跟石家河的甕棺葬又有所不同。這是兩種不同的葬式，而且不同的葬式可能代表著不同的族屬，這種差異的背后是有很多文化因素的。

比如說石家河出土的這個玉人（圖1），是石家河玉器的標志之一。這個玉人眼睛很凸出，而且是有獠牙的。這其實就是石家河先民對神的一種造型，它的一些造型其實表達的是先民的傳統觀念，比如說我們要表現千里眼的能力與眾不同，先民可能就認為既然要表現眼睛能看得到千里之遠就要在造型上把眼睛突兀出來。獠牙造型的出現是基于同樣的道理，古代先民觀察到老虎等猛獸都是有獠牙的，因此會對獠牙的強大產生一種敬畏，那么在制造玉人的時候就會把獠牙的造型也放上去，相當于將玉人神格化，讓它擁有獠牙一般的強大力量。先民的這種行為邏輯，其實就跟大家關注的三星堆出土的凸眼器物一樣，從年代上來說，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出現在4000年前，比三星堆要早六七百年。有人認為三星堆可能是外星人遺跡，其實它不是外星人遺跡，它就是中國人的。需要注意的是，三星堆遺址是神廟屬性的，那里出土的器物造型并不是人本身的直接寫照，它背后的邏輯其實就跟現在我們在寺廟里看到的千手觀音造像是一樣的，現實生活中當然不會真的有一千只手的人存在，但是通過千手的造型，造像表達出來的是觀音法力無邊這樣一個愿望。基于同樣的認知邏輯，三星堆的先民把器物造型更夸張化了，把眼睛、耳朵的造型做了更夸張化的處理——更凸出的眼睛才是千里眼，更夸張的耳朵才是順風耳。我們再來觀察石家河的玉人，它的冠兩側有一對鳥的形象。長江流域的先民是特別關注鳥的。先民認為天是神秘的，而鳥是可以飛上天的，所以鳥類在先民的視界里是特殊的，鳥類之于上天，就有一些后來封建社會的君權神授的概念了。

這里我再提供一張照片給大家參考，這是之前提到的湖南孫家崗，那里出土的玉人（圖2）。它跟我們介紹的石家河的玉人的造型幾乎是一樣的，也有冠和一對鳥（一只斷裂），只不過它的造型更加夸張，眼睛更加凸顯，獠牙上下都有，它表達的意思也是一樣的。這個玉人出現的年代大約是4000年前，推測那時已經進入夏的紀年。

石家河出土的玉人，除了這類神化的之外，也有跟普通人比較接近的造型。我認為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種就是夸張化的神，還有一種普通人的造型，比如說這個同樣是石家河出土的玉人（圖3）。這個玉人的形象比較嚴肅，推測可能是一個地位重要的王或者一個軍事首領，先民可能認為這個人非常值得紀念，也希望這個跟他們聯系很密切的人能夠持續保佑他們，所以才制造了這個人像。這說明石家河文化已經慢慢形成了兩個體系并存，一個是神廟中祭祀神靈之用的，一類就是先民敬畏的首領之類，三星堆也有類似人的造型，也是隱隱約約存在著類似的兩個體系。

石家河也出土了一些玉璧，也有玉琮，屬于比較簡單的造型。考慮到以玉石文化聞名的良渚，按一般說法是在距今約5300~4300年前，而石家河文化中玉的出現已經是在4000年前的石家河晚期。也就是說，良渚文化傳播過程中已經處于晚期，同時也存在逐漸減弱的情況，但是良渚文化對石家河文化是有影響的，或者說是有關聯的，它們分別處于長江上游下游，交流是比較頻繁的。

石家河出土玉器中另外一種有特點的器物就是牙璋。想必大家都知道，玉牙璋是距今約3850~3500年前的二里頭文化的標志性器物之一。而玉牙璋在石家河的出土，也說明石家河同樣受到了二里頭文化的影響。當然，從目前來看，二里頭文化跟石家河文化之間到底是怎么銜接的、持續了多長時間，這些問題還需要繼續研究。不過我們可以明確看到中原文化對石家河地區的影響。

從考古發掘來看，石家河出土的玉器都是比較小的，沒有大件，之前我們推測玉料可能來自西部，正是因為路途遙遠玉料相對比較珍貴，因此玉石都被加工成小件，充當墜件或者掛件，來彰顯佩戴人的身份地位。

在過去，包括我個人在內，大家的基本認識是在石家河出現了眾多玉器的時期，石家河大城就已經開始衰落了。但是通過近期的考古發掘工作來看，并不是這樣的。我們發現，在后石家河時期或者說肖家屋脊時期的玉器時代，石家河大城仍舊在使用，而且還在往外擴張。為什么當時的石家河玉器如此發達？現在來看，是因為那個時候石家河大城不僅很大而且還在使用，這也證明了當時石家河文化十分發達。但是隨之新的問題也出現了——曾經有很多先生提到“禹伐三苗”之事，他們繼而指出，石家河大城很可能是先民所稱的“三苗國”都城。既然大禹攻伐三苗，為什么玉器還可以這么發達呢？這里我介紹一下我個人的觀點，我認為文獻記載的“禹伐三苗”，說的是大禹最終靠德政降伏了三苗。我們在石家河遺址考古現場的觀察也佐證了這個判斷，在山西清涼寺遺址考古人員觀察到了史前戰爭暴力的存在，但是在石家河遺址我們沒有觀察到這類存在，當然，要實現考古資料跟文獻記載一一對應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我們在石家河遺址觀察到的祥和，至少可以說明文獻中記錄的“禹伐三苗”不一定就是大禹大軍南下。這種觀察同時也能佐證，后石家河時期玉器為什么如此發達，并且影響范圍如此之大。

從考古發掘來看，肖家屋脊出土的陶器跟中原文化特別是王灣三期文化有較為密切的關系。石家河出土的陶器數量非常大，達到百萬件級，這也說明了石家河大城的規模之大。石家河出土的另外一類重要器物就是數以萬計的陶塑，包括陶塑人偶、陶塑動物等。這些陶塑造型生動活潑，堪稱美術作品。這些陶塑跟玉器大致同期，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那就是石家河文化中藝術特別發達。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石家河遺址出土的玉器，在國內其他地區也有相似的器物對應，比如陜西榆林石峁出土的玉虎、玉鷹就與石家河的玉虎、玉鷹相似，山東臨朐西朱封遺址以及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玉器，也都能在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找到對應，學界目前對這些對應關系的先后順序還存在爭議，但是這種對應已經足以證明，這些地區生活的先民之間存在文化交流。

考古中的科技運用

接下來介紹一下現在我們所做的考古工作。現在所有的文明探源，科技的運用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我們在石家河發現了先民的房屋遺址，我們就給它做一個考古方艙進行覆蓋（圖4）。因為南方雨比較大，遺址又是土質的，我們如果不做一個方艙覆蓋遺址的話，一旦下雨就無法工作，而且下雨對土質遺址也有沖刷作用。

方艙后面是現場實驗室，我們在現場做浮選，浮選后我們就拿到實驗室去在顯微鏡下進行觀察。這些年來對遺址的考古發掘已經不是大家原來想象的那種模式了。我們現在把考古發掘的方艙和各種科技儀器配套在現場，同步進行科技考古。這些技術的采用，讓我們有了更多的收獲，包括對遺址古代地形地貌、水環境、有機物殘留等都有了更多的認識。這方面的成功案例，我介紹一個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新聞。那就是仰韶文化的標志性器物之一——小口尖底瓶。它出土以后很長時間里大家都認為它是先民用來打水的水器。結果后來經過科技考古，包括有機物殘留分析、陶器制作分析等，發現之前判斷錯誤，它并不是水器，而是釀酒用的器具，它是令我們后人非常驚訝的7000年前先民使用的酒器。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的考古工地是多學科合作常態化的工作面。比如我們浮選后的材料，使用顯微鏡進行觀察，進而判斷石家河先民的農業狀態以及他們的食物結構。通過科技考古，目前我們判斷，石家河遺址農業種植應是以水稻為主，同時兼有少量旱地作物粟，此外還有豆科植物的利用。浮選未見采集獲取的野生植物資源，可見石家河時期農業生產是人類主要的生業形式。從張家灣遺址植硅體分析來看，當地以水稻為主，有粟類、塊根塊莖和豆類等植物，還發現了小麥類，也說明與北方存在交流。大家都知道粟是古代北方作物，但是通過考古發現，我們發現它在石家河時期已經到達這里了。那么粟是怎么來的呢？可能是交流來的，也可能是本地有種粟的地方，但是目前我們還沒有確鑿的考古證據，不過這已經可以幫我們確定，我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古代先民確實存在交流。從考古發掘來看，我國最早的最大規模的一次交流就是在仰韶時代。這個判斷以前就有，三峽大壩那里有一座中堡島，我們在那里進行考古發掘的時候，就出土過仰韶文化的陶器，而科技考古給我們的工作提供了我國古代先民交流的更多證據。

到目前為止，石家河遺址還有眾多謎團需要我們進一步工作去揭開。比如，石家河遺址中的水環境問題、高等級建筑問題，以及其玉器、陶器的文化交流具體情況等。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