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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村的“覺醒時刻” 從臨摹者變成創作者

發布時間:2023-04-10 09:25:06 | 來源:解放日報 | 作者:夏杰藝 鄭子愚 | 責任編輯:蘇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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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久(右)給油畫體驗者示范用筆。鄭子愚攝

紀錄片《中國梵高》中,畫工趙小勇因為偶然的機會,從深圳大芬油畫村來到荷蘭的梵高博物館,看到了自己臨摹過無數次的《向日葵》。

沉默了很久,他終于開口說,“不一樣。”

二十年來,趙小勇的工作就是臨摹梵高。他只需不斷復制,將每一筆還原到極致,“像機器一樣”。但在真跡面前,“機器人”突然感受到疼痛。走出博物館后,他若有所失地蹲在門口的廣場上,背后是寂寥的馬路和下沉的云。

去年年底,這部紀錄片在中國視頻網站再次走紅,趙小勇蹲在廣場上這一幕,被許多觀眾稱為“覺醒時刻”。歐洲之旅后,趙小勇決心開始做自己的作品,更讓這個故事蒙上了一層戲劇性色彩——經過一個頓悟的瞬間,臨摹者從此變成創作者。

3月30日是梵高誕辰170周年,我們再次找到了紀錄片的兩位主角——畫工趙小勇、周永久,卻發現強大的歷史慣性仍然盤踞在這里,改變遠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

反差

的確有許多客戶慕名而來,但表示想購買的是他畫的梵高

《中國梵高》帶來震撼。

趙小勇記得,紀錄片第一次在荷蘭上映時,他的手機接到一個來自阿姆斯特丹的電話。“一個中國駐荷蘭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說看了這部紀錄片,流了一天的眼淚。”

紀錄片最初在歐洲、日本上映,去年又在中國視頻網站走紅,在微博、抖音都引起了大范圍的討論。多年來,每天都有操著不同語言的人到大芬村,尋找兩位主人翁。

有的人一進來就握住趙小勇的手,還有人會緊緊抱住他流淚。從天南地北趕來的觀眾,都像是久未謀面的朋友。

看過紀錄片的人常說,最打動人的是兩位畫工的“覺醒”,是不愿繼續復制別人,渴望畫出“自己的東西”。

但原創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在兩人各自的工作室,梵高的《星空》《向日葵》復制品就放在進門處的地板上,十分顯眼。“光做原創是活不下去的。”趙小勇無奈笑道,紀錄片播出后,的確有許多客戶慕名而來,但卻表示想購買的是他畫的梵高。

談話時,一位母親帶著16歲的女兒找上門,要跟趙小勇學畫梵高,她女兒準備報考法國一所知名的藝術院校,篤定“梵高風”能成為敲門磚。趙小勇擺擺手,“我這里不提供教學體驗活動,你可以去別處看看”。

母女倆離開后,七拐八繞,又走進了周永久的工作室。女孩向周永久展示了自己畫的梵高,周永久看了之后,停頓片刻說:“我已經在畫原創了。”

人們來到大芬村,訴說自己如何被紀錄片主人翁的“覺醒時刻”感動,但想購買或臨摹一幅梵高復制品作為紀念,這樣的場景比比皆是。趙小勇習慣了,也欣然接受。“人總要養家糊口的,是不是?”

黃金時代

你知道那時候賣一幅畫能賺多少錢嗎?四五百塊呢,夠吃一個月了

大芬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亞洲四小龍”的勞動力成本逐步抬升,來自歐美的油畫訂單試圖尋找更便宜的勞動力市場。深圳作為銜接香港和內地的通商口岸,自然成為新一代油畫工廠最合適的選址。大量香港畫商帶著歐美的訂單涌入深圳,雇傭內地更便宜的畫工,大芬逐漸成為批量生產油畫的聚集地。

所謂的“流水線作畫”正是這一時期的產物。周永久回憶,為了趕訂單,他們將工廠的模式帶入了畫室:有人負責打一層薄底,有人負責畫眼睛,有人負責涂背景……周永久則負責最終的調整修改。這種粗糙刻板的繪畫流程成為大芬村的“特產”。他最多時帶了33個徒弟,臨摹的技藝說不上精湛,但25分鐘就能畫出一張《向日葵》。

“你知道那時候賣一幅畫能賺多少錢嗎?四五百塊呢。賣一幅畫夠你吃一個月了。”趙小勇記得,那是大芬的黃金時代,到處是從貴州、湖南、福建等地趕來打工的年輕人,他們赤裸著上身,在工作坊里揮汗如雨。晚上一群人呼朋喚友,吃燒烤,打桌球,喝酒談天。他形容那段日子“浪漫、自由、快樂”。

2005年前后,大芬迎來了產值的巔峰。歐美市場70%的油畫來自中國,而其中的80%則來自大芬。當年,大芬村的油畫產業產值達到2.79億元。也是在這一年,攝影記者余海波來到大芬村,拍下了他們的生存狀態。在余海波的照片中,趙小勇、周永久等畫工們正在蓬頭垢面地畫畫、吃飯、睡覺,而四周的墻和天花板上密密麻麻掛滿了世界名畫。畫上圣母白皙豐腴,畫下畫工黝黑如柴。這組名為《油畫第一村——深圳大芬村》的作品獲得了2006年的荷賽獎。

好景不長,大芬的高峰停留在2008年。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接踵而至,訂單量驟然跌落,“一下就少了一半”。在2008年上半年的廣交會中,油畫生意可以用“顆粒無收”來形容,此前參會者經常能簽到總額千萬元計的訂單。一整年,趙小勇的工作室只接到了一批訂單,周永久那邊則有7名徒弟出走。一年前還高速運轉的大芬村,畫廊易主、畫工出走,一片蕭條。

許多普通畫工都曾對藝術抱有遐想,只是涌來的訂單讓人沒時間思考。此時,接不到訂單的畫工們被迫停下來,尋找新的出路。

2009年夏,周永久收到曾經的學徒從蘭州發來的一張照片,上面是一片向日葵地。他當即告訴妻子要去蘭州看向日葵,妻子覺得不可思議:大芬村附近的花店也能買到葵花,為什么非要去蘭州看呢?

周永久直沖蘭州。他見到大片的向日葵花海,健康、茁壯。他攤開畫材,用刮刀往畫布上抹上一疊明黃色,模仿花瓣的飽滿,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寫生。

回到深圳后,他把這幅畫放在店外。時至今日,他記不清那個來問價的是哪里人,也說不準當時報的價格,總之,那是個隨口一報的數字,比邊上那幅臨摹梵高的向日葵要貴一些。

對方不假思索地買下了,周永久有些詫異:“原來自己的畫也是能賣的。”

這期間,林松典和妻子一起開了藝術沙龍風格的畫廊,掛的大多是他們的原創畫;余命高逐漸脫離油畫的畫種,成了油畫村里為數不多畫水彩的原創人;林樹森奔赴俄羅斯知名藝術類院校列賓美術學院進修,繼而回到大芬村成為“職業”藝術家。他們成了大芬村最早嘗試原創的一批人。

對于原創,周永久給出了自己簡單直接的理解:畫面上落下的最后一筆,可以是自己的簽名。

紀錄片

一把雙刃劍,將“臨摹”“復制”的標簽牢牢釘在了大芬村身上

2011年,余海波和女兒余天琦籌拍紀錄片《中國梵高》,找到了趙小勇、周永久等畫工。紀錄片籌拍了四五年,每隔一段時間,余海波就會回到大芬村跟拍。

2014年夏天,趙小勇熟識的客戶,一位做歐洲貿易的畫商,主動邀請趙小勇去荷蘭看真正的梵高,“只用付個機票錢,其他全包。”當時余海波也在一旁拍攝,便鼓勵他去看看。

紀錄片團隊想過邀請周永久同去荷蘭,周永久沒答應。周永久表示,一是因為旅途自費,二是因為紀錄片想拍臨摹的畫工,可他已經走上原創6年了。

最終,趙小勇和紀錄片團隊一起踏上了前往荷蘭的旅途,而他在梵高博物館的彷徨和覺醒,被鏡頭記錄下來,打動了許多人。紀錄片的上映,像一塊石頭投進平靜的湖面,讓逐漸被公眾淡忘的大芬村起了新波瀾。游客和媒體蜂擁而至,梵高的高仿畫供不應求,而趙小勇、周永久也被邀請參加多個知名國際展覽。

但同時,紀錄片也是一把雙刃劍,將“臨摹”“復制”的標簽牢牢釘在了大芬村身上。

2022年底,紀錄片《中國梵高》在視頻網站翻紅,再次將趙小勇、周永久的名字和復制、臨摹等詞語關聯在一起。周永久陷入一種矛盾,“中國梵高”的標簽確實為他帶來了肉眼可見的經濟利益,但是這張標簽一旦被貼上就很難取下來。

他的兒子周甘雨經常在網上看到“令人氣憤的評論”,認為父親的畫還是在模仿梵高。可周甘雨覺得,父親的向日葵是用刀刻的,質感立體,筆觸狂野,有獨特的視覺沖擊力,兩人的風格有著顯而易見的不同。

周永久工作室的座位上有一沓厚厚的文件,放在最上面的就是他為自己的向日葵申請的專利證書,十分顯眼。但他還是得不斷和上門的人聲明:“我畫的向日葵,和梵高的不一樣。”

在趙小勇后來的原創作品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到梵高的痕跡,比如他畫過和梵高類似的題材,咖啡館、自畫像,構圖基本一致。他的原創畫用筆繁復鮮明,色調和背景都有梵高的影子。

對此,趙小勇承認,畫了幾十年,和梵高就像跨越時空的師徒,很難不被影響。可另一方面,他覺得不必刻意切割,“因為這已經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了”。

絆住腳步

強大的歷史慣性仍然盤踞在這里,牽扯想要創造出自己語言的人

“現在的大芬村,至少有上千人在做原創。”周峰曾是大芬美術產業協會的名譽會長,他認為大芬村的原創不夠響亮,是因為被過去絆住了腳步。“長期臨摹的畫工,很難跳脫出來,他畫出來的形和神,還是有別人的影子在。”這樣的作品很難在藝術圈獲得權威的認可。

另一方面,要打造一個和原創藝術相契合的“有調性的地方”,大芬村的硬件顯然是個短板。“這里都是農民房,產權問題太復雜了,要想重新規劃非常困難。”他說。

目前大芬村的企業已轉型電商,主要做家庭裝飾畫,通過工廠生產,再由電商銷售到全國各地,任何一個環節都不再需要畫工。發達的物流,數字化的進程,都使得大芬村原有的地理集聚優勢不再明顯。2023年,大芬村似乎還停留在原地,矮矮的民房,彎彎的羊腸小路,沒有太多變化。

從小在這長大的周甘雨形容,大芬村“像一個肺”,中心的美術館和廣場就是肺泡,向四周延伸的小巷則是毛細血管。在這里,有成百上千家類似的店鋪,擁擠地排列著,隨便走進一家總能看到雷同的畫作,高山、瀑布、星空、向日葵。外來者一旦鉆進去,就分不清南北。

大芬美術館是后來新建的,有著簡潔流暢的白色外觀,與周圍的“握手樓”格格不入。那里正在舉辦莫蘭迪的展覽,吸引了不少外來游客,卻鮮少有村民去參觀。周永久表示,“村民不給免費和優惠。”到了晚上,村民會圍在藝術館門口的一片小空地上跳廣場舞,孩子們在旁邊追逐、玩滑板,呼嘯而來,呼嘯而去。

在大芬村,村民依然保持原有的習慣——哪位原創畫家出了賣得好的畫,就一擁而上迅速“翻稿”,隔幾天同樣的畫就會出現在附近的店鋪里。周永久的畫也被抄過。“街坊鄰居的,一眼就能看出來出自哪個人之手。”兒子周甘雨一旦發現,就會上門警告對方盡快下架。平時經常有人到店里偷拍作品細節,他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這里經常出現毫無技術含量的“低價競爭”。周甘雨記得,父親有一幅售價2000元左右的畫賣得不錯,而在其他的店鋪,相似的畫作會被壓價至599元、399元,有人還會當著周甘雨的面“截胡”他的客戶,“這邊更便宜”。

強大的歷史慣性仍然盤踞在這里,牽扯著每一個想要創造出自己語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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