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寧（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語言文字學家）

鐘敬文先生是一位自覺、自信的學者，他不但創建了民俗學，推進和完善了民間文學，而且終生對這兩個學科的發展深入探討，每過一個階段，就會提出新的學術命題和理論方法的討論。在學科建設中，他把民俗學發展為一個自覺的、方法領先的學科，在他提倡建設“中國民俗學派”的理想和實際的努力中，有著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博大心胸和深沉情懷。年屆百歲，鐘老夾著拐杖漫步在校園里，一群年輕的學子們欽敬地遠遠跟著他，成為北師大的一道亮麗的風景。在他神清氣爽的面容和從容不迫的腳步里，永遠有那份自信與堅定。

2002年的年初，鐘敬文先生走了。他進入了自己年壽的第100個年頭，卻沒有等到百歲生日。2018年先生的全集出版，大家談的都是他宏觀的學術成就，個人的感念沒有說。又一個5年過去了，今年是先生的120年誕辰，很多話涌上心頭，是一些只有在校園里才說得出的話。

鐘敬文（1903—2002），著名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散文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他畢生致力于教育事業和民間文學、民俗學的研究和創作工作，貢獻卓著。

我的專業不是民俗學，按現在的學科歸屬，不敢稱是鐘先生的學生，但鐘先生卻無論如何是我的老師。我們這一代人屬于“新中國第一批自己培養的大學生”，那時的高校培養制度還沒有那么深的“學科”壁壘，我們反而有了一種幸運——那些早已離去仍不斷被提起的老一輩師長，學養和學德都屬一流，他們不論被劃在哪個專業里，都共同創建了我們今天中國語言文學的學術體系，搭建了我們今天發展和提升的學科平臺，撐起了我們在大學學習和傳承的優越的學術環境。他們是一位位有著自身修養和秉性的學者，有各自的輝煌與奉獻，也有各自的曲折與苦難；但在建造我們今天教育事業的大廈和積高我們學術研究的峰巒上，他們在我心里永遠是一個整體，一個值得稱頌的學者群體，我們是吸取他們綜合的營養長大的。從這個意義來說，鐘敬文先生當然是我們共同的老師。

但是鐘先生對于我，也并非“共同的老師”可以涵蓋，這個“老師”的豐厚內容，也不是一句兩句話能夠說得完的。我讀本科時民間文學的老師是許鈺先生，但課堂上不斷聽到“鐘敬文”的學術觀點被引用，心里已經樹立了他高大的形象。然而真正看到他竟是他蒙難的時候，真正離得近些卻是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成立的初期，也就是他最后的三年。那三年，鐘敬文先生似乎已經忘記我的專業不是民俗學，在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上，耳提面命地給了我很多的教誨和啟示。

2000年教育部準備成立第二批人文社會科學國家重點研究基地，計劃是100所。北師大文學院已經決定支持文藝學去申報，我雖也為自己的專業進不了重點研究基地有些憂慮，但我的三位業師已然離世，自己人微言輕明知不可為，便也知難而退了。不料想，鐘敬文先生卻在一天大清早把我叫去，對我說：“人文社會科學要成立重點研究基地，必須有我民俗；但我申報的基礎條件不足，你要來幫我。”鐘老在學科建設上“當仁不讓”的“霸氣”，我是知道的。那年為了民間文學專業被合并他給教育部長寫的信，我有幸讀過，內心很是服膺和欽佩。我當然懂得他的不甘和必得的心，但很茫然，不知如何幫助先生也幫助自己實現愿望。想了整整兩天，我惴惴不安地對鐘先生說：“把啟功先生的專業加上，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底層與上層的結合；我們是傳統語言文字學，也屬于傳統文化的工具學科，北師大文科三個有底蘊的學科，應當能找到一個結合點吧？也許可以試試？”鐘老剛剛聽完我的話就拿起電話，他撥的是啟功先生的號碼，放下電話他看我傻傻地站著，對我說：“快去呀！去啟先生那里，把我的想法加上你的想法跟他說。”從鐘老家到啟老家隔著兩三座小紅樓，我站在小路上愣神兒，怎么說呀？還只不過是自己的一個閃念！可是第二天，在我把自己專業的老師集中起來通報這件事的時候，鐘老已經找了書記、校長。過了兩天，3月1日，他親自籌備召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論證會，指定董曉萍老師主持，讓我連夜準備論證報告，主要論證三個專業如何整合和以后如何發展。鐘敬文、啟功兩位先生作為導師級的顧問參與其中，特邀前來的論證專家陣容華麗，是季羨林、陳原、傅熹年、金開誠、何九盈、陸學藝、程毅中、趙誠先生。之后，由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心”這個名稱已經被武漢大學馮天瑜先生采用，根據教育部社科司的意見，我們基地定名為“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鐘老同意了這個名稱，再次對我說：“你注意，不是三個不相干的專業，一定要整合。”從此，唯一的，北師大只有文學院一個學院申報了兩個重點研究基地。這就是已經97歲的鐘敬文先生，短短9天，他以一種理直氣壯的魄力，辦成了我們想都不敢想的事。

也是從這里開始，我在鐘敬文先生和啟功先生指導下發展自己的學科，也為整合三個學科做了整整12年，開初那三年，是有鐘敬文先生的。

為了“整合”二字，基地建設非常艱苦，和啟功先生的專業結合還有一點頭緒，和民俗學結合讓我十分惶惑。我雖不滿意學科劃分過細，自己的師承來自章黃和陸宗達先生，師輩的學養也很寬厚，但我自己已經蹉跎二十來年，知識結構窄到不能再窄，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守著兩位老師，加緊學習。有了基地后，鐘、啟二老都是拿我當自己的學生帶的。我的收獲不只是讀章黃的書，推動了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現代轉型，而且真正拓寬了自己的眼界。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后，鐘老教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他邀請了日本著名學者稻田浩二教授，召開了“中日民間敘事文學情節類型專題研討會”，鐘老希望我作為研究中心的主任在第一天致開幕詞。我辭以對研討內容的生疏，請先生允許我去聽會而不要發言。但鐘老答復我，必須去致辭，不能推脫。先生為這件事把我叫到辦公室，有一場很嚴肅的談話。他說：“類型學已經是人文科學研究普遍的方法，語言學提出得更早。故事類型學是由民俗學首先提出來的，有自己的操作方法。你作為基地主任，不能只懂語言學，也要懂民俗學的類型學精神和方法。如果不懂就立刻學習，到開會還有12天，學到可以去做一個開幕詞的程度難道不行嗎？推托就是拒絕學習，就是違背我們論證過的三個學科整合，你應當不會如此吧？”面對先生的不容推諉，我在教學工作之余，在進一步加深語言類型學的認識之外，讀完了鐘老給我指定的全部資料。之后，我寫了一篇簡短的開幕詞，去向鐘先生交卷并得到他的肯定。有了這樣的學習基礎，又經過整個會議的學習，我在語言類型學方法的基礎上，了解了民俗學類型學的理論基礎和操作方法。鐘老用類型學中的“母題”的概念研究民間故事，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推導故事情節的基本單元，找到多民族民俗和民間故事的相似與差異，再用差異性去解釋文化主體性。這個方法含有共性和個性的人文科學理念，并含有對底層人民口頭文學流傳規律的認識，當然也就啟發我如何從語言社會性的角度去理解人本和文本。至今，我們還用著“母題”這個概念，加入了自己專業的特點，來采用訓詁方法闡釋經學、諸子和文學文本。

不久，鐘老著手中國民俗史六卷集的編寫，參與工作的劉魁立、董曉萍等老師都是民俗學專業的學者，鐘老要求我也參加。大綱的起草過程中，鐘老進一步發揮了中國文化區分三層次的理論。他曾幾次向我解說為什么要提出“中層文化”也就是城市的通俗文化的問題，他對中國文化史中層文化的形成、特征、發展及其與上層、底層文化的關系有著非常清晰的論證。大綱擬定的過程中，他讓我考慮：《毛詩》《方言》《周禮》《說文》……這些經典里有沒有底層文化？其中的底層文化能不能剝離出來？他說：“你們研究漢語史，不討論這些問題嗎？”受到這樣的啟發，我開始認真考慮“禮”和“俗”的關系，考慮文言和白話的關系，雖然在當時并沒有想明白鐘老提出的問題，但那是我思想最活躍的時期，許多原來不去考慮的問題，都在腦子里翻騰。我畢竟沒有系統學過民俗學，《中國民俗史》分集編寫后，我就沒有過多地去參與了，但我模模糊糊地感到，鐘老在改革開放后提出的“中層文化”研究，對通史和各種專科歷史都有很大的啟示，尤其對于漢語史。過了若干年，漢語詞匯史和文言發展史的問題提到我研究的日程上來。面對語言事實，我一直不信服用西方的“語法化”理論來解釋漢語雙音詞發展的動因。這時，我想到了鐘老曾經兩次很耐心地告訴我，“中層文化”的興起，應當會帶來漢語書面語的一些重要變化。那時我又一次讀黃季剛先生的《文心雕龍札記》，完全沒有想到，來源于完全不同學術領域的思路，會有許多切合之處。這讓我如在朦朧中看到光亮，對漢語雙音詞成批產生的動因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識。這樣的啟示，局限于當時自己所在的語言學界是根本得不到的。鐘老并不研究漢語史，他是憑著研究問題的銳敏眼光和解決問題的思想能力來提醒我的。我從此更加知道，黃季剛先生和鐘敬文先生這樣的學者看問題，有著很強的穿透力，他們發現的規律一通百通，又有很強的輻射力，絕不僅僅是一個單一的學科所能涵蓋的。

在制定《中國民俗史》大綱時，鐘老還給我傳授了他“民間傳承文化”的思想。他把1999年8月發表的《民間傳承文化研究的歷史和收獲》文章親自交給我，叫我認真讀一讀。之后，又向我解說了他對“民間傳承文化”概念的定義和解釋。如果說我在當時并沒有特別理解鐘老的話，那么，有一個機會讓我更深地領略了這個思想。鐘老逝世8年后，董曉萍老師啟動了《鐘敬文全集》的編寫，她把鐘老親自選編、生前沒有出版的關于“民間傳承文化”的兩冊論文集書稿交給我整理。這批資料有46篇文章，都是有關民間傳承文化的。鐘老生前應當還沒有收集齊全，但這也足夠讓我知道他關于“民間傳承文化”的主要思路。這46篇文章，從內容和作者看，分別隸屬于五類現代的學科。引起我震動的是第一部分，這一部分的作者大多是研究經學、“小學”和史學的，包括與我的專業關系十分密切的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嚴復等學者，以及逝世于1919年的劉師培。他們都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全都對民俗文化有過特別的關注和相關的論著。我從鐘老《“五四”時期民俗文化學的興起》一文中知道，底層文化的存在和重要性，在他的學術理念中，是“五四”民主精神的百年延續。鐘老說：“民主思想，是人類精神活動上的寶貴財富，也是促使近現代各國人民社會和生活進步的一種精神力量。”所以，民主思想是歷史上任何時代都具有的，民間文化的構成雖然以口頭傳統為主，被關注的程度很低，甚至受到蔑視，但也必然有它傳承的脈絡和渠道，即使在上中層文化的典籍里，也會透露出中國古代各民族底層文化的豐盛與光輝。這時，我更加明白陸先生傳達黃季剛先生的教導：“研究歷史和經學，還要讀緯書。”在那些讖緯之學似乎無稽之談的記載里，是會有人民大眾民主思想的折射的。不同層次文化的存在與對立，“五四”時期就已經確立，而鐘先生獨特的貢獻是，他不但看到不同層次文化的差異和沖突，還看到了不同層次文化的相互補充和相互滲透。所以，他主張研究民間文學，也要同時吸收國學和外來先進人文科學學說。在民俗學和民俗史的研究資料上，他不但創建了一整套搜集和研究口頭文學資料的田野作業方法，還特別重視在歷代文獻中搜集民間文學和民俗史資料，這些文獻包括各種典籍，以至古代的經史子集元典。他的這種工作從五四運動后不久就開始了。這就說明，他一向把三層文化看作民族文化的整體。在他心里，人民大眾的文化不是誰的賜予，而是不可忽略的存在。他就是這樣心里裝著人民來發展學術事業。這時我才明白，鐘敬文先生從來沒有把我立足于經學、“小學”的專業看成是界外的，他要我站在自己專業的領地不要忘記底層文化。他對我說：“你要記住，沒有底層文化的文化史是不完整和不真實的”。為此我更懂了他的那句話——“成立重點研究基地，必須有我民俗”。在那個“必須”里，我不僅看到了他的“不讓”，更看到了他擔當的“仁”。

鐘敬文先生是一位自覺、自信的學者，他不但創建了民俗學，推進和完善了民間文學，而且終生對這兩個學科的發展深入探討，每過一個階段，就會提出新的學術命題和理論方法的討論。在學科建設中，他把民俗學發展為一個自覺的、方法領先的學科，在他提倡建設“中國民俗學派”的理想和實際的努力中，有著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博大心胸和深沉情懷。年屆百歲，鐘老夾著拐杖漫步在校園里，一群年輕的學子欽敬地遠遠跟著他，成為北師大的一道亮麗的風景。在他神清氣爽的面容和從容不迫的腳步里，永遠有那份自信與堅定。我一直覺得，他會真的長生不老。但是，2002年1月10日，他走了。

今天，在先生逝世20年之后，想起鐘老病重時叫我到病床前對我說過的話，他說：“只要你還在做學術，就一定要關注中國民俗學派的建設，因為它需要人關心、扶植，你也在這里用過心。你跟陸先生學習文字訓詁學，繼承老師的遺志，我看重你這一點。但也要讀民俗學的書，對你一定會有幫助。”

想到那個臨別的囑咐，我心里一直有著愧疚與不安。我雖一直沒有離開學術，也一直在研修自己專業的同時讀鐘老和其他專業前輩學者的書。只是在學科壁壘更加森嚴的今天，我并沒有能力和膽略對中國民俗學派的建設起到什么作用，只能一直把鐘老的教導和期待放在心上。讀《揚子法言》的時候，有兩句話一直銘記在我的心里：“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朱熹的解釋說：是因為川的流動，終于可以達到海；而丘陵不動，卻始終達不到山。每當想起前輩老師們的學識和見解，我常會因為這兩句話而告誡自己：作為一條小溪，為了入海要不斷流動而不中途干涸；作為一座小丘，雖不能到達山腳卻會永遠仰望山巔。賡續傳承，永無止境。

《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0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