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降臨，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凱里市三棵樹鎮(zhèn)板新村的廣場已經(jīng)支起了投影幕布。飯后的村民三三兩兩圍攏過來，不一會兒，現(xiàn)場就坐滿了觀眾。這天播放的電影是諜戰(zhàn)片《風聲》，盡管村里的老人們都聽不懂普通話，可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因為電影中的所有臺詞均重新譯制成了苗語。

如果不考慮語言差異，觀影現(xiàn)場的感受與原片相差不大，電影里的配音無論是音色還是語氣，都十分貼近原片的角色。“雖然重新譯制，但你聽張涵予（電影主演之一）說話，還是他那個感覺。”現(xiàn)場一名年輕的觀眾說道。

這部電影的譯制工作來自貴州省黔東南州電影發(fā)行放映有限公司民族語影視譯制制作中心。中心成立于1981年7月1日，是全國11家少數(shù)民族語譯制中心之一。成立40多年來，累計用苗侗語翻譯電影作品1000多部，放映10萬余場，觀眾達1500多萬人次。破除語言障礙，打通了優(yōu)秀文藝作品通往民族地區(qū)基層的最后一道梗阻。

“16歲那年看的第一部電影，聽到了親切的家鄉(xiāng)話”

走進貴州省黔東南州電影發(fā)行放映有限公司民族語影視譯制制作中心，門前掛著一年內的譯制計劃：《中國藍盔》《平原槍聲》《懸崖之上》……“這些影片都是主旋律、正能量的電影，我們希望傳遞到基層的文化作品是有品位、有內涵的。”公司黨支部書記宋其生說。

在貴州，部分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群眾不同程度存在國家通用語言使用障礙。“我剛剛參加工作那會兒，我們苗寨里沒有一個人會說普通話，就連我自己都只會認不會說。”譯制中心退休配音演員汪蘭說。

基層群眾的文化發(fā)展被封閉了起來。“電影是很好的文化滋養(yǎng)工具，可在民族地區(qū)的農村，語言障礙阻擋了這一文化形式走向群眾。”黔東南州演藝集團副總經(jīng)理李文坤說。

早些年，公司還承擔著到基層放映電影的功能，有一幕讓宋其生印象深刻：“放的是一部喜劇，聽不懂普通話的老人們，看著周圍的人在笑，他們也跟著笑，問他們笑什么，他們也只是搖搖頭，這讓我挺心疼的。”宋其生說。

板新村村民楊文兵仍然記得，16歲那年看的第一部譯制電影是《黃橋決戰(zhàn)》，當看到精彩的對白變成了家鄉(xiāng)話，親切又激動，從此成為了忠實的“影迷”。

“以前放電影，看的人不多，看懂的更少。現(xiàn)在村頭一放電影，基本都是坐滿的，尤其像我母親這樣聽不懂普通話的老人，可以從電影里了解歷史文化，看懂故事情節(jié)。”楊文兵說。

“電影是大眾藝術，也是我們守住民族地區(qū)基層文化陣地的一件利器。正是因為這一點，才讓我們堅持了這么多年。”李文坤說。

苗嶺侗鄉(xiāng)里的翻譯家，要做點綴民族文化的小花小草

讓楊文兵第一次看譯制電影就著迷的原因，來自一句臺詞。

“電影原本的臺詞是‘你們從左邊走，我們從右邊走’，但翻譯成苗語之后，就變成了‘你們從長方田那邊走，我們從三角田這邊走。’生巴巴轉述，老人們分不清左右不說，還不具體。長方田和三角田都是我們這邊的土話，一改成這樣，瞬間覺得電影離我們更近了。”楊文兵說。

這部電影正是宋其生負責翻譯的。1984年入職以來，宋其生從事少數(shù)民族語電影譯制工作已經(jīng)快40年了，那句讓楊文兵印象深刻的臺詞，凝聚了宋其生在電影譯制生涯里最寶貴的經(jīng)驗：“給群眾翻譯電影，未必一定要雅，但還是要講個‘信’和‘達’。”宋其生說。

“電影臺本翻譯首先要忠于原著的本意，還要克服文化差異帶來的理解障礙，更要考慮讀者和聽者的接受性。”宋其生說。由于最終作品面向基層的群眾，電影中的文化環(huán)境很難完整地投射到他們的生活，因此除了直譯，更多要用群眾熟悉的方式進行不失本意的轉譯。

第一部讓宋其生獲獎的翻譯作品是趙本山主演的電影《男婦女主任》。除了要讓大家看明白劇情，更重要的是如何讓西南地區(qū)苗侗群眾理解到東北喜劇的笑點。“東北的二人轉，如果直接翻譯過來，群眾接受不了。”

宋其生熬了幾個晚上，填詞譜曲，將東北二人轉全部翻譯成了苗歌、侗歌，“這就是大家日常喜愛的方式了，現(xiàn)場觀眾笑得前仰后合。”宋其生說。“這次我知道，他們是真的笑了。”

言在此而意在彼，才能讓翻譯有“信”有“達”，最終有“味”。

臺本翻譯是第一步，配音則是第二步。如果臺本翻譯需要的是有“味”，那么配音工作則需要有“神”。如今已退休的汪蘭，當年正是因為一聲有“神”的笑聲，在這個行業(yè)一干就是大半輩子。

1984年，正準備大專復習考試的汪蘭在一次下鄉(xiāng)演出活動中被公司選中，第一次走進了錄音棚。這次的角色是電影《玉碎宮傾》里的塔娜公主。“第一次就讓我配女主角，可把我折騰壞了。”

膠片電影時代，電影配音沒有單獨的音軌操作，更不能剪輯，每一句臺詞的語速和感情都要跟上角色的口型，一配到底。“我的臺詞多，每卡殼一次，大家都要陪我從頭來一次。”汪蘭回憶說，雖然沒人怪她，但看到所有人都在嘆氣搖頭，配音結束后，汪蘭沮喪地回去了。

“就當自己做了個夢吧。”汪蘭這樣安慰自己。幾天后，她收到了公司一位領導的來信，稱贊她的配音非常有神，“尤其是那幾句笑聲，完全把角色的特點笑了出來。”汪蘭說，這句話讓她懷著失而復得的心情回到了公司。

當?shù)谝淮温牭搅俗约号湟舻碾娪埃籼m確定了這就應該是一生的事業(yè)，當即放棄了大專考試。“從來沒想過家鄉(xiāng)的語言、自己的聲音會出現(xiàn)在電影里。可能在這個行業(yè)里，我只是小花小草，但卻能點綴自己的家鄉(xiāng)，傳遞我們的文化。”汪蘭說。這一干，就干到了退休。

宋其生也對自己第一次配音的角色印象深刻：戰(zhàn)爭電影《高山下的花環(huán)》中唐國強飾演的主角。這個軍旅角色前后變化巨大，人物故事豐滿，讓宋其生吃了大苦頭。

“不是語速快了慢了，就是情緒沒跟上，甚至是忘詞。我沒有當過軍人，說話沒有那種氣勢。也不會調動情緒，沒有一次配到最后的。”宋其生說。“我們常說笑比哭好，但配音工作里，往往是哭比笑好，因為情緒的轉場需要緊跟故事情節(jié)，沒有準備時間，劇情該哭了，拍電影還能滴眼藥水，配音就一定要馬上哭出來。”宋其生說。

就像繪畫一樣，沒有經(jīng)驗，只能臨摹。宋其生不得其法，只能一句一句地琢磨，和原片做對比。膠片珍貴，多看幾次就會有損毀，那就聽錄音。“這部電影的錄音，我聽了不下一百遍。”宋其生說。當終于錄完全程走出錄音棚時，宋其生感覺整個人都快虛脫了。

在隨后的39年里，宋其生參加譯制配音的電影有530余部，為2000多個角色配音。就這樣在200多萬字臺詞、48000多分鐘配音時長的磨礪里，當年的小宋也變成了宋老師，越來越專業(yè)。

如今的宋其生在錄音棚里，劇情到哪兒，情緒就到哪兒，表情動作也到哪兒。一次配到爭吵時自責的臺詞，宋其生也和電影里的角色一樣，“啪”給了自己一巴掌。等到結束后摸著火辣發(fā)燙的臉頰，才想起來當時是怎么回事。

“‘配音演員’這個詞，‘配音’只是工作，后面的‘演員’才能證明你做得好。”宋其生說。

“最難的時候，我們連辦公場所都沒了”

譯制中心在一棟老舊樓房的頂樓，木地板吱呀作響，桌椅板凳也被磨得锃亮，室內裝飾停留在十幾年前，錄音剪輯設備卻是嶄新的。“我們的經(jīng)費主要都用在了設備上，這幾套最新的設備加起來200多萬，比這層樓都貴。”公司總經(jīng)理楊藝林自信地說。

如今略顯寒酸的譯制中心，是黔東南州電影發(fā)行放映有限公司僅剩的業(yè)務部門。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電影發(fā)行放映公司也曾是個“吃香”的部門。“以前的電影發(fā)行放映是由各級放映公司負責，全州的電影發(fā)行放映業(yè)務都歸我們公司，還有財政補貼，收入很可觀。”楊藝林說。

宋其生曾經(jīng)是十里八鄉(xiāng)的土明星，每次去放電影被人認出來，總是能得到最熱情的款待。“村支書知道是我給配的音，站起來就要敬我三碗酒。”宋其生說。

隨著中國電影發(fā)行放映制度改革，公司逐漸風光不再。先是1994年公司完全轉為企業(yè)自負盈虧，取消了財政補貼；2000年，原本多層級的電影發(fā)行放映模式變成了發(fā)行公司和制片單位直接向院線公司供片的模式，中間的各級電影發(fā)行放映公司業(yè)務也被架空。

發(fā)行和放映業(yè)務取消，除了一些農村院線，整個公司還有業(yè)務的部門僅剩譯制中心。然而由于都是公益放映，這項業(yè)務也不是個掙錢的活兒。可在當時，大家都把它當成了救命稻草。“這項工作只有我們能做，也只有我們還愿意做，業(yè)務不停，證明公司還活著。”楊藝林說。

公司還活著，但越來越艱難。2002年，原來的大樓在政府拆遷范圍內，很快就變成了一處嶄新的廣場，新樓還沒開始修建，業(yè)務砍了，補貼沒了，最后連辦公場所也沒了。公司50多人集體待崗，每月只能領到198元錢的補貼。

令人驚訝的是，盡管數(shù)量減少，譯制中心每年仍有電影產出。“我們租了一個十平方米的小房子，用地毯貼到墻上自制隔音墻。平時做自己的事，一有配音工作就到小房子里開工。”汪蘭說。

是怎么堅持下來的呢？記者詢問了當年的老員工，有說是靠外出打工兼職補貼撐下來的；有說是在主管部門一年幾千塊錢的微薄補貼里發(fā)著牢騷把活兒干完的；也有說是2005年新樓修好之后靠收租過下去的：六層樓全部出租，譯制中心蜷縮在頂樓搭建的小房里。

但宋其生明白，心里沒點牽掛，是撐不下來的。“我回家遇到老人，會問我最近怎么沒電影了，我說不出話。”宋其生說。

汪蘭在工資發(fā)不出來的時候，選擇到省城打工，在一家食品企業(yè)做銷售。由于手腳勤快做人本分，很快得到老板的賞識，不到三個月，就被提拔為區(qū)域銷售主任。

“我原本是想著打點零工補貼家用，有配音的工作就回去。”汪蘭說。可干到了主任，就不可能隨時回去配音了。當譯制中心的電話打來通知又有配音工作，汪蘭在只能二選一的情況下，還是踏上了回凱里的班車。

“當時給我開的工資是三千多，回去補貼加上賣電影票只有四百塊不到。老板打來電話罵我，說我是腦子進水了。”汪蘭說。十幾年后，那家小公司已經(jīng)成為當?shù)氐拇笃髽I(yè)，身邊總有人開著玩笑說，要是當初不回來，現(xiàn)在肯定發(fā)財了。“可我覺得，這幾十年我配的幾百部電影，才是我最大的財富。”

最艱難的日子撐了7年。2009年，告別了膠片涂磁、模擬膠片時代，少數(shù)民族語電影譯制工作進入數(shù)字化，這一時期的補貼開始增多。黨的十八大以后，國家對于基層文化事業(yè)的投入也逐漸加大，各級政府的補貼也開始恢復。2018年，譯制工作被納入國家級項目財政資助，譯制一部電影能獲得7萬元經(jīng)費，徹底解決了譯制中心的生存困難。

“我們如今有設備，有經(jīng)費，有人才，一年能完成48部電影的譯制。”宋其生說。除此之外，譯制中心也承擔著各類基層宣講的譯制任務：中央精神苗侗語宣講提綱、就業(yè)技能培訓課件、森林防火和疫情防控宣傳視頻等等。“群眾需要什么，我們就翻譯什么，不能浪費現(xiàn)在這么好的條件。”宋其生說。

“我們譯制的電影，會通過更多的屏幕走進苗侗山鄉(xiāng)”

隨著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和義務教育普及，不懂普通話的人越來越少，譯制電影最初的受眾也在收縮。但在李文坤看來，今天少數(shù)民族語電影譯制工作“兵強馬壯”，所承載的功能和價值也在不斷增加。

“以前是聽不懂普通話的群眾太多，現(xiàn)在是聽得懂苗語侗語的群眾太少。很多年輕人，都不會說民族語了。”李文坤說，由于苗語侗語沒有相應文字記錄保存，作為少數(shù)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載體，離年輕人越來越遠。

“現(xiàn)在很多新詞術語不斷出現(xiàn)，但由于語言文化保護措施跟不上時代的變遷，老祖宗原生態(tài)的語言漸漸遠離我們而去。所以我們在翻譯臺本的時候，必須時刻更新漢語知識的學習，鞏固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素材庫。”宋其生說，“最早我們是想要讓老百姓看好電影，如今則是要讓少數(shù)民族文化更好地傳承。”

前不久，汪蘭的兒子試著學習母親配音，錄了一段發(fā)到了短視頻平臺，獲得大量點贊。汪蘭說起這事兒，難掩自豪。“一是高興還是有年輕人喜歡我們的民族文化事業(yè)，二是發(fā)現(xiàn)我們的翻譯作品還能找到更多的播放渠道。”

下一步，譯制中心計劃改變現(xiàn)在單一的放映渠道，在新媒體上播放電影。“從文化保護的角度來說，我們現(xiàn)在需要更多年輕人成為我們的觀眾，譯制電影的翻譯需要跟上時代，放映渠道也要跟上時代。”李文坤說，“我們的譯制電影，會通過更多的屏幕走進苗侗山鄉(xiāng)。”

楊文兵今年50多歲，距離第一次看譯制電影已經(jīng)30多年過去了，他已經(jīng)不記得看過多少部電影，如今每當村頭放電影，他還是會早早地守在那里。他說現(xiàn)在每次看電影，都還是會有第一次那種感動。“無非就是看個飯后消遣的事兒，還是有人專門用我們的語言來制作，說明我們在這么偏遠的山里，都還是被記著的。”楊文兵說。 （記者 楊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