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丁龍史實何以一誤再誤

兩甲子前美國勞工丁龍捐建哥大漢學系的往事，一直媒體熱度不斷。在央視和《北京晚報》報道丁龍故鄉及其后人的消息刊出后，“丁龍熱”引發了更多話題。前不久紐約組織了一場討論會，我應邀報告丁龍史實挖掘始末，國內也有學者和聽眾線上參加會議。會上有人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丁龍當年捐建之漢學系成就和名聲都比較高，可為什么近一百年間卻很少有前輩中國學者告知它是華人發起建立的呢？

這個問題半個世紀以前錢穆也問過。他說：“余居北平教讀北大、清華、燕京三大學，教授多數以上全自美國留學歸來，亦有自哥倫比亞畢業來者，但迄未聞人告余丁龍事……”抱不平的錢穆就道聽途說寫了丁龍故事。不幸的是，他的文章卻又以訛傳訛造成了新的誤釋。錢氏文章不僅把丁龍的祖籍從廣東誤搬到了山東，而且把丁龍發起的捐款寫成了他主人的捐款，更把丁龍捐款時間寫成了死后。

如我之前相關文章里也提到的，此前國內有名人在自傳中隱約提到過丁龍，比如蔣夢麟、胡適英文傳記和回憶錄中都說過丁龍，但大都誤植了史實，以至于讓丁龍故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鑒于這次紐約討論會上仍有很多人質詢這一問題，我覺得有再澄清一下的必要。

廿年前尋找丁龍時，我曾在中國早期留學哥大著名學人如蔣夢麟、胡適等人回憶錄和文字中尋找線索，希冀得到點幫助。因為他們當年來自中國、在哥大讀書時漢學系剛建立不久。我覺得他們必然會對它有所關心，而且他們的導師跟漢學有些關系。其次，這兩位都是中國著名學人、強調實證做學問的大家，寫自己發祥地的親歷歷史，應該值得期待。在仔細查找后，我也真的從他們的記述中找到了片言只字的線索，但旋即發現這些并不具學術價值，甚至誤導我的研究，只好又遺憾地將它們舍棄。

這里重點談一下蔣夢麟的研究。蔣是早年留學哥大的教育學博士，他后來陸續幾次主政過北京大學，曾是個一時風頭無兩的人物。當年他在哥大讀書時，漢學系剛建立不久。在他的自傳資料里有關于丁龍的記述，為什么他這份資料不具有參考意義呢？

二 蔣夢麟這樣說丁龍

蔣夢麟的資料出自他的英文自傳，1947年在堪稱權威的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叫做《西潮》(Tide from the West,以下引文皆出自此書)。

在這本英文傳記第164頁，蔣夢麟剛開始時沒談哥大漢學系的創建，而是用調侃的口氣先談了中國傳統貪瀆之風。以一段無稽的軼事證明中國人愛錢：據說拿破侖曾經有個中國廚子，他臨死前惦記這位忠仆，交代“要善待他，因為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一個國家。但是中國人愛錢，你們應該給他五百法郎”。

接著，蔣夢麟順便舉了丁龍的例子。他說，哥倫比亞大學創建丁龍漢學講座教席，是為了紀念一位來自中國的洗衣工丁龍和他一生積攢的洗衣錢。丁龍在臨死前，把他積攢的一袋金子交給他的主人，希望他“為中國做點好事”。他的主人后來又加了些錢，在哥大建立了一個漢學教席來紀念這位愛國的洗衣工。

蔣夢麟這段敘述有著根本性的錯誤且失實。讀者如果不熟悉那時的時代背景，就很難理解這一版本錯誤的性質。第一，丁龍不是洗衣工。他是當年一位成功商人、哥倫比亞大學校董卡本蒂埃先生的管家。第二，捐款時丁龍并不是“臨死前”，他捐款后又活了35年。第三，丁龍捐出的并不是“一袋金子”，而是一張支票。第四，哥大建立漢學系乃經過縝密論證，并非蔣氏寫得那么偶然、草率和富有喜劇性。

蔣夢麟上面寫的關于丁龍捐款在哥大建立漢學系的傳聞很有畫面感，但事實上卻是荒誕不經。

當年，“洗衣工”是西方人對華人豬仔的特定刻板標簽，而且帶有明顯的歧視性。蔣夢麟想當然地把華人勞工對號入座寫成了洗衣工，進而創造了“一袋金子”的情節。

其次，眾所周知，到美國淘金也被認為華工的一種身份。但矛盾的是，既然前面蔣氏已經斷定了丁龍身份為洗衣工，而且當年付給洗衣工的工資從不以金子作為計量單位，那他將丁龍捐錢的情節寫成“一袋金子”又出于什么目的呢？是為了疊加當年華人豬仔洗衣加淘金身份的刻板印象？還是為了增加幽默感和調侃效果？不得而知。

但無論如何，這違反了基本史實。

三 早期華僑間的“階級溝”

我不愿僅據此就斷言這里蔣夢麟是在刻意捏造，更合理的推論大約是，他對當年哥大學術生活不夠關心，而且對學校當時發生的一些基本事實不去核定，想當然在造故事。但寫書的蔣夢麟沒想到他是名人，說話寫文章是有影響力的，這種錯誤敘述通過名人效應容易擴大，將尋路者導向歧途。同時，這個小例子也足證蔣夢麟的寫作和研究并不是如他信仰的實證主義態度，根據事實說話，或如他跟胡適標榜的做研究要依據實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原則。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樣評說對蔣夢麟有點苛責，當年他或因不能知道哥大漢學系的真實情況而只能附會道聽途說吧？事實并非如此。

考稽當時出版的英文資料和哥大校史，我們發現蔣氏在哥大讀書時，漢學系建立和發展是件讓人矚目的大事，當時的報紙刊物乃至哥大的出版文獻等對之都有記錄。專業是研究中國教育的蔣夢麟對發生在本校、眼皮底下的這件大事稍微留心一下，就不會這樣草率對待這段史實。

查找當年出版物，下面列舉幾項其時公開發布的資料，足證蔣夢麟有機會了解丁龍及漢學系建立的詳細信息：在1914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哥倫比亞大學》一書中，列明了1901年丁龍漢學系22萬5000元的捐款及建立事實。1918年《社會與學校》期刊也詳細報道了丁龍漢學系創建和卡本蒂埃捐款情況。1920年，哥大校委會出版的《哥大憲章、規則、法律文獻和官方記錄》等書中都詳細記錄并報告了當年漢學系的建立及發展起訖史料。

這一段時間正是蔣夢麟在哥大讀書前后。他1912年從加大伯克利分校畢業就到哥大讀書，1917年夏天畢業回國。這些資料多是在他哥大求學期間前后出版的。它們是當年哥大學子手邊的母校工具書。只要稍稍留心或瀏覽一二，就不至于自傳里寫出上面那些天方夜譚般的文字。

退一步講，即使不讀書，如果蔣夢麟對當時哥大漢學研究及剛剛建立的漢學系稍微有點興趣和關注，他也不至于鬧出前述文字笑話。他當年的宿舍哈特利樓跟漢學系只有數十步之隔，而且據考，蔣夢麟當年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對中國教育原則的研究。寫作論文時，他不可能不去查找并利用哥大當時新建的漢學系和圖書館的中文資料。那時，漢學系剛成立，若想了解其建系原始資料不難。如果說筆者在90多年后仍然能在他當年查資料寫博士論文的圖書館里，找到當年丁龍捐建漢學系的資料及卡本蒂埃和校長間關于建立漢學系的原始通信，當年蔣夢麟尋找這些資料應該更容易些。可惜他沒有關心這個他本該關心的話題，卻在寫自傳時給出了錯誤信息。考慮到蔣夢麟提供的信息，是首次由中國名人寫的最早關于丁龍的英文資料之一，這種錯誤是令人遺憾的。

其實，蔣夢麟寫其在哥大求學生涯令人不解的地方不止這一處。大家都知道，他一生成功的起點正是因為他哥大博士出身。他在其自傳中曾經不無得意地寫到他因此一步登天的自豪。那是在他回憶自己19歲剛剛考完秀才，準備繼續投考當年的入仕捷徑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讀書，可他當年卻沒被錄取；筆鋒一轉，他就旋即寫道：“想不到十五年后，我竟成為了北京大學的校長，真是世事難料呵”(第58頁)。——他憑什么能夠這么幸運一步登天呢？在當年，哥大的資歷自然是重要因素。

跟與他同時代的學人胡適、馬寅初等一生都喜歡大講特講哥大并以此為榮相反，不知何故，蔣夢麟幾乎對自己求學哥大時的具體學習生活和成長經驗，只用“關于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那些年的細節我不能詳述，那可真是太豐富啦！”(第87頁)一筆帶過；這種敷衍無論如何都令人費解。與之相比，書中他卻對紐約城市的繁華念念不忘，描寫得非常有情。甚至連他離開哥大即將返回祖國前，在俄亥俄州跟剛結識的女孩劃船調笑游湖的筆墨和各種瑣碎回憶，都遠多于在哥大求學五年的篇幅。相關描寫過簡，不由不讓人對他的哥大學術研修經歷感到有些遺憾甚或生疑。

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創造了“代溝”這個詞，來形容不同時代人們間互相理解的心理隔閡。其實在早期海外華人中間，除了代溝還有“階級溝”。有些精英或富裕階級子弟留學生往往自視甚高，他們刻意自外于下層華人階級，也許是這種心理，讓某些精英不屑于去考據史實，或不愿意將自己與丁龍聯想在一起？(海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