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歷史講中醫》 熊益亮 林楠 著 清華大學出版社

近期，拜讀了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熊益亮教授和他曾經的碩導林楠教授的新著《聽歷史講中醫》，讓我一下子想起前段時間央視熱播的《典籍里的中國》。中醫，想必大家并不陌生，但深究起什么是中醫，恐怕每個人心目中的中醫是不盡相同的。誠然“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關于何為中醫，首先去讀一下歷史典籍里的記載，則是相對靠譜和準確的。

史學與中醫學之淵源

說起“中醫”之名，早在史籍《漢書·藝文志》中便可見到，其云：“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當然，這里講的“中醫”不同于今日之內涵，是指中等水平的醫生。所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大致而言便是指得病之后不去治療，其自我痊愈率可能大致與中等水平醫生的治療效果相當，強調的是生命本身的自我修復能力。這種理念貫穿于中醫認知生命與疾病的始終，與中醫養生和治療所追求的中和之道完全吻合。所以，不讀史籍里的中醫，怎會尋得關于中醫的正解？書中盡管未曾明言他的寫作初衷，但我以上的揣測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司馬遷曾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讀史，不足以知古今，觀興衰。中國古代有很好的治史傳統，官方編撰的“二十六史”之外，隋唐以來更是私人著史成風，史籍文獻數量驟增，汗牛充棟，門類眾多。例如，《四庫全書》便將史部文獻分為正史、編年、紀事本末、雜史、別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共十五個大類。何謂史學？古無史學、六經皆史、史外無學等等，前賢學者所論不一。《聽歷史講中醫》第一章緒言中，便在簡要分析史學基本概念和范疇的基礎上，對“二十六史”紀傳體正史類史籍、《資治通鑒》等編年體史籍和“十通”等政書類史籍進行了精煉的介紹。上述歷代史籍中記載了許多與醫學相關的內容，如醫學人物、醫事制度、醫學教育、醫籍文獻等，成為我們了解中醫歷史面貌與發展嬗變的較為靠譜的一手資料。正因如此，許多前輩學者對其有頗多關注，如1982年陳邦賢先生便著有《二十六史醫學史料匯編》。

以醫學人物為例，《史記》為扁鵲和倉公淳于意立傳，開創了正史為醫家列傳的先河。司馬遷云：“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在扁鵲醫學文獻大量亡佚的今天，司馬遷所言對于我們全面理解與合理評價扁鵲在秦漢中醫學術史中的坐標和地位，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2013年成都老官山漢墓扁鵲學派醫學文獻等出土醫學文獻的發現，也佐證了司馬遷的記載和界定。再以醫籍文獻為例，史籍的藝文志、經籍志等目錄之學，是我們了解歷代中醫文獻存佚、分類和源流演變的重要憑借。如《漢書·藝文志》將方技（包括但不限于今天所言之中醫）分為醫經、經方、房中和神仙四類，被今人奉為經典之經典的《黃帝內經》之名便首見于其中的醫經類。我曾結合《漢書·藝文志》對方技之學四門類內容主旨的概括，以及馬王堆等出土醫學文獻，對司馬遷關于扁鵲的相關表述進行了分析，寫過一篇小文章《“扁鵲言醫，為方者宗”：方技學視域下的詮釋》（《中醫雜志》2019年第19期）。如果沒有上述史籍給予的啟迪，是完全無法實現的。書中言史著中所記載的醫藥學內容非常豐富，是可靠性很強的醫學史錄，也是研究和學習中國傳統醫學傳承與發展的重要文獻，尤其對于構建中國醫學史、發掘中醫歷史發展規律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誠非虛言！

展現中醫的歷史與傳承

基于上述緒言所講史學與中醫學的淵源，《聽歷史講中醫》的主體內容，即第二章至第五章，便從醫事制度、醫學教育、著名醫家和中醫文獻四個方面，展現了古代中醫的面貌以及中醫的歷史傳承與發展。

醫事制度，即官方醫政之事，涉及醫學行政管理、醫學分科、考核升遷等，至遲于周代便已確立，如《周禮·天官》有食醫、疾醫、瘍醫和獸醫之分工以及醫師考核之法。其后歷代沿襲演進，至唐宋逐漸完備，明清之時又有所調整，本書第二章對此有細致梳理。雖如書中所言古代醫政的重點是宮廷醫療，但其意義卻遠不限于宮廷醫療。例如，宋代官方設置的校正醫書局，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政府成立的專門的醫書整理機構，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諸多中醫典籍，如《黃帝內經素問》《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脈經》《針灸甲乙經》《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等，便經其整理而得以流傳至今。這是關乎中醫傳承的大事，其意義不言而喻。

古代醫學教育，大致可分為官辦醫學教育與民間醫學教育兩大類。廖玉群先生曾取“繁露”（古代帝王貴族冕旒上所懸的玉串）之隱喻，以《繁露下的岐黃春秋》為書名對官辦醫學教育有過專論。帝王繁露，平民草澤，倒也是貼切的比喻和對照。民間醫學教育，或師承或私淑，是古代中醫教育的主要形式。最具規模，卻較為零散，正史史籍所載部分名醫傳記中雖有所涉，但記載之重點則在官辦醫學教育。我國官辦醫學教育的開設并不算晚，南朝劉宋時期太醫令秦承祖奏請設置“醫學”，開其先河，至唐代則設太醫署，乃最早的官方醫學教育機構，此后歷代官辦醫學教育體系基本上是在此基礎之上加以改進和完善的。官辦醫學教育雖然規模有限，亦難以“飛入尋常百姓家”，但其分科、學制、教材、考核、考試等設置之法，依然可以作為今日高等中醫院校教育之鏡鑒，我想這是《聽歷史講中醫》第三章對歷代官辦中醫教育詳加梳理的重要原因所在。

本書最后兩章為醫家和醫籍，雖列于最末，卻是中國醫學史歷史書寫與研究的重中之重。前文已敘，《史記》開創了正史為醫家立傳之先河，而后歷代官修史書承襲其例。不僅如此，《史記》還深刻影響了古代醫史專書的編寫，如唐代甘伯宗《名醫傳》、明代李濂《醫史》、明代熊宗立《醫學源流》、清代王宏翰《古今醫史》等，皆是以醫家傳記為體例。《聽歷史講中醫》第四章對“二十六史”中立傳的醫家進行了統計，選取其中二十一位最為著名的醫家進行了專門介紹，并附以史書原傳便于讀者參閱。這二十一位醫家，從先秦至明清，既有普通人耳熟能詳的扁鵲、華佗、葛洪、孫思邈、李時珍，也有諸多深刻影響了中醫學術發展與臨證辨治體系豐富的知名醫家，如“兒科鼻祖”錢乙，“金元四大家”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易水學派”創始人張元素，溫病“衛氣營血”辨治的開創者葉桂，等等。

中醫古籍是中醫知識傳承的基本載體，據《中國中醫古籍總目》（2007年12月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所載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醫古籍為13455種。清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中曾云：“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聽歷史講中醫》第五章主要從目錄學的視角，對“二十六史”、通志類和通考類史著中著錄的中醫文獻進行了列舉。對于普通讀者而言，這些目錄羅列讀起來難免會稍顯枯燥，但不妨將其作為“賬目”之用，以備將來按圖索驥。

1919年陳邦賢先生撰成《中國醫學史》，開創了真正意義上的近現代中國醫學史研究，迄今已百余年。當前的中國醫學史研究，愈趨多元化，諸如醫療史、社會史、文化史、知識史等研究視野及思路方法的引入，也讓作為歷史而存在的“中醫”呈現出更加細致、立體和豐滿的面貌。在我個人看來，精英思想世界與一般民眾的思想世界同樣重要，宏大敘事與細小敘事不可或缺，彼此并無高低之分。從這個角度而言，益亮與林楠教授的《聽歷史講中醫》試圖呈現歷代史籍中的中醫，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有些“老套”，但依然是我們了解中醫歷史的“正途”。它不應被替代，也更不應被遺忘。

（作者：劉鵬，系廣州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中醫醫史文獻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