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合肥11月27日電題：徽文化有何國際影響力？

——專訪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飛

中新社記者 張強

“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這是中國明代戲曲家、文學家湯顯祖筆下的古徽州。古徽州孕育的徽文化被稱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活化石”，對這份文化遺產所做的研究——徽學，與藏學、敦煌學并立而成中國地域文化“三大顯學”。

徽文化有何當代價值？徽商第一桶金為何來自“海上絲綢之路”？徽學為何被稱為“國際性的顯學”？中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特聘專家、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飛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深度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徽文化起源于何時？其源流應如何追溯？

翁飛：安徽，地處橫貫全球四大文明古國的北緯30°線上下，淮河、長江兩條大河自西向東橫貫其中，將其分為淮北、江淮之間、江南三大地理板塊。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自北向南，逐步演化并形成渦淮文化、皖江文化、新安文化三大文化圈。

新安文化，亦稱為“徽州文化”或“徽文化”，因它所指示的特定區域——隋朝設立的新安郡，兩宋設徽州，明清置徽州府，轄歙縣、休寧、績溪(今屬宣城)、祁門、黟縣、婺源(今屬江西)等六縣，故有此名。

歷史上，為躲避戰亂或天災，東漢、西晉、唐末、北宋時期的北方強宗大族四次南遷，為徽州地區傳統單一的山越人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中原文化。徽文化是對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既有獨特性，又有典型性，并綜合了具有學術價值的多種文化現象。

宋代以后，隨著“徽駱駝”——徽商的活躍，植根于徽州本土的徽文化，跟著徽商的足跡伸展于中華大地，而徽文化正是通過本土徽州與徽商勢力網的互動交融，通過徽商經營理念、價值觀、文化觀的整合融匯、再加以輸出傳播而形成。徽商是徽文化的“酵母”，徽文化的形成是儒、商相結合的產物。

徽文化具有超越地域文化現象廣泛存在的特點，是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涉及中國傳統社會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各個層面，包括徽州宗族和土地制度、徽商、新安理學和皖派樸學、徽州教育、徽州科技、徽派建筑、徽州文房四寶、新安醫學、新安畫派、徽戲、徽菜、徽州方言、徽州民俗、徽州文學、徽州工藝和徽州經籍等。

如果說徽文化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時期達到鼎盛，那么作為一種極富特色的區域文化，它在中國引領風騷約有800年之久。南宋以后，徽州本土更是文風昌盛，人文薈萃，成了“東南鄒魯”“禮義之邦”。

中新社記者：傳承數百年的徽文化有何當代價值？

翁飛：首先，徽文化擁有數量極為豐富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供當代及后人精研、享用、傳承、開新。

自20世紀初尤其是80年代以來，20多萬件反映徽州民間社會實態的文書契約，以及3000余種徽州典籍文獻和1000余種傳世族譜被陸續發現，甚至有一家一戶歷經數百年、幾個朝代而不絕如縷的家族“歸戶”文獻。這些原始文獻，因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而彌足珍貴，形成了宋代以來漢民族文化遺產中數量最龐大、體系最完備的文獻資料群之一。

再就地表文物來看，徽州地區現有文化遺存5000余處，文物超20萬件，其中有大量保存完好的明清住宅、廟宇、祠堂、牌坊等。徽州可稱得上是明清文物之鄉，也是漢民族農耕文化的“聚寶盆”。

其次，徽商及其“商道”，為當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有益的借鑒。從16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賺得“第一桶金”，到明王朝加強海禁后把經營戰略轉向內需，徽商抓住了兩次歷史機遇，從而發展成中國經濟史上數一數二的大商幫。這其中的成敗得失，可為當今國際背景下搶抓機遇，化“危”為“機”，做好經濟轉型工作提供參照和借鑒。

徽商在南京、蕪湖、安慶、武漢、揚州、蘇州、杭州、臨清等城市建立商業中心，開辟了“無徽不成鎮”的局面，這極力推進了長江中下游和運河沿岸商業化與城市化，對“長三角”地區現代城鎮化的起步亦有貢獻。

“儒商文化”是徽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賈而好儒”的優良傳統和“誠信不欺”的經營理念，是徽商成為明清十大商幫翹楚的“秘方”，對當代企業經營亦有啟迪之處。

此外，徽文化尚文重教的傳統，使徽州地區人才輩出，外在表現是商成幫(“賈而好儒”的徽商)，學成派(“徽學”)，人成群(即徽州歷史人物群星薈萃、貢獻突出)。其中，有文獻可征而為之作傳者多達5399人。以學術史為例，先后出現過新安理學和樸學兩大頂級學派。朱熹、戴震和胡適，構筑起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三座豐碑。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徽商第一桶金來自“海上絲綢之路”？

翁飛：徽人經商的歷史，見諸文獻記載可遠溯至東晉。但作為一個以鄉族關系為紐帶的大商幫，徽商崛起于明中葉，鼎盛于明清兩代。

明中葉，徽州地區人多地少矛盾極為突出，令徽州人不得不外出經商謀生。明嘉靖、萬歷之際，成群結幫的徽州人，沿著故鄉的河流走向四方，尤其順新安江東下可直奔杭州灣，走向東部沿海。

而此時，跨越歐、亞、新大陸的“海上絲綢之路”出現了。徽商善于抓住這一時期海洋貿易帶來的機遇，使海上貿易與鹽、布、典、木、茶等行業相結合，并建立起自己的商業網絡，賺得“第一桶金”，逐步形成了徽州海商集團。

據法國人裴化行在《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記述：明嘉靖年間，商業的利源是被原籍屬廣州、徽州、泉州三處的十三家商號壟斷著。同時，有資料記載，當時的徽商“遠服南越，與島夷為市”，說明他們在與東南亞的貿易中也占有一定份額。

中新社記者：徽文化有何國際影響力？

翁飛：作為明清十大商幫之一，徽商的足跡遍布世界多地，促使徽文化影響國內外。20世紀80年代中期，瑞典將200多年前沉船“哥德堡號”打撈上來，發現了一批茶葉，據相關史料記載，這批茶就來自皖南。這是徽商開拓“海上絲綢之路”的佐證，祁門紅茶作為徽文化的物質形態，已遠銷歐洲。

同時，程朱理學、新安醫學、徽州傳統建筑營造技藝和程大位珠算法等非遺文化在東南亞甚至全世界影響深遠。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徽學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徽學研究的國際學術交流多方位、多層次展開，許多國家的專家學者專赴徽州地區，領略徽文化。

如今，日本、韓國等國家也有了徽學研究的專門組織。徽文化的發源地黃山市已成為境外游客重要旅游目的地。代表徽文化物質遺存的古村落西遞、宏村，入列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完)

受訪者簡介：

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飛。張強攝

翁飛，歷史學博士、研究員。現任安徽省社科聯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學術界》編審，兼任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安徽省李鴻章研究會執行會長，安徽省中華傳統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安徽省政府咨詢機構對外交流協會副會長；安徽大學歷史系、上海大學文學院、安徽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兼職教授。

翁飛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和安徽地方歷史文化研究，尤其精研李鴻章和淮軍、淮系集團，先后擔任《安徽地域文化通覽·安徽卷》副主編；新編《李鴻章全集》執行編委；國家清史工程《淮軍》文獻主編；大型電視紀錄片《淮軍》《北洋海軍興亡史》《淮河六章》歷史顧問。先后發表相關學術論文五十余篇。被評為安徽省首批跨世紀學術帶頭人；1999年被安徽省政府授予安徽省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稱號，享受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貼。2005年受聘為安徽省文史研究館館員，2012年評為安徽省首批國家二級正高職稱(歷史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