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辭書有何新變化

光明日報記者 陳雪

“辭書讀者的使用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首查不再是紙媒而是網媒，智能手機和網絡是第一查詢處。”不久前，《現代漢語規范詞典》第4版發布會上，中國辭書學會會長，北京語言大學原黨委書記、教授李宇明介紹了辭書發展的許多新變化、新趨勢。其中，讀者使用習慣的巨大改變引起了各方關注。

為了解人們的辭書使用習慣，近日，光明日報官方微博開展了一項小調查，結果顯示，超八成網友遇到陌生漢字詞時，首選是在搜索網站查詞，與李宇明的判斷一致。

辭書不僅是人們學習與工作的必備工具書，還是文明的重要載體。2016年12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致信祝賀《大辭海》出版暨《辭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指出《辭海》和《大辭海》是大型綜合性詞典，全面反映了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系統展現了中華文明豐碩成就，為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積極貢獻。

辭書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移動互聯時代，這位“無聲的老師”發生了哪些新變化，又將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

超八成網友首選網絡查詞

從古代的《爾雅》《說文解字》到近現代的《辭源》《辭海》，再到如今的“國民字典”《新華字典》，我國辭書編纂歷史源遠流長。辭書與文明相生相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辭書記憶。

今天，遇到陌生的漢字和詞語時，你通常怎么辦？截至發稿前，本報開展的小調查共有541人參與了投票。調查結果顯示，選擇搜索引擎網站檢索的網友占81%。有網友表示，“字典畢竟不方便到處帶著走，如果在電子設備上看到陌生漢字，能直接復制過去檢索”“以前沒有網絡的時候用漢語詞典，網絡普及后在手機上隨便查，更方便”。

調查結果還顯示，“查網絡版辭書”的比例已明顯高于“查紙質版辭書”，分別為11%和6%。如今，學習使用工具書仍是中小學語文教育的重要內容，專業辭書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權威性。有網友留言道：“還是好懷念查字典的日子！現在都能記得課堂上老師第一次教如何查字典的情景，仿佛擁有了打開新世界的鑰匙！”“紙質詞典更加靠譜和有儀式感”。

網絡查詞便捷、迅速，但也存在準確性低、易被誤導的情況。文字工作者小李告訴記者，她曾在某搜索網站查詢“沿用”和“延用”的區別，第一條搜索結果是某網友的解答：“沿用”與“延用”強調的內容不同，“沿用”強調的是方式上的延續、襲用，而“延用”強調的是長度、時間方面的伸展。小李對這個說法心存疑慮，于是檢索了《現代漢語詞典》，發現該詞典只收錄了“沿用”，釋義為：繼續使用（過去的方法、制度、法令等）。再查《現代漢語學習詞典》，“沿用”詞條下明確提示，注意：“沿用”不作“延用”。“延”指時間的延續或空間的延長，沒有“繼續”的意思，故不能與“用”搭配。這次檢索經驗讓小李意識到，雖然網絡可以提供多樣的信息，但使用權威辭書更為準確妥當。

中國辭書學會副會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章宜華說：“在新媒體時代，大多數人手頭都有一部智能手機，在線閱覽、在線辦公，人們的閱讀習慣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碰到解決不了的知識問題，首選不再是紙質辭書，而是通過搜索引擎查詢。”章宜華認為，雖然網絡上存在大量不準確、不權威的信息，但仍可以作為一種普通參考，而語言學習者、專業學習者還是要查專業辭書。

辭書迭代，打開“手機上的漢語字典”

光盤詞典、在線詞典、電子詞典……隨著技術的進步，辭書數字化時代已來臨。據了解，在20世紀90年代，已有一批英文權威詞典率先“觸網”，2012年，有著二百多年歷史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大英百科全書》）已全面轉向數字出版。

“國內的專業出版社曾經比較抗拒做電子辭書，一個重要原因是擔心盜版。”章宜華說，隨著加密技術的提高，民眾知識產權意識的加強，大概在2015年，國內專業辭書出版機構逐漸意識到要改變出版理念，開始探索數字辭書和融媒體辭書，但是傳統出版社技術力量比較薄弱，既懂數據庫、語言信息處理，又有融媒意識的人才很少，于是出版機構開始與專門的技術公司合作，但合作過程中會出現其他問題。目前，商務印書館已經成立了自己的數字傳媒公司，讓數字技術與辭書更好地融合。

近些年，出版機構紛紛開始開發各類數字版、網絡版辭書，大踏步走上數字出版之路。被譽為“工具書王國”的商務印書館最早實現紙電同步出版的漢語辭書是《辭源》。《辭源》是我國第一部現代辭書，誕生于1915年，2015年恰逢《辭源》百年，第三版歷時8年修訂完成，同時推出了網絡版和優盤版。由于《辭源》是古漢語及古代文化方面的辭書，因此網絡版和優盤版在當時并未引起大眾的關注。

直到2017年6月“《新華字典》App”在各大手機應用商店上線，許多人下載了第一部“手機上的漢語字典”。2019年8月，《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第七版修訂完成，App也正式發布。時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辭書編纂研究中心主任劉丹青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現漢》第七版App的正式發布，意味著中國影響最大的漢語語文詞典實現了數字化。這不僅是一本書的一個版本的事情，更是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開始，標志著一個辭書數字化時代的到來”。

《現漢》App的發布還引起了一場關于“辭書App是否應收費”的討論，網友、媒體、專家紛紛發表意見。據了解，《新華字典》App會員付費價格為40元，《現漢》App會員付費價格為98元，《辭海》App會員按使用時長收費不等。有網友認為，辭書不應豎起“付費墻”，因為“文化知識應該傳承，而不是拿來獲取利益”；媒體和專家則大多支持知識付費，認為辭書App的研發、運營有成本，應尊重知識產權、支持正版；還有網友支持付費，但覺得價格不宜過高，“可以更親民些”。

這次討論呈現出融媒體辭書編纂出版的一個難題：目前大多數用戶傾向于使用免費詞典，不愿意為“網上知識”花錢。而出版社的權威辭書依靠出售會員賬號等方式盈利，在一定時期內難免會被一些質量不高但長期免費的詞典擠壓，削弱辭書編纂的資金來源。

探索與磨合仍在繼續，知識付費已是大勢所趨，國內許多辭書出版機構都在積極向融媒辭書的目標邁進。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現今至少有三百種網絡詞典或詞典App。近五年里，《中國大百科全書》《辭海》《新華字典》《現漢》《唐詩鑒賞詞典》系列等品牌辭書都已推出或正在開發各種類型的數字版、網絡版，且均為付費軟件。據商務印書館萬有知典公司負責人孫述學介紹，目前《新華字典》等工具書App下載用戶已超過7000萬，日活用戶50萬，付費用戶超過90萬。

融通生活面向未來的辭書

打開“微信讀書”軟件，選中文本內的某個字詞，點擊“查詢”，頁面便會彈出檢索結果，標注來源為“聚典平臺·《辭海（第七版）》”。在讀者不經意間，辭書已不只是學習的工具，它們正蝶變為一種信息內容和知識服務，悄然融入人們的生活。據了解，《現代漢語規范詞典》等權威辭書也已經成為部分智能手機的內置詞典。值得關注的是，融媒體辭書不應只是把紙質辭書“搬”到手機里，還要進一步向數字化基礎設施及語言知識服務的方向發展。

通過對國內目前300多種網絡辭書和辭書App進行調查，章宜華發現，其中大多數只是紙質版的電子化，有的品牌辭書App運用了一些多媒體技術，但并沒有考慮“融”的問題，也缺少動態和互動功能，尚不具有典型融媒詞典的屬性。事實上，傳統辭書要實現融媒體轉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遠遠超出了傳統的詞典學和詞典文本制作本身的蘊含。

2020年3月，商務印書館推出語言資源知識服務平臺“涵芬App”，該軟件集成了《新華字典》《現漢》《古代漢語詞典》等27部辭書，總條目40萬條，可查漢語、英語，古漢語、成語、詩詞等內容。結合融媒體技術，提供一站式詞語查詢、漢語字詞播音員普通話范讀、漢字動態標準筆順、根據意義查詢漢語古詩詞的“據意查詩”等特色功能與服務。該軟件已入選國家新聞出版署年度數字出版精品。

“微信讀書”等軟件中嵌入的“聚典”則是由上海辭書出版社研發的“聚典數據開放平臺”，于2020年8月上線。“聚典”以《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大詞典》為漢語字詞基礎、以《辭海》《大辭海》為百科基礎，逐步拓展到《哲學大辭典》《教育大辭典》《心理學大辭典》等專科、雙語領域，形成了學科覆蓋比較全面，入庫100多種工具書，總計300多萬條各類詞條的“工具書數據倉庫”。

學界與業界普遍認為，隨著“辭書生活”和“融媒辭書”理念的推進，目前，聚典數據開放平臺、商務印書館“涵芬App”、《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網絡版，均為傳統辭書向融媒辭書的轉型開了個好頭。

“未來的融媒辭書將會有兩種發展趨勢，普通詞典大型化和大型詞典綜合化，未來的辭書收錄100萬條只是一個起點。目前我們正處于理念轉變階段。”章宜華認為，在信息社會，人們在單位時間內獲取知識的密度大大提高，要增加單位時間內信息輸送的密度，“多模態”便是增加辭書信息密度的重要途徑。“多模態化”就是調動人的各種感知，包括聽覺、視覺、觸覺等參與知識的解讀。原來的紙質辭書是“單模態”的，只訴諸人的視覺。融媒體辭書需要把信息資源、數據資源、人力資源三個資源融合起來，在全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有詞典，甚至人人都可以參與編詞典，這也是數字媒體融合的重要任務。

近年來，中國辭書學會一直致力于提倡以讀者為中心的“辭書生活”，未來的辭書將會真正融入生活，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電影《編舟記》的經典臺詞：詞語的海洋浩瀚無邊，辭書是漂浮在這片大海上的一葉扁舟，人類乘著這一葉辭書的扁舟在海上航行，找尋最能表達自己心情的語言。

《光明日報》（ 2022年11月29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