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文物工作會議7月22日在京召開，國家文物局負責同志、4位受表彰的先進代表先后發(fā)言，現將發(fā)言摘編刊發(fā)。

——編者

奮力推進文物事業(yè)高質量發(fā)展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 李群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加強頂層設計和規(guī)劃部署，相關部門通力協(xié)作，各地積極作為，社會各界踴躍參與，全國文物系統(tǒng)砥礪奮進，文物事業(yè)得到很大發(fā)展，文物工作取得顯著成績。

一、文物保護利用凝聚新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對做好新時代文物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全面部署，“堅持保護第一”“保護文物也是政績”“讓文物活起來”等理念深入人心，推動全黨全社會形成守護歷史文脈、傳承中華文明的強大合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文物事業(yè)改革發(fā)展納入全面深化改革戰(zhàn)略布局。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五中、六中全會對加強文物保護利用作出整體謀劃。黨中央、國務院出臺6份專門政策文件、1部專項發(fā)展規(guī)劃，全國人大加強執(zhí)法檢查監(jiān)督，全國政協(xié)積極組織建言獻策。中央有關部門強化統(tǒng)籌協(xié)作、政策供給，文物安全、流失文物追索返還等部際協(xié)調機制發(fā)揮重要作用。地方黨委、政府壓實主體責任，27個省級政府將文物安全納入考核評價體系，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數量10年來分別增長58%和88%。文物保護志愿者、社會組織以及非國有博物館、民間文物收藏隊伍等不斷壯大，文物宣傳廣受關注，人民群眾參與熱情持續(xù)高漲。

二、文物保護與考古取得新成效。公布兩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完成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石窟寺等專項調查，各級各類文物資源保護管理制度不斷完善。長城、大運河、絲綢之路、傳統(tǒng)村落等重大文物保護工程相繼竣工，預防性保護、系統(tǒng)保護積極推進。數以萬計館藏珍貴文物、重要出土文物得到搶救修復，博物館標準化庫房建設基本完成，文物保存狀況持續(xù)改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成果豐碩，深海考古實現零的突破，在基本建設考古中搶救保護大批珍貴文物，考古工作為塑造全民族歷史認知提供有力支撐。文物安全“嚴防嚴打嚴管嚴治”機制不斷完善，打擊文物犯罪、查處法人違法、整治火災隱患取得重要成果，城鄉(xiāng)建設中破壞文物的行為得到堅決糾正，文物防災減災和應急管理體系加快構建，文物安全形勢持續(xù)向好。

三、文物博物館展現新形象。類型豐富、主體多元、普惠均等的現代博物館體系基本形成。10年間，博物館數量增長60%，年度舉辦展覽數量增長144%、接待觀眾數量增長119%。博物館免費開放不斷拓展，創(chuàng)新活力持續(xù)迸發(fā)，參觀博物館成為人民美好生活的一部分。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程深入實施。贛南、延安等革命舊址煥發(fā)新風采，廣西湘江戰(zhàn)役革命遺址遺存、青海原子城等保護項目成效顯著，助力脫貧攻堅、老區(qū)振興。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紀念館等建成開放，紅色資源發(fā)揮重要教育作用。支持引導民間收藏文物，推動文物市場有序發(fā)展，不斷優(yōu)化文物進出境監(jiān)管、文物鑒定服務。積極參與國際文化遺產領域治理，中國世界遺產總數達56項，中外聯(lián)合考古漸成規(guī)模，文物保護合作工程扎實開展，文物進出境展覽異彩紛呈，流失文物追索返還亮點頻現，文物成為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金名片”。

四、文物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實現新提升。法律制度日臻完善，文物保護法修改積極推進，國務院頒布《博物館條例》、新修訂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辦理妨害文物管理刑事案件司法解釋，各地出臺實施200多部地方性文物保護法規(guī)。文物領域“放管服”改革縱深推進。財政投入穩(wěn)中有增，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文物支出持續(xù)增長，中央財政投入文物保護資金10年累計1000多億元，對邊疆民族地區(qū)、革命老區(qū)給予有力支持。文物工作“科技含量”顯著提升，一批文物保護共性關鍵技術取得重要突破，實驗室考古技術廣泛應用，113項文物保護國家和行業(yè)標準發(fā)布實施。國家文物局增編擴崗，各地文物考古機構普遍加強，文博人才培養(yǎng)體系更加健全，廣大文博工作者踐行弘揚“莫高精神”，涌現出一批先進集體、先進工作者和勞動模范。

10年來，我們堅持黨對文物工作的全面領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辱使命、守土盡責，努力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文物保護利用之路。下一步，我們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物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決策部署，奮力推進文物事業(yè)高質量發(fā)展，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更大貢獻。

守望田野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文博研究館員 田建文

我是一個平凡的考古人，做了一點平凡的考古事，就是用38年的時間守望田野，因為田野考古發(fā)掘工作是考古學的安身立命之本。

我是個農家子弟，1980年15歲時考入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yè)。1984年畢業(yè)后，分配到了一所省屬大學，不能干田野考古了。這怎么行？我索性跑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的田野工地，就“賴”在那里，當了10個月的臨時工。

也許是我對田野考古的堅定，1985年得到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舉薦，考取了吉林大學研究生，師從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

我明確了“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考古”的研究方向，確立了“讓材料‘牽著鼻子走’”的治學宗旨。張忠培先生教會我做考古卡片，將出土文物的圖、照片、文字等所有信息都記錄在卡片上以備排隊、查詢和引用，這個習慣我一直保持至今。

如果說大學畢業(yè)選擇去基層做田野考古，是一腔熱血的職業(yè)沖動，那研究生畢業(yè)重回侯馬工作站，則是我經過深思熟慮后的鄭重選擇。

再次回到侯馬，有了既定的學術目標，除進行日常田野考古發(fā)掘外，我和同事們經常是騎上個自行車、拿上個手鏟、帶上個陶片袋，說走就走，搞考古調查，也小有成就。

正當我在田野考古上大顯身手之時，1997年4月2日遭遇車禍，先后三次開顱手術，留下嚴重的后遺癥。沮喪之余，我不停地問自己，難道我的考古生涯就此了結？我暗自下決心，一定要重新站在田野考古現場。日復一日的鍛煉，雖然很艱難、很辛苦，但身體還是一天天好了起來，2003年我終于再次回到考古第一線。

“把丟失的時間找回來”，是我給自己定下的目標。力盡所能，加班加點，我連續(xù)主持參與了10多個重要發(fā)掘項目，取得了突出成果，大大推進了學界對山西考古學遺存的認識。

除了每年有七八個月在考古工地奔忙之外，其余時間我都夜以繼日一頭扎在資料堆里查資料、整理卡片。有時候靈感來了，半夜就爬起來寫文章。盡管只能用左手單指敲打鍵盤，付出的辛苦要多于常人數倍，可黃土從來不負人——這么多年，我發(fā)表了考古報告、專業(yè)論文100多篇、50多萬字。

這幾年，基層考古文博人才缺乏的現狀也引起了我的關注。2021至2022年，山西舉辦了兩次全省田野考古技術培訓班，每期3個月，每次我都主動請纓擔任指導老師。我希望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給年輕人做好表率，讓他們早日挑起田野考古的大梁。

我將自己的青春年華全部奉獻給了我所摯愛的考古事業(yè)，踐行了年少時“擇一業(yè)，終一生”的考古初心。如今雖已年近花甲，對考古的癡愛仍如少年，是田野考古事業(yè)給了我勇往直前的動力和勇氣。

我將繼續(xù)深扎田野考古一線，在對“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追尋中，發(fā)揚老一輩考古人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貢獻自己綿薄的力量。

我的外號“于粘磨”

山東省寧陽縣文物保護中心主任 于勇

我是山東省寧陽縣一名基層文物工作者，人們送我一個外號“于粘磨”。“粘磨”，在山東方言中就是不屈不撓、鍥而不舍的意思。憑著對文物的滿腔熱愛和一股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韌勁兒，我在文物戰(zhàn)線一干就是38年。

我的父親一生從事文物工作，他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文物無大小，每件都是寶，文物要是沒了就永遠沒了。”正是憑著這種認識，只要發(fā)現能夠征集保護的文物，父親就會想盡各種辦法把文物征集到館里。1980年，父親在原城南公社柳樓村發(fā)現了一件斷為兩截的漢代石獅，花60元錢請人運到博物館。這60元錢相當于當時一個人兩個月的工資。面對家人和同事的不理解，他回應的還是時常掛在嘴邊的那句話。他對文物的熱愛和執(zhí)著，造就了我對文物事業(yè)中的那股“粘磨”勁。1984年，接續(xù)父親的愿望，我選擇了他一生不離不棄的文物事業(yè)。

寧陽文廟創(chuàng)建于元代，是泰安市現存唯一的一處尊孔、祭孔的廟宇。2003年深秋，暴雨連連，某天正在值夜班的我忽聽一聲巨響，文廟西廡屋頂坍塌，大梁掉下來離我只有半米左右。我馬上想到，文廟絕不能毀在我們這代人手上，借錢也得修！望著倒塌的古建無法入眠，我壯著膽子，向時任縣委書記寫了長達5000字的信。接到信后，縣里決定撥付50萬元啟動資金。文廟修復工程開工后，資金缺口較大，我開始向一些企業(yè)“粘磨”，爭取多方支持。有時候被拒絕，心里動搖時，我便鼓勵自己，“再粘磨一會，文物就有救了。”靠著這股“粘磨”勁，終于籌足了工程款。

那時，我吃住在工地，十天半月回不了一趟家。有一次，雨下了一整天，晚上我爬梯子摔了下來，渾身又冷又疼，一身泥巴，想想也該回家看一下老婆孩子、換換衣服。10歲的孩子開門見到我，嚇得“哇”一聲就哭了。妻子埋怨我：“要文物啊還是要家啊，人家哪個像你，連家都不要了，離家這么近，就不能回家住嗎？”

文廟主體修完后，我們又陸續(xù)修繕了禹王廟、顏子廟、朱蓂階烈士墓等不可移動文物20多處，修復館藏骨器、陶瓷器等可移動文物300余件。憑著多年對文物事業(yè)的執(zhí)著，我也得了一個“粘磨”的外號。對此，我欣然接受。

保護文物既有成就也有危險，在一次制止工程非法施工時，我接到了恐嚇電話。聽到那些話，我整個人頓時蒙了。回到家，妻子聽到這件事后一直流淚，但一句話沒說。我知道，她一直默默地支持我的工作，但讓孩子受到威脅，這是她最不能接受的。我安慰她說：“我做的是光明磊落的事，他們膽敢做過分的事，我就斗到底！”在這件事上，我不但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堅持我原來的正確意見，制止了非法施工。還有一次，在保護野外文物行動中，我被圍攻，雙耳神經損傷，被鑒定為三級聽力殘疾。

“人在文物在”，這是文物工作者的脊梁和風骨。只要初心不改，堅定前行，我們一定能夠讓文物事業(y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綻放光彩，引導人們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

做一個文化傳承的接力者

貴州省銅仁市周逸群烈士陳列館講解員 趙春莉

我是貴州省銅仁市周逸群烈士陳列館聘用講解員。

我在深圳工作期間，被歌手“好人叢飛”的事跡感動，走上了志愿者之路。2006年9月，我來到貴州省銅仁市石阡縣一個叫“樓上”的鄉(xiāng)村小學支教，其間兼管學校圖書室。我在《中國工農紅軍史略》一書中了解到，紅軍長征曾兩次經過石阡縣。

“長征是地球永恒的紅飄帶”，機緣巧合讓我與這“紅飄帶”結緣。好奇心激發(fā)我去了解這段歷史，漸漸地，我從學習轉換成分享，成了石阡革命文物宣傳員。

我講解時，總希望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傳遞出更多的信息，讓聆聽者也和我一樣愛上這片紅色熱土，并共同為革命老區(qū)做點事情。在我的感染下，很多人伸出援助之手，捐資幫助貧困學生。每次與他們道別，我都會真誠地說：“我在貴州等你”。

說到做到。支教期滿后，我留在了貴州。我走在紅軍寫下標語的巷道里，想著當時的畫面：先輩們穿著草鞋，用腳板丈量著祖國的山河，一路播撒下革命的火種。今天，我走過他們走過的路，我攀過他們攀過的山，我看著他們沒看過的風景：天塹變通途，高峽出平湖。我愿意為“地球永恒的紅飄帶”再注入一抹我生命的顏色。

做紅色講解員是不會脆弱的，那些革命歷史就是最好的營養(yǎng)劑。

我講述最多也最感動我的是“困牛山紅軍壯舉”。1934年10月，作為紅軍長征先遣隊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在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下突破敵軍設下的石阡封鎖線，去尋找賀龍率領的紅三軍。為了掩護紅六軍團主力，由紅18師52團負責斷后。隊伍遭遇湘、黔敵軍和地方民團的阻擊，為了拖住敵軍，紅軍將敵人引向困牛山，面對敵眾我寡的不利處境，加上難以辨別民團和百姓，且戰(zhàn)且退，一直被逼退到黑灘河虎井溝的懸崖邊。在與敵人幾次肉搏之后，戰(zhàn)斗到最后的100多名紅軍戰(zhàn)士，“寧死不傷百姓，寧死不當俘虜”，選擇了跳崖突圍。“懸崖銘赤膽，山河鐫忠心”，我為那堅定信念支撐下的偉大靈魂而感動，為那對黨無限忠誠的革命精神而感染，為那顧全大局、不畏犧牲的革命意志而動容。

十幾年來，在近千場解說中，最難忘的是2016年，任弼時之女任遠芳等紅軍后人來到石阡。分別時，她拍著我的肩頭說：“小趙，我們重走父輩們的長征路，可能只這一次了，你在當地要多去講講這段歷史，不要讓后輩們忘了啊！”就是這份殷殷囑托，讓我更加執(zhí)著于對革命文物的宣傳。

英烈們在信仰的支撐下，把年輕而有限的生命活成了一束光，照亮著歷史前進的道路。而我的生命則在傳播他們的故事時被照亮。現在，我在銅仁市周逸群烈士陳列館工作，我會努力學習，把這位“湘鄂西紅軍和蘇區(qū)創(chuàng)建者之一”的事跡講述好。

回望貴州之行，我踏著西部大開發(fā)的腳步而來，成為脫貧攻堅、鄉(xiāng)村振興等時代大潮里的一朵浪花。支教時，有人說我是奉獻者，其實我只是撒了一顆“愛”的種子；在宣傳歷史人文時，有人說我是“代言人”，其實我只是一個紅色歷史的守護者、一個文化傳承的接力者。

文物保護要靠科技

中國絲綢博物館技術部 趙豐

我來自中國絲綢博物館，長期從事絲綢紡織文物研究和保護科技工作。

中國絲綢博物館位于浙江杭州，是對以絲綢為主的紡織文化遺產進行保護、研究、弘揚的國家一級博物館。建館30年來，始終秉承“研究型、全鏈條、國際化”的辦館理念。技術部作為落實這一理念的主力和先鋒，為中國絲綢博物館注入了文物科技的強勁動力。

技術部是一個由科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和修復師組成的多學科團隊，主要承擔應急保護、科學研究、保護修復、工藝復原等工作，文物科技作為主線貫穿其中。

在大家心中，博物館也許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科研機構，中國絲綢博物館技術部為何如此注重科研呢？這是因為我們擁有一個響亮的名稱——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因此，技術部要不斷提升站位，提高文物科技水平，發(fā)揮絲綢特色，講好絲路故事。

文物“活起來”的前提是要“活下來”。我們與考古學家并肩作戰(zhàn)，第一時間、第一地點開展應急保護。在墓室里、棺木旁，我們膽大心細，與古人“零距離”接觸。2016年，我們從浙江臺州黃巖區(qū)南宋趙伯澐墓中，成功提取了近百件極具宋韻的絲綢服飾，堪稱“宋服之冠”。

歷經歲月的文物如同急待救護的病人，于是，我們在實驗室研發(fā)符合文物保護原則的“診斷”“病理”“藥理”和“保健”技術。現在，我們能夠有效處理絲綢文物的糟朽病害。采用這種技術，我們成功喚醒沉睡千年的法門寺絲綢。

尋找絲綢起源一直是我們心中的夢想，我們奔赴仰韶村、三星堆等遺址，發(fā)現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絲綢。這種“所得超越所見”的驚喜，都來自我們自行研發(fā)的絲綢微痕檢測技術。

我們一絲不茍，花了3年時間成功復原了成都老官山出土的世界科技史上最早的提花織機，并在這一織機上復制了新疆尼雅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重現2000年前領先世界的“漢機織漢錦”技術體系。

哪里有紡織品，哪里就是我們的“戰(zhàn)場”。我們在絲路沿線的新疆、西藏、甘肅、陜西等地設立了7個工作站，開展成果轉化和人才培養(yǎng)。其中，科技援藏最令人難忘，我們先后10余次，攜帶重達數百公斤的儀器設備奔赴西藏，克服高原反應，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任務。在西藏同行的眼中，來自西子湖畔的我們，就像“格桑花”一樣在雪域高原盛放。

所有的只爭朝夕，都為了日新月異。我們的紡織品文物科技逐漸從跟跑、并跑到跑進世界一流方陣，以昂揚姿態(tài)走上國際學術舞臺。在全球視野下開展世界絲綢互動地圖研究，這是我國文化遺產領域首個由中國發(fā)起并主導、多國參與并實施的國際合作項目，也得到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

成績屬于過去，奮斗贏得未來。我們將繼續(xù)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開展前沿性、原創(chuàng)性和系統(tǒng)性研究；實現從實驗室到考古現場的雙向奔赴，把論文書寫在廣闊大地上；繼續(xù)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在世界發(fā)出中國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