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戈”鑒越 兩周“箏”鳴

——樟樹國字山墓主推測為越國王室貴族

12月25日，來自全國各地的30余名考古專家將視線集聚江西省樟樹市，對國字山越國王室大墓考古發掘成果進行論證。樟樹國字山墓葬，首次在公眾面前亮相。

專家們一致認為，國字山墓葬是迄今江西地區考古發現規模最大的東周時期墓葬；對這一墓葬的發掘，是近年來江西地區東周時期考古的重大突破。

歷時4年的考古發掘

寒意逼人的冬風掠過地處贛北平原與贛中丘陵交接區域的清江盆地，給這里的田野和山崗增添了幾分蕭瑟。

這里是樟樹市大橋街道彭澤村洪光塘自然村境內的筑衛城遺址。

名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筑衛城，是清江盆地東周時期的中心性城址，周邊發現過大量同時期的城址、遺址、墓葬等，構成了以筑衛城為核心的聚落群。

國字山墓葬，正位于筑衛城遺址保護范圍之內、距城址西側約300米處的大姑山北坡余脈土崗上。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王意樂自2013年起就在這里開展了考古勘察工作。他說：“當時我們著手對周邊進行大規模勘探，逐步明確了國字山墓葬的性質和周邊遺址的分布。”

自2017年起，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樟樹市博物館組成國字山聯合考古隊，正式以聚落考古的理念，對墓葬及周邊地區開展持續性考古和研究工作。

考古人員經過發掘發現，國字山墓葬外圍有東西長約80米，南北寬約63米的近長方形圍溝環繞。墓葬是東西向中字形豎穴土坑墓，東西兩側有斜坡狀墓道。主墓道向東，東西長8米、南北寬3.3～5.6米；西墓道東西長6米、南北寬3～3.5米。墓室東西長約16米，南北寬約14.4米，面積約230平方米。墓壁豎直，深約6米。南壁正中、二層臺偏上的位置有一壁龕，內放置有陶鬲、鼎、豆、罐等。

國字山墓葬的槨室，由下方的墊木、底板和周邊的側板、內部的立柱及上方的蓋板組成，東西長約13.5米，南北寬約11.4米，高約2米。經鑒定，槨室各部位均使用楠木，槨蓋板上則覆蓋有多層用杉木削制的金黃色木皮。槨室內被隔斷和立柱等分隔為25個分室。除中間一行因放置主棺，隔斷略有錯位外，分室排列整齊有序。槨室內放置有7具棺木，其中主棺位于槨室中部，為船形獨木棺，長3.66米，寬1.22米。其余6具為陪葬棺。

豐富的出土文物

“國字山墓葬雖然經歷過早期盜擾，破壞嚴重，但我們在各分室內仍發掘出土了2600余件套器物。”王意樂說，墓內出土器物的種類以漆木器為大宗，此外還有金屬器、陶瓷器和玉石器等。“從器類看，囊括了禮器、樂器、兵器、車馬器、日常用具等多種品類。”

據介紹，國字山墓葬里出土的禮器有銅鼎、盉、盤、匜等；樂器包括鐘、鼓、琴、瑟、箏，以及編鐘架、底座等，其中箏保存很好，總長度達到2.3米，是目前發現的先秦時期最長的一件箏；兵器有戈、戟、劍、鏃、漆木盾等，其中漆盾有30余面；車馬器有車軎、傘蓋、衡末飾和銅泡等；日常用品包括鎮、削刀、鑿、帳鉤等；陶瓷器包括多件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等。第21分室里還出土了一件青銅鳩杖的跽坐人形鐓，這類器物以往只見于長江下游的吳越文化區。

最重要的是，國字山墓葬里出土了兩件有銘銅戈(戟)。經專家考證，銘文分別是“者殹自乍用戟”和“於戉臺王旨殹之大子不(？)壽自乍元用矛”。器主分別為越王勾踐的玄孫翳(公元前410—前375年)和翳的一個兒子不(？)壽。(注：(？)或為異體字，專家還需進一步討論)。

“根據出土遺物等推斷，國字山墓葬時代在戰國中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柯中華說。

重要的學術價值

考古專家們認為，作為迄今江西地區考古發現規模最大的東周時期墓葬，國字山墓葬的墓主有著很高的身份地位，推測是越國王室貴族。

“國字山墓葬有著突出的越文化因素，對它的發掘是越國與越文化考古的新突破，對于研究越國歷史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曹錦炎說，此次考古發掘能對了解越國向外擴張歷程、了解戰國時期百越的歷史提供很大幫助。

國字山墓葬還有相當數量的楚文化因素和群舒文化因素，體現出多種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特征，對于研究作為“吳頭楚尾”的江西地區東周時期的吳越楚關系、政治格局演變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進程等，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王巍說：“這是近年來我國東周考古的重大發現，對于研究我們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研究號稱‘百越’的越文化的面貌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國字山墓葬的發掘，也為構建和完善江西地區“兩周”時期考古學文化序列譜系提供了關鍵性資料。柯中華說：“國字山墓葬與筑衛城城址關系密切，從而為筑衛城城址的最終定性及探討清江盆地兩周時期聚落布局和社會結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據了解，國字山墓葬已在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中被并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筑衛城遺址。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廳廳長李小豹表示，全省將依據《江西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全面加強考古發掘研究，做好考古發掘成果的挖掘整理工作，建立健全文物安全長效機制，落實好文物安全地方政府主體責任、部門監管責任和文物管理使用者直接責任。

(本報記者 胡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