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西安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近日被確認為西漢文帝帝陵——霸陵，糾正了《類編長安志》等傳統史籍關于霸陵位于鳳凰嘴下的千年誤會。霸陵地理位置的正式確認，填補了西漢帝陵研究的重要一環，使西漢十一帝陵的名位全部確定，但圍繞著霸陵和文帝的歷史之謎并未完全揭開。

比如，富有四海的文帝，為何一改從上古商周到近世秦漢的兩千年厚葬舊俗，力行薄葬新風？

文帝為何違背祖制，不跟隨父皇高祖劉邦、皇兄惠帝劉盈入葬咸陽原皇家墓葬區，而是另選遠離咸陽原的白鹿原營建帝陵？

霸陵帝陵居中、外葬坑環繞的結構布局，與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明顯不同，這一耐人尋味的陵制差異，究竟透露出什么微妙的信息？

江村大墓與鳳凰嘴、南陵、竇皇后陵位置關系。國家文物局 供圖

節儉薄葬之謎

早在上古時代，人們就有了靈魂不死的觀念。《禮記·祭義》有“事死如事生”之說，認為財產的占有不因生死而發生本質變化，財富既是生前炫耀的光榮，也是死后生活的保障。殷商時期，這一觀念更加強化，先人魂魄受到后人無限崇拜，社會心理開始崇尚厚葬。考古發掘的殷商貴族王室墓，王陵規模浩大，墓穴精致豪華，隨葬物品豐富。

周代商后，繼承了厚葬之風，不同階層人士的墓穴和隨葬品規格都有不同的規定。死者生前地位越高，隨葬品越多。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超越禮制束縛的僭禮、越等厚葬更加普遍。作為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締造者，秦始皇帝陵的奢華厚葬更是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西漢初年，歷經秦末戰亂和楚漢之爭，人口減少，經濟凋敝。據《史記·平準書》，當時“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天子都沒有用四匹同樣毛色的馬匹拉的車駕；“將相或乘牛車”，文武百官只能坐牛車；“齊民無藏蓋”，平民百姓家里沒有儲蓄余錢；物價騰貴，“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一萬錢才能買一石米，一百金（10家中產家庭總資產）只能買一匹馬。

雖然自高祖劉邦起，漢朝就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但社會生產力歷經惠帝到文帝時期仍然沒有完全恢復。在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客觀制約下，文帝沒有實行厚葬的經濟基礎。

但更重要的，是文帝本人主觀上的節儉治國思維。據《史記·孝文本紀》，文帝在位23年間，沒有新修宮室苑囿樓堂館所，沒有增添車馬衣物，平時只穿粗厚絲綢制作的衣服，最寵幸的慎夫人所穿長裙也不會拖到地面，帷帳上沒有刺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為天下人做節儉表率。

文帝“嘗欲作露臺”，讓工程技術部門估價后發現需要耗費百金。文帝認為，“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百金相當于10戶中產家庭的全部財產，他繼承先帝皇位都誠惶誠恐，若修建如此鋪張奢侈的露臺更是罪上加罪，遂停廢此事。

文帝在現世生活中的節儉態度，自然會投射到他對身后陵寢的修建上，故能不去追隨從商周到秦漢近兩千年的厚葬余風，身體力行地改行薄葬。而文帝實行薄葬，可能還有防止身后被盜墓摸金的顧慮。

由于人們把厚葬當成炫耀地位財富的方式，導致大量珍寶重器聚集地下，盜墓現象由此產生，嚴刑重法都無法遏制。吳王闔閭墓違禮厚葬，結果不到10年就被人盜掘。著名的秦公1號大墓即秦景公墓，墓室奢侈，葬品豐厚，榮登遭盜掘次數和盜洞數量榜榜首。考古工作者發掘此墓時，剛揭開墓上的耕土層，就發現盜洞247個；發掘到第3層臺階平面時，也有60多個盜洞；發掘到槨室時，還有10多個盜洞。考古學家據此推測，秦公1號大墓從漢代一直被盜掘到唐宋，成為摸金校尉們的“網紅打卡地”。

西漢時期，社會精神豪放曠達，江湖氣頗重，“掘冢”挖墓成為常見的發家致富營生，逼得漢文帝必須在帝陵的修建中充分考慮防盜問題。

中國古代帝陵修建，通常從皇帝即位時就已經開始。大致在前元三年（前177），文帝曾到霸陵視察工程進展情況。看到帝陵風水極佳，施工有條不紊，文帝興奮地言道，“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如果用北山的石頭做成棺槨，把麻絮切碎填充在石頭縫隙中，再用漆將石頭、麻絮黏合為一體，那任誰即使有金剛鉆也無法撬開霸陵。

左右大臣一片拍馬溜須頌揚之聲，只有中郎將張釋之從容進言，“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如果里面有人們想要的東西，比如大量貴重陪葬品，即便是將華山秦嶺等南部山脈全部封禁，也會留有可乘之機，被人打開發掘；“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如果里面沒有激發人們貪欲的豐厚陪葬品，就算不用石頭棺槨也會安然無恙。文帝聽后，幡然醒悟，“稱善”。

因此，文帝在霸陵的修建中“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只陪葬陶制品，不使用金銀銅錫等貴金屬裝飾；甚至“不治墳”，不起高墳，其意不僅是“欲為省，毋煩民”，節省民力，更是避免高大墳冢惹人注目，引來摸金之徒。

后元七年（前157）六月初一，文帝在未央宮駕崩，遺詔中言“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認為生老病死是天地萬物的自然歸宿，無需哀痛，對死亡頗為看淡；并批評當時的厚葬之風，“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表示要帶頭破除厚葬之風，要求自己的祭祀大典不得超過三天，全國百姓三天之后必須脫下孝服，不得禁止百姓婚喪嫁娶；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保持霸陵山川原樣，不得有任何改動。

文帝遺詔并不是表面文章、政治作秀，考古工作者在霸陵發現的金銀裝飾陪葬品非常少，大多是燒制的陶俑，只有少量小件鐵器、銅器。即使是陶俑，也只有原樣三分之一大小，并非實用器物。霸陵考古的實際出土，基本上印證了史籍中關于文帝薄葬的記載。

但在距離霸陵2000米左右的文帝母親薄太后南陵，考古工作者卻發現了上百件明顯帶有異域草原風格的金銀飾品，且陶俑都是按照原樣制作，具有實用性，質量等級高于文帝帝陵陪葬。這一發現，不僅印證了史籍中薄太后文帝母慈子孝關系的實情，更隱藏著文帝霸陵選址遠離父皇高祖劉邦長陵、皇兄惠帝劉盈安陵的秘密。

遠離父兄之謎

劉邦提三尺劍平定天下建立漢朝后，在長安西北的咸陽原設立皇家墓葬區，駕崩后安葬于咸陽原長陵，其子惠帝亦在咸陽原營建安陵，陪伴父皇。經過兩代君主的示范帶動，大漢天子入葬咸陽原已經成為政治正確。

漢惠帝早逝無親生子，以呂后、呂產、呂祿為代表的呂氏外戚企圖擁立非惠帝之子為帝，以繼續控制朝政。漢家社稷危在旦夕。周勃、陳平等元老在呂后去世后，果斷發動政變，誅殺諸呂，立惠帝之弟、且是劉邦在世諸子中最為年長的四子代王劉恒為帝，是為文帝。

文帝以藩王身份繼承大統，走向人生巔峰，但在帝陵政治上面臨一個在既有空間內無法化解的難題。西漢帝陵規制遵循西周“昭穆制度”，即始祖之后，父為昭，子為穆。在墓葬排列和宗廟排位中，父親即始祖兒子為昭，在左；兒子即始祖孫子為穆，在右；始祖孫子之子又為昭，在左；始祖孫子之孫又為穆，在右，以此類推。在昭穆序列中，父子始終異列，祖孫始終同列。

具體到咸陽原西漢帝陵格局，高祖劉邦長陵居昭位，在左。惠帝作為高祖之子，其安陵居穆位，在長陵右邊即西方。按照昭穆制度，下任皇帝帝陵則應在長陵左邊即東方。但文帝并非惠帝之子，而是惠帝同父異母兄弟，同屬高祖之子，同居穆位，不能居長陵之左即東方，而右邊西方又被哥哥惠帝捷足先登。文帝在帝陵的營建上處于左右不得逢源、東西無法過問的尷尬境地。

如果繼續在咸陽原營建帝陵，不僅文帝本人的位置無法擺布，母親薄太后即薄姬的名分亦頗為尷尬。

薄姬原為秦末群雄之一的魏國公子魏豹妻妾，魏豹本與劉邦共同對陣項羽。后有相面大師為薄姬看相，認為薄姬貴不可言，當生天子。魏豹自認天命在身，遂脫離劉邦中立，試圖以一己之力逐鹿天下。劉邦大怒，派大將曹參滅掉魏豹，將薄姬納入后宮，但“歲余不得幸”。

薄姬后來在“少時”閨蜜好友——此時深受劉邦寵愛的管夫人、趙子兒兩位美人的幫助下，才得以侍寢。據《漢書》，薄姬在侍寢前告訴劉邦，“昨暮夢龍據妾胸”，昨夜夢見有金龍鉆入懷中。當夜薄姬便“有身”，十月懷胎后生下文帝。但薄姬生子后并沒有改變境遇，而是繼續不得寵幸，長期沒有晉封。

正是因備受冷落，薄姬才被嫉妒心極強的呂后放過，在劉邦死后隨同此時已經受封代王的兒子到代國居住成為代國太后，而不是如劉邦其他寵姬一樣幽閉宮中。

文帝即位后，薄太后母以子貴，從代國太后升級為大漢太后，但在她面前仍然有一個無法邁過去的正牌太后呂后。如果文帝在咸陽原營建帝陵，母親陵墓也要一起安放此處陪葬劉邦長陵，在禮制等級規格上不免要低呂后一等。這是名列“二十四孝”、為母親親嘗湯藥的文帝斷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只能另辟蹊徑，選擇在長安東南的白鹿原營建帝陵，以便按照大漢太后的規格來設置母親陵墓。

而文帝之所以選擇白鹿原而非其他地方修建陵寢，亦與漢初內憂外患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這一形勢不僅關乎霸陵地理位置的選擇，更關乎霸陵內部的陵墓布局。

陵墓布局之謎

西漢初年，中央朝廷同時面臨西北匈奴和東南諸侯國的雙重壓力。當年劉邦之所以選擇西北咸陽原為皇家墓葬區，其意即是通過在皇陵周邊大規模設置陵邑、充實人口，修建長安西北防備匈奴南下的門戶屏障。文帝選擇白鹿原，亦是看重其西北低、東南高的高敞地形優勢，能夠對東南各諸侯國形成地理壓制態勢。

外攘匈奴、內安諸侯的前提，是中央朝廷內部凝聚力的增強和皇帝權威的加強。高祖劉邦雖是開國之君，但其天下是與功臣共同打下。劉邦雖然通過叔孫通制定朝儀方知天子之貴，但從其晚年無法更換太子一事，可以發現其皇權仍然被功臣集團深度制約。惠帝劉盈仁懦，不僅被母后控制，還被功臣壓制，遑論振興皇權。

文帝入繼大統后，運用一系列“區別對待”“打拉結合”的政治手腕，分化瓦解以陳平、周勃一文一武為首的功臣集團，對朝廷高層進行大洗牌，有效管控推舉其上臺的功臣。同時起用賈誼等后起之秀，采用賈誼“列侯就國”之策，將周勃等擁有侯爵的軍頭漸次趕出長安到封地居住，逐步擺脫功臣集團在長安對皇權的牽制。

隨后，文帝在賈誼等人的謀劃下，有意通過禮儀制度建設，抬高皇帝威嚴。考古工作者在霸陵陵區發現，100多個象征官署機構的外藏坑都圍繞著帝陵，呈現出一種向心式的政治布局。這一布局形式，在高祖長陵和惠帝安陵中都沒有出現，反映出西漢歷史進程中皇權增強的事實。

正是在內部凝聚力增強和政令統一的基礎上，文帝才能將主要精力用于處理諸侯國問題以加強中央集權。文帝部分采納賈誼《治安策》中“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方針，初步解決了齊國和淮南國兩個最大的政治隱患，使得兒子景帝能夠用短短三個月就輕松平定吳楚等國反叛中央的“七國之亂”，最終為“文景之治”的出現和兩漢四百年太平之局奠定根基。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