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臺階而上，一個轉角后，高15米、寬25米的一整龕造像便意外地撞入眼簾。造像從下至上逐級外挑，至第三層壁面傾斜已達45度，置身其下，仿佛被諸天神佛俯視，恢宏磅礴之勢瞬間襲來，呼與吸俱息，繼而忍不住“哇”的一聲發出喟嘆——這就是重慶大足寶頂山大佛灣的柳本尊正覺像了。以此為始，一個長500米的佛教石窟造像群依山勢舒展開來，鋪陳出大足寶頂山石刻藝術的精華。

“三千諸佛云中現，玲瓏樓閣鑿巖開。”當北方宗教石窟隨著盛唐衰落而謝幕，皇家主導的大規模石窟在中原成絕響，川渝一帶卻因富裕平和成為石刻藝術新的樂土。1300多年前，大足的山林崖壁間，刻刀鏗鏘之聲漸起，在唐風宋雨文化滋養下，大足石刻成就日益顯現，境內摩崖造像星羅棋布，有石刻造像5萬余尊，銘文10萬余字，成為“中國石窟藝術史上的最后一座豐碑”。1999年，大足石刻作為文化遺產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大足石刻，以寶頂、北山、南山、石門山、石篆山這五山的石刻最具代表性，五山中，又以寶頂最為著稱。寶頂即“金剛頂”，意為能為眾生開啟佛智、化魔成佛的金剛不壞之寶地。這里的摩崖造像是南宋高僧趙智鳳以弘揚佛法、教化眾生為宗旨，嘔心瀝血70余年營建而成。整個道場造像近萬尊，全部造像圖文并茂，前后內容相連，教義體系完備，無一龕重復，石刻藝術的精美絕倫與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融于一體，讓這里不僅成為石窟藝術的集大成之地，也是我國佛教圣地之一，故亦有“上朝峨眉，下朝寶頂”之說。

在寶頂山，佛與景有機融合。群像也好，獨佛也罷，總是行云流水地融合在山勢中，高低起伏，似自然造就，因連貫的整體而構成一幅絕美的畫卷，給身處其中的游人以強烈感官刺激。匠人們非常巧妙地融入了力學、光學、透視學等科學原理，充分利用巖石、水源等自然條件，因地、因材而施藝。他們超人的智慧和巧奪天工的技藝，使這些珍貴的宗教文化遺產，歷經800多年的歷史創傷和自然風化，仍然閃爍著古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光輝。

在寶頂山南崖88平方米的石巖上，一龕金碧輝煌的千手觀音，讓人嘆為觀止。一般來說，觀音造像只要有十只手，便可稱“千手觀音”，但此處的千手觀音是名副其實的“千手”。只見造像采用縱橫交錯，上下重疊，反側相承，深淺錯落的布局，從崖壁上雕出了1007只栩栩如生的手。一手一態，千手千姿，猶如孔雀開屏，蔚為壯觀，充分闡釋了石刻藝術的極致之美。

千手觀音的成功修復是當代石窟文物保護成功案例之一。據了解，全國共有15家單位、100多位文博工作者共同參與修復，歷經7年多努力修復而成，該工程也開創了中國大型不可移動文物修復的先河。

山路蜿蜒，林泉潺潺，牧人馴牛徐行，或揮鞭趕牛，或冒雨登山，或吹笛擊拍，牛兒從翹尾狂奔到跪地飲水、自舔其蹄，一幅極具田園風趣的山中牧牛圖躍然于巖上。整龕造像取材于現實生活，匠人們借牧人馴牛的歷程，以牛比心，以牧人喻修行者，來表現佛門弟子“調伏心意”的禪觀修證過程。使禪宗教義通俗淺顯的同時，也用世俗化的表達把游客帶入詩情畫意的民間生活中。

的確，世俗化是大足石刻的一大特征。在寶頂山諸多造像中，不乏描繪初唐至明清時期生活場景的石刻，《報父母恩重經變相》就是佛教弘孝于梵業，宣揚儒家孝道思想，歌頌父母養育之恩的典范之作。古代匠人以父母含辛茹苦養育子女的艱辛過程為主題，極為形象地雕刻了“投佛祈求嗣息”“懷胎守護恩”等十組逼真的畫面，把家庭生活的豐富內容和各種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生動地再現了人間的世俗生活。

在大足，生活場景和孝道文化成為石刻取材來源的例子比比皆是，這與佛像供養人多是當地官員與百姓有關。這些散發著“人性光輝”的石刻，蘊含“慈、善、孝、義、廉”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藝術上深刻體現出我國晚期佛教造像“神的人化”的特征及趨勢，也極具現實警示意義。這些被永遠刻錄在崖壁間的世俗生活百態，何嘗不是一種歷史記憶傳承？

精美的石刻會說話，它們訴說著大足的過去，也展示著大足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