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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戴慶廈，1935年生于福建廈門鼓浪嶼。1956年畢業于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兼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咨詢委員、全國語言文字標準技術委員會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標準技術委員會主任，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名譽會長。主要從事漢藏語系語言和語言學的教學與研究，獨著或合作發表了350多篇論文，出版了《景漢辭典》《漢景辭典》《景頗語參考語法》《景頗語詞匯學》《藏緬語族語言研究》《戴慶廈文集》等學術著作和《語言調查教程》《社會語言學教程》《社會語言學概論》等教材，主編了“語言國情調查”“跨境語言調查”“少數民族參考語法”等。

戴慶廈先生從事民族語言學研究已整整70年了。他在少數民族語言本體研究、社會語言學、民族語文政策、語言學人才培養等多個領域的杰出貢獻，使其成為語言學界的標桿人物。70年來，他為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筆耕不輟，雖然現在已是87歲高齡，但仍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

戴慶廈先生對語言學的執著、對教育事業的熱愛、對世事的豁達，對我等眾多弟子乃至眾多從事民族研究、民族教育工作的后輩們都有“潤物細無聲”的影響。

服從分配，踏上民族語言學之路

戴慶廈先生走上民族語言研究的道路，源自年輕時的幾次“服從分配”。

第一次是在他高中畢業時。那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為了幫助少數民族發展本族語言文字和文化教育事業，在中央民族學院設立了少數民族語文專業，并規定“語文系招收高中畢業以上的志愿作少數民族工作的漢民族學生以及有相當學歷的少數民族學生”。當時少數民族考生不多，所以1951年的招生主要是從各大學在讀大學生中動員了一批漢族青年來學習少數民族語言，1952年才首次面向高中畢業生招生，這次招了180人，大多數都是漢族學生，剛剛從福建仙游高中畢業的戴慶廈就在其中。彼時，17歲的他對“民族”可謂一點概念都沒有，甚至填表的時候連自己是什么民族都不知道。但是，“服務祖國”的信念和對首都北京的向往，使這個風華正茂的少年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北上之路，也踏上了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征程。

第二次是在大學期間。當時，中央民族學院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剛成立不久，給他們上課的都是來自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語言所的知名學者，如高名凱、呂叔湘、馬學良、袁家驊、傅懋勣等先生，可謂大家云集。這些學者談吐睿智，氣質儒雅，把博大精深的語言學原理講得活潑生動，緊緊抓住了青年學子求知之心，也使他們認識到，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是語言學研究一座得天獨厚的寶庫。那時，系里設了16個少數民族語言方向，讓學生自愿報名，戴慶廈認為，所有語言都是人類的寶貴財富，都有豐富的語音表現和迷人的邏輯內涵，所以只寫了“服從分配”四個字，就被分在了沒有人報名的景頗語班。學校找來了三位生活在云南邊境的景頗族母語人教他們日常口語，還配了一名漢族輔導員。四位老師給他們編了臨時教材，用英文打字機打字印出(景頗文是拉丁字母形式)，上課時由老師一句句地帶讀。景頗族老師漢語不好，輔導員老師景頗語也不熟練，上課時若遇到什么問題，大家就一起討論、分析。在這樣的理論分析和感性接觸中，戴慶廈很快就愛上了景頗語，從此與之相伴一生，不離不棄，無怨無悔。

第三次是在中國科學院組織的“全國少數民族語言調查”中。1956年，戴慶廈大學畢業不久，就遇上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全國少數民族語言科學調查活動。那個時候，大多數民族都沒有自己的文字，有些民族還過著“刻木記事、計豆數數”的日子。國家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狀況了解得也很不清楚，連我國究竟有多少種語言、特點是什么、分布情況、文字使用狀況等基本情況都不清楚。所以，迅速調查我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狀況、解決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使用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社會任務。黨中央、國務院對此項工作十分重視，組織了700多人分為7個工作隊分赴全國各地調查少數民族語言。戴先生參與了這次大調查的全過程。一開始分組時，由于哈尼語組缺人，他再次表態“服從分配”，所以沒有進景頗語組而是進了哈尼語組，由此又與哈尼語結緣。新中國成立初期，邊境地區還不是很安全，工作隊隊員們在調查時還要背槍防身。與哈尼族老鄉“同吃、同住、同勞動”，戴慶廈也學習和研究著哈尼語，既做本體研究，又做語言功能研究。他人生中第一篇少數民族語言研究論文《談談松緊元音》就是在這段時間發表的，這對于彼時畢業才兩年的他來說著實是學術之小成、莫大之鼓勵。

長期的民族語言工作使戴先生與少數民族同胞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感情。他認為“民族同胞是一生的朋友”。他也總說自己十分幸運，幾次“服從分配”都是順應國家民族的需要，而自己也總是得到了最合適的安排。

住在村寨，觀察語言現象

“立足田野，世界眼光”，是戴先生的座右銘，也是他一生的習慣。70年來，只要條件允許，他就一定會奔赴民族地區進行語言田野調查。

面對語言學界的各種流派，戴先生常開玩笑地說自己是“田野調查派”。他認為，語言事實是第一性的、語言理論是第二性的，語言事實是永恒的，而語言理論往往是暫時的。早年，他就背著“一支筆、一個本、一桿槍”，白天學習、勞動，晚上背槍、站崗，調查了景頗語、德昂語、哈尼語等邊疆語言。耄耋之年，他仍然在云南與老撾、緬甸、泰國等邊境地區調查。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他還學會利用網絡通信，通過手機面對面地向民族同胞們了解其語言狀況。他說，每當看到富有民族特色的村寨、熱情好客的老鄉，聽到他們帶有不同特點的語言，就感到非常興奮。他認為，語言田野調查的關鍵詞是“親自，第一線，融入式”，只有到群眾中調查語言，才能夠獲得準確的材料；坐在屋子里查閱文獻，聽第二手信息，拿別人的產品進行加工合成，是絕對做不好的。

戴先生做過上百次大大小小的田野調查，主要是境內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語言和方言。如景頗語、載瓦語、哈尼語、彝語、傈僳語、納西語、拉祜語、基諾語、克倫語、緬語、浪速語、勒期語、波拉語、茶山語、仙島語、獨龍語、怒語、嘉戎語、藏語、白語、土家語、喀卓語。他還調查了壯侗語族、苗瑤語族以及部分南亞語系的語言。近十年間，他還到境外調查了一些跨境語言的語言本體或使用情況，如泰國的阿卡語、優勉語、拉祜語，老撾的克木語、傣仂語、普內語、西拉語，緬甸的克欽語、緬語，哈薩克斯坦的維吾爾語等。

1986年戴先生到美國加州參加會議，做了《論景頗族的支系語言——兼論語言和社會的關系》的報告。景頗族有景頗、載瓦、浪速、勒期、波拉等支系，不同支系使用不同的語言。不同支系的人生活在同一個家庭或村寨中，語言使用情況十分有意思。如不同支系的老人之間、年輕人對老人、年輕人談戀愛各用什么支系語言、結婚后有無變化等，都有其內在規律和理據。與會的語言學大師李方桂先生認為戴先生的研究很細致，問他材料是怎么得來的，他回答說是住在景頗族村寨老鄉家里觀察到的。李先生非常贊同：“只有生活在村寨里才能發現有用的語言現象啊！”李方桂先生早年在廣西、云南、貴州一帶做壯侗語的田野調查，對語言材料的精微細致是十分看重的。戴先生受到李先生的認可，更堅定了對田野調查的信念。

戴先生認識到田野調查對塑造踏實學風、追求學術真理的作用，因而對培養學生相關素質能力極為重視。景頗族有個諺語“小毛驢跟著驢媽媽趕街”，說的是小毛驢跟著驢媽媽趕集，路上走得很認真，但空去空回，不像驢媽媽能馱一大包貨回來。戴先生最喜引用這個諺語催促弟子們走出門去，踏踏實實地做田野調查，要求他們務必拿回語料，不能走馬觀花、空手而歸。現在，他當年的許多學生也成了博導、教授，帶起了學生，這句景頗諺語也就成了他們的口頭禪，田野調查求真務實的精神也通過一句諺語傳承了下來。

治學做事，有擔當

戴先生認為，世界的語言多種多樣、類型不一，要科學、深入地揭示語言的真相，必須要有適合具體語言特點的理論和方法，必須解決使用什么眼光的方法論問題。眼光對了，容易貼近語言實際，能夠發掘出新的語言現象；眼光不對，研究就難以到位。漢藏語系語言研究理論的形成也要以漢藏語語言事實為依據。

長期的田野調查研究讓他認識到，漢藏語系語言與印歐語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漢藏語要有獨立于印歐語的眼光，不能盲目照搬印歐語研究理論。他非常推崇著名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的一段話“現代語言學許多重要觀點是以印歐語系的語言事實為根據逐漸形成的。采用這種觀點來分析漢語，總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這是因為漢語和印歐語在某些地方(最明顯的是語法)有根本性的不同”。針對國內有些學者不看語言類型、生搬硬套西方理論的現象，戴先生提出，如何根據語言的具體特點構建不同的方法，是目前語言研究一個需要重點解決的方法論問題。漢藏語屬于分析型語言，具有單音節性、缺少形態變化、語序固定、虛詞發達、韻律豐富等特點，它不同于形態豐富的印歐語系，也不同于詞綴豐富的阿爾泰語系，如果生搬硬套西方理論，勢必出現“張冠李戴”“削足適履”的偏差。比如，漢藏語缺少形態，有些學者就想方設法用漢語虛詞表示的不同意義歸納出各種形態，還認為是提高了漢語的語言地位；藏緬語許多語言根本就沒有被動態，而有些研究總想從表義上、對譯上去弄個被動態；漢藏語的虛詞是個“大知識庫”，有強大的語義、語法功能，大有作為，而這一大“金礦”則容易被印歐語眼光所忽略。所以，應當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分析型語言資源優勢來發展我國語言學，完善分析型語言的概念，多角度發掘分析型語言的個性，增強對分析型語言的敏銳性，這是中國語言學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最初，戴先生是為了探究精密的語言本體規律而入了語言學的門，但在多年的民族語文工作中，他注意到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應用研究的重要性，并始終將個人的語言學研究與國家不同時期的重大需求緊密結合在一起。

20世紀50年代的大調查，是為了成立不久的新中國進行民族識別和提高少數民族文化教育水平。戴先生他們住在村寨里跟民族老鄉學習語言，還積極投入哈尼文的創制、推行以及哈尼文詞典、讀本、讀物的編寫中。他們與老鄉合作編寫了《哈漢對照小詞匯》《哈尼文掃盲課本》，把一些實用科學知識翻譯成哈尼文讀物，如《怎樣養牛》《怎樣養豬》《哈尼族民歌選》等，還開辦了“紅河州哈尼文第一期培訓班”，招收了5個縣的600多名學員參加，年輕的戴慶廈還應邀擔任綠春縣掃盲辦公室主任，為促進當時哈尼族經濟文化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進入21世紀以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有了飛速發展，語言文字使用情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戴先生又組織了大量的語言國情調查。他認為語言國情是一個國家國情的重要組成部分，各民族語言相關方針政策和民族語文的信息化、標準化、規范化以及少數民族的雙語習得、語言翻譯等工作，都需要依據現實情況在具體策略上進行充實和調整。而我國過去沒有進行過系統全面的語言國情調查，對語言國情的認識處于一種朦朧的狀態。由于尚無先例，2007年他親自帶隊到基諾山做基諾族的語言國情調查，摸索工作方法。他對隊員們說：“西雙版納再美，咱們也沒有時間出去觀光。只能等完成任務后再說。”隊員們也十分理解他的心情和此次調查的意義，都埋頭調查，直到最后一天去橄欖壩調查，也沒有人提出要去幾里外的旅游區看看。靠著這種韌性和決心，基諾語的國情調查順利完成，并成為后來系列語言國情調查的參考模板。在戴先生的組織和示范下，歷經十多年堅持努力，陸續有21部語言國情個案調查報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清晰展示了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現狀，特別是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語言的語言活力狀況，還為國家的語言規劃、語文政策制定提供了現實依據，并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語言生活的研究內容。

幾十年的民族語言研究經驗使戴先生深深感到，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由于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各民族的人心所向，歷史上早已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民族共同體，并在不斷地鞏固和發展。比如，漢朝西南夷的《白狼歌》，現在學界基本認定其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詩歌，其中有許多漢語借詞，反映了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對漢語語言成分的吸收，以及對中央王朝的國家認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又如，漢字是漢族文化的載體，后來逐漸擴展到其他民族和鄰國，成為許多民族創制其文字的基礎，如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西夏文、諺文、古壯字、古瑤字、水書、古白文、古布依字、古哈尼字、古傈僳字等都是仿照漢字的造字法創制的。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漢字不僅記載了漢族悠久的歷史文化，而且不同程度地匯集了各民族的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載體。他認為，從語言文字表現論證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規律和必然趨勢，使之鑄牢在各民族人民的心中，也是民族語文研究者必須肩負的一項重要任務。

嚴師慈父，創“三高”

戴先生不只是對科研嚴謹，對教學也很認真。他幾十年養成的習慣是把課堂上要講的內容寫成詳細的講稿。他認為，科研和教學是相輔相成的，做科研有利于教學，講課時最能引起學生共鳴的，是自己研究過的內容。他還說，高校里那些講課講得好的老師，一般科研也做得好。他不但自己搞科研，也提倡教師搞科研，還鼓勵學生搞科研。他當語言學院院長時，高校里并沒有現在這種硬性科研考核指標，他想出了各種鼓勵政策，使整個學院上下都有做科研的風氣，這種風氣一直延續了下來。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科早已成為國家級重點學科，戴先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緊迫的使命感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相結合，使戴先生成為一個“嚴師”。他對治學態度最為看重，對“學術鍍金”或“得過且過、學習好壞都一樣”的想法最為反對。他常說，怎么治學，涉及人生觀、學習態度、學習方法這些問題，每個年輕人都要樹立為祖國、為人類多作貢獻的志向。每每發現弟子們有什么缺點，尤其是立志和治學方面出現懶惰或動搖的傾向，他不會因為礙于面子、事不關己或偏心偏愛而回避問題，而是會如嚴父般毫無顧慮地指出錯誤，要求學生堅定初心、認真改正。學生們也總是能體會到老師的良苦用心，對他充滿感激。所以，雖然大家都知道戴先生對學生是“高標準、嚴要求”，但每年還是有很多學生想考他的博士生。

其實，入了“戴門”的學生們都知道，戴先生還是一個“慈父”。他對學生是負責任的，更是有感情的，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我做博士論文時比較年輕，他那時因擔任系主任一時無法抽身，專門托老同學陳相木教授安排我在云南民族大學的飲食起居，還請他給我介紹了幾個孟高棉語族語言的發音人。彼時還沒有手機，我們就靠寫信聯系，半個月再到附近郵局給他打一次電話匯報工作。后來，他應我請求來昆明兩周。兩周內，我們根據所掌握的新鮮的語言材料，決定更改博士論文選題。他帶著我分秒必爭地記錄、收集語料，沒有出過校門，也不見老朋友。我每天從學生食堂打飯給他帶回賓館對付著吃。在戴先生的指引和幫助下，我的博士論文得到答辯委員的較好評價。他為學術廢寢忘食、對學生關懷備至，至今還感動著我、鼓舞著我。我們這些弟子不僅在跟他學習如何做學問，也在跟他學習如何做老師。

如今，他已如同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桃李滿天下。他培養的一大批教授、博導和一大批少數民族文化事業骨干，正在推動著語言學、教育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信息處理等學科和各類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發展。他還培養了許多來自美國、法國、日本、韓國、泰國、越南、老撾等國的留學生，把中國異彩紛呈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和中國人民的真摯友誼，傳向世界各地。

戴先生總說自己是幸福的人，因為從事著自己所熱愛的事業。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紛繁復雜的語言現象和系統精妙的結構規則，使得他70年如一日探幽攬勝于其中而樂此不疲。他每天都會思考民族語言中的新問題，這個習慣讓他過得很充實，自然而然就有了超強的“無齡感”。他每每跟我們談及經年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用的頻率最高的詞就是“不知不覺”和“抓緊”。80歲以后，他不僅未有老態疲態，反而更加才思泉涌，把多年的思考和積攢的資料，一個專題一個專題地整理和總結出來。他在80歲那年發表了14篇文章，出版了自己的系列合輯《戴慶廈文集》第六卷，還合作主編了《語言類型學的基本方法與理論框架》一書；81歲到86歲的6年間，發表了43篇文章，獨著、合著或主編了《哈薩克斯坦維吾爾族及其語言》《語言國情調查概論》《老撾普內語研究》《中緬跨境景頗族語言研究》《景頗語詞匯學》《漢藏語研究方法論講稿》等十部著作。今年他87歲，已經見刊的有4篇文章，還出版了《戴慶廈先生口述史》。先生在高齡依舊高質高產，同人笑稱，此“三高”在業內實屬少有。

戴先生是退休以后才學會用電腦的，這些論著都是他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來的，學生們對他的創造力和寫作速度佩服得無以復加，問他怎樣才能成為這樣的“快手”。他笑著答道：“這是我常年的思考啊！問題和答案早就在我腦子里成形了！我要抓緊時間寫出來。你們年輕，可以慢慢積攢，但是我要‘趕路’，總要時時關注、不斷思考，你們堅持幾十年，也會是‘快手’了！”他雖然成就卓著，但總說自己是“先飛”的“笨鳥”，只是比較“勤”而已。他每天拎的黑包里裝著師母幾十年前送給他的牛皮面筆記本，本子里密密麻麻積攢著他瞬時的靈感。翻開已經磨白的皮面，就能看見扉頁上寫著四個端正的大字“勤能補拙”。

戴先生自述，近幾年有好幾個“小目標”：《戴慶廈文集》現在已經出到第七卷了，他鞭策自己多寫文章，爭取每兩三年出一卷；他還想寫一部《藏緬語專題研究》，因為近幾年他一直在給博士生上這門課，如果寫出來，對藏緬語研究和人才培養都會是有用的。他已經想好了書的結構安排：不按照概論的模式寫，按照專題寫，如系屬問題、松緊元音、清濁聲母、復輔音、語法的使動范疇、聯動結構、親屬語言詞匯比較等等。另外，他想繼續他的跨境語言調查。前些年他多次到老撾、緬甸、泰國調查跨境語言，這兩年被疫情打斷了，他有些遺憾地說：“以后再去難度會更大了。但是這里面有很多非常有趣的語言問題，很有搞頭！”

這位“85(歲)后”的老先生多次對我等學生們表示：“清華大學曾提出‘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號，我已經超額完成任務，但還要繼續工作下去。我現在身體和思維還可以，總想抓緊時間多做一點事，留給后人參考。”

我有幸作為戴先生的研究生追隨先生學習民族語言學六年之久，之后又一直同事至今，已有30年了。30年間，戴先生一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他70年如一日地沉浸于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中，不為名不為利，腳踏實地、堅守本業，在田野中點滴記錄、在青燈下伏案疾書的模樣已經成為我的人生榜樣。疫情期間，我不能如常去看望老師和師母，只能通過電話交流。每每談到手邊正在進行的科研課題，戴先生都是才思敏捷，滔滔不絕，對近幾年的規劃清晰又明確，充滿著年輕的熱情。也正是這樣的交流方式，總是讓我恍惚間忘了他的年齡。他把自己摯愛的語言學事業深深地融入了生命之中，在民族語言的探索中發現人類語言的真理。他就是為語言學而生！

時值先生從事民族語言研究70周年之際，慨乎言之，是以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