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交流自史前就有,在充滿傳奇色彩的《穆天子傳》里,也有著西周穆王游歷四方的事跡。
早在新石器時期,在歐亞大陸上有一個中外文明交流比較頻繁的時期,也可以將其稱為史前絲綢之路。史前絲綢之路核心地區包括了中國、歐亞草原與中亞,其中歐亞草原更是起到了連接東西的橋梁作用。包括絲綢、家養黃牛、大麥小麥、小米、輻條馬車、冶金術等,都是這條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傳播物。
冶金術的傳入與提升
根據考古發現和歷史文獻的線索,中國早期的青銅鑄造技術,受歐亞草原東部游牧部族青銅文化的影響而進步,逐漸出現本土技術創新。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黨委書記、教授陳建立向《中國報道》記者介紹,冶銅術發明于西亞地區,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歷史。中國西北地區出土的早期銅器都是小件銅工具、兵器和裝飾品,與中亞和西亞的銅器從形制和種類都非常類似。而冶金術與中原地區的1000℃高溫冶煉的技術結合后,最終發展為夏商周時期高度發達、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青銅容器鑄造技術。
陳建立表示,青銅冶鑄技術在中原地區完成了從簡單鑄造技術向塊范法鑄造技術的創造性轉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陶范鑄造技術體系,與西方將青銅用于兵器和生產工具不同,中國在商周時期形成了燦爛的青銅禮器文明,生產出大量造型精美、工藝復雜、性能高超的青銅禮器。隨后,夏商周文明的青銅容器鑄造技術一方面向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傳播,催生了東北亞地區的青銅時代;另一方面很可能經過四川地區的三星堆往東南亞傳播。
“中原地區將冶金術‘中國化’以后,銅器與銅資源逐漸成為資源、技術與分配控制的核心,這背后的原動力或推動力——鑄鼎象物的青銅禮制的形成以及周鄰族群的認可,是統一文明或廣域國家形成的重要力量。”陳建立說。
另外,冶鐵術在公元前第三千紀已在西亞地區出現。在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鐵器不早于公元前1000年,且是越靠近中亞的地區鐵器出現得越早,說明早期冶鐵技術也是從西亞傳入的。但西亞的塊煉鐵技術主要是低溫冶煉,鍛打成型,效率很低。而在春秋早中期,中原地區就提高冶煉溫度,創造性地冶煉出液態生鐵并進行澆鑄,將鍛造技術轉變成生鐵的冶煉和鑄造技術,并利用生鐵進行煉鋼,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生鐵技術體系是中國中原地區特有的發明,在世界冶金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在生鐵技術發明之后即向周邊地區傳播,對東北亞等傳入地區的社會進步產生了重要影響。”陳建立表示。
2003年,北京東胡林遺址出土了距今約10000年的粟和黍,被認為是迄今世界范圍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粟和黍。東胡林遺址發現的粟和黍兩種栽培作物遺存對證明這兩種農作物起源于中國華北地區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考古實物證據。
中國北方史前先民們發明的粟、黍農耕技術,在距今6500年后陸續向外傳播,經福建、臺灣傳播到東南亞。水稻種植技術在稍晚的時候,同樣經由福建、浙江、臺灣,進而廣泛傳至太平洋的西南地區。農耕技術與絲織品生產技術,也從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向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傳播,又從歐亞草原傳播至西亞和歐洲。
小麥是原產于西亞地區的農作物,在甘肅青海東部地區距今5000—4500年前的馬家窯文化遺址中開始出現。此后在黃河中下游地區距今4500—4000年前的遺址中也有少量發現。到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代前期,在黃河中游地區,小麥顯著增加,成為北方地區的主要農作物之一。此外,大麥從近東地區傳入中國后,大麥耐寒的特性使其快速成為青藏高原上的主要農作物。目前青藏地區高產的青稞正是大麥的一種。
在黃河中游地區出土的部分黃牛和綿羊的骨骼中,發現了原產于西亞地區的黃牛和綿羊的DNA,說明這些家畜來自西亞地區。大約在距今4000年前后,家馬由歐亞草原傳入我國新疆地區;歐亞草原作為技術創造的核心區,在當地距今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考古遺址中發現了輻條馬車。距今3300年左右,家馬和馬車也經由歐亞草原地帶傳入商代晚期首都——殷墟。
外來文明因素的融入,豐富了中原地區農作物和家畜的種類,在黃河流域形成了粟、黍、稻、麥、大豆構成的五谷農業體系和以豬、狗、牛、羊、馬為主的家畜飼養體系。
交流互鑒的歷史印記
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院長戴向明對《中國報道》記者強調,中國燦爛悠久的玉文化,也蘊含著早期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印記。
玉器在中華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遠在8000多年前,中國人就開啟了“玉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都發現了大量玉器的存在,其中有些原材料來源于西域。反映中華文明禮制的牙璋、玉璧等,在夏商時期就經西南的三星堆—金沙和華南地區流傳到東南亞。
玻璃最早是在西亞地區發明的。中國境內最早的玻璃出現在春秋末年的貴族墓葬中。其玻璃成分為鈉鈣玻璃,是經中亞游牧民族的中介,作為貿易品進口到我國中原地區。至戰國中晚期,我國已經能夠制造外觀上與西亞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鉛鋇玻璃)的玻璃珠,這種受西亞影響新建立起來的玻璃業很快就與中國的玉文化傳統相融合。
“在秦之前,中國絲綢早已經在西域乃至西亞廣受歡迎,并已被銷往地中海沿岸。在中亞、西亞地區的很多同時期的貴族墓葬中,常常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的精美絲綢。”戴向明說。
梳理中外文明交流的歷史脈絡可發現,中外交流的歷史軸線可以延伸到很遠。中外文明交流的歷史漫長而復雜,隨著時代的推移而日益頻繁、深化。
中國社科院歷史學部主任、研究員王巍表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是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中華文明正是由于同其他文明的不斷交流中,不斷吸收和借鑒周圍地區的先進文化因素,并加以創新,從而始終充滿活力,蓬勃發展,生生不息。這也是中華文明得以連綿不斷、延續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陳建立也表示,外來文明來到中國,中華民族有足夠的創造力賦予其新生力量,為我所用,回饋世界。這是中華文明最為核心的特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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