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作為電視臺《我們大學生》欄目主持人，我曾采訪過吳強和茹志鵑兩位前輩作家。

吳強先生的長篇小說《紅日》有口皆碑，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更是影響深遠；而茹志鵑女士的短篇小說《百合花》則是中學語文課本必讀篇目，清新、純潔的文字里透露出對美好人性的呼喚，尤其是結尾處：“‘是我的’——她氣洶洶地嚷了半句，就扭過臉去。在目光下，我看見她眼里晶瑩發亮，我也看見那條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百合花被子作為線索貫穿全文，讀來意蘊無窮。

所以，聽說有機會采訪兩位文學大家，頗為興奮。吳強先生的采訪好像是在作協進行的，而采訪茹志鵑女士則是說好去她“愚谷邨”的家。“愚谷邨”是位于愚園路與南京西路之間的一條新式里弄，弄堂里住宅鱗次櫛比，縱橫綿延。

王安憶后來曾如此回憶“愚谷邨”：“‘愚谷邨’路通愚園路和南京路，兩端均鬧中取靜的街市，于人間世而有冥思，合乎父母知識分子的人道情懷，他們的晚境因而增添暖意。是為市井福地。”

然而，那次采訪究竟關乎哪些內容，完全不復記憶，只是與大作家如此近距離接觸，對一個大學生來說，到底還是帶來一種精神沖擊。后來與王安憶相識，也常常會說起和她母親那唯一一次的采訪。

茹志鵑憑借敏銳文學嗅覺，發現女兒觀察與敘述能力

按照固有思維方式，人們總以為王安憶文學才華來自于母親茹志鵑的精心培育，但茹志鵑女士在《從王安憶說起》一文中說：“在孩子小的時候，我除了給他們吃飽、穿暖之外，還給了他們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我認為這在目前盛行‘實惠’價值觀的時候，提一提是必要的。給孩子一些感情上的、文學上的熏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背過一些唐詩宋詞，先是背，然后讓他們懂一些詩里的意境……”作為母親，茹志鵑女士從未刻意將子女往特定方向培養，甚至不鼓勵他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

盡管母親不贊成女兒搞文藝，但一切就像命中注定一般，王安憶的人生軌跡終究向著文學步步趨近。十六歲那年，王安憶離開上海，去往安徽淮北農村插隊落戶。在那個物質條件與精神生活都極為貧乏的時期，其文學天賦開始顯山露水。由于擔心女兒身處異鄉，寂寞難耐，再加上自己也處于邊緣狀態，故此，母女相約，通過魚雁往來，尋找生活樂趣。

女兒來信所述，僅為周圍凡人瑣事，但母親卻憑借敏銳文學嗅覺，發現女兒的觀察與敘述能力。茹志鵑女士說，女兒王安憶“信里寫了她的勞作，生活，環境，農村里的小姐妹，老大爺老大娘，寫他們對自己的愛惜，也寫他們的糾紛。我發現寫的這些平常的生活情景，生動，親切，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使人看了就難忘。她寫的有些事，我直到現在還記得。比如她們下工回家以后，農村生活的寂寞、刻板，一旦聽見井邊有人吵架，于是在挑水的丟下水桶，在切菜的丟下菜刀，紛紛出去看，結果，人家不吵了，大家就嘆了一口氣，不無遺憾地又回到屋里做飯。有一年的春天，她來信說，鄉親說燕子不來做窩，這家人一定是惡人，要倒霉的，而她住的那屋子，梁上還是空的。過了幾天她來信報告說：今天早上我一睜眼，就看見梁上有燕子來做窩了。她寫了一些小事，但從這些瑣瑣碎碎的事里，我了解到她的生活，她的思想感情，甚至她的形象，都能透過紙感覺到”。

數年后，王安憶回到上海，在《兒童時代》雜志擔任編輯，并正式開啟寫作生活，但母親茹志鵑依然奉行“不去管她，讓她自己去探索，去走路”原則，任憑女兒在文學道路上馳騁。王安憶和我說，隨著自己作品數量增多，母親甚至都不看其作品，更遑論具體指點。茹志鵑女士也頗為得意，以為這樣的“放手”，才促使“王安憶在創作上較快形成自己的一種表現方式，在她的成長道路上，我如果有點作用的話，這恐怕要算一功”。

陳丹青在地鐵里閱讀王安憶的贈書，淚流滿面

1983年，王安憶與母親茹志鵑一起遠渡重洋，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此項計劃由華裔女作家聶華苓參與創辦，每年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堂進行交流與寫作。白先勇、林懷民、余光中、吳祖光、王蒙、莫言、鄭愁予等兩岸作家都相繼參與其間。

聶華苓在《踽踽獨行——陳映真》一文中回憶那年聚會：“那年是中國作家在愛荷華最有趣的聚會。吳祖光詼諧。茹志鵑沉毅。王安憶敏銳，對人對事，都有她獨特的見解，她最引人注意，打兩條小辮，明麗透著點兒靦腆，偶爾冒出一句一針見血的話，多帶批判性的。她對新鮮事物特別有興趣，比其他中國作家活動都多一些。”

這段“愛荷華”經歷，對王安憶的寫作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同訪“愛荷華”的中國臺灣作家陳映真，以及旅居紐約的藝術家陳丹青。我曾經問王安憶，為何陳映真會對她心靈成長和文學發展帶來如此強烈撞擊，甚至在《英特納雄耐爾》一文中感嘆“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他卻被時代已經拋在身后了”。王安憶說：“我們剛從知青的命運里掙脫出來，心中充滿憤怒，要對那個曾經走過的時代進行激烈的批評，但陳映真則認為，相對于同來‘愛荷華’的其他國家的作家悲慘的命運，我所遭受的苦難不值一提。”

雖然，彼此觀念不同，爭論不休，但從聶華苓的文章可以看出陳映真對王安憶投以青眼：“在大陸作家之中，他對年輕的王安憶最關心，最好奇，也最贊賞。那時大陸作家的作品還不能在臺灣發表，他在愛荷華一口氣讀完她送的幾本集子。1984年，他將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發表在臺灣的《文季》，也許是臺灣初次發表大陸作家的作品。他認為‘作為一個年輕一代的作家，她的焦點和情感是明顯地集中在年輕一代遭遇和感受的。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雖然沒有大陸年輕一代哲學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質疑，卻有王安憶的認真和誠實，感人至深’。”

至于陳丹青，其旅居紐約時的那份孤獨與苦悶贏得王安憶的尊重。王安憶記得當時陳丹青在地鐵里閱讀王安憶贈他的兩本小說集，淚流滿面。“別人都忙著向西方認同，他卻在向中國認同，”王安憶說。

而陳丹青則回憶，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曾讓他感動：“第一次看到有個同代人寫我們自己的生活，非常高興。記得小說結尾寫主角回城后心里苦，跑到外灘人堆里去，家人又去找他回來。這種感覺寫得很對。我小時候不開心，也跑到外灘瞎走。”讀罷王安憶贈予的小說《六九屆初中生》，陳丹青還與王安憶在通信中討論閱讀感受，提出個人意見，并煞有介事地判定《六九屆初中生》只能算是一部拉得很長的小說，而算不得真正的“長篇小說”。

但是，無論如何，王安憶始終看重與陳丹青的對話，有時候難免也會生氣，會有歧見，可是，又會在某一點上達到契合。因此，王安憶將陳丹青稱為自己的“思想伴侶”。

莫言對王安憶說，如果我們倆同時得獎該有多好啊！

說起王安憶文學創作，《小鮑莊》無法繞過。《小鮑莊》與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發表在同一期文學刊物，并引發讀者關注。作為寫實主義作家，王安憶曾戲言，為何非得“紅蘿卜”，“紅山芋”似乎也未嘗不可。此話傳到莫言耳中，莫言自然五味雜陳。所以他起初對王安憶略有偏見。

然而，對文學的執著追求，使得他倆愈發融洽。王安憶說，她和莫言同受邀請訪問瑞典。旅行期間，他們同訪瑞典文學院，“莫言非常忠厚，問了句‘諾貝爾文學獎有否可能兩個人同時獲得？’對方說，歷史上有過……”王安憶清晰記得那段有趣的對話。榮獲諾貝爾獎之后，莫言對王安憶說：“如果我們倆同時得獎該有多好啊！”王安憶認為莫言得獎對中國文學最大的影響在于獎勵“持續性寫作”，此話意味著對職業作家的認可與褒獎。

“回顧中國文學史，只有我們這代人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寫作。之前的寫作，從‘五四’開始算好了，老是被打斷。只有到了我們這一代，才有了持續性寫作。這才是莫言得獎真正的意義！”王安憶說。不過，雖然莫言得獎是因為其長篇小說，但其實他的中篇小說更佳，因為中篇小說“有所節制，不可能泥沙俱下，而短篇太拘束，長篇又太繁復”。

當然，長篇小說往往會因為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命運千轉百回而受到影視工作者青睞。莫言的《紅高粱》便是最好的佐證。王安憶的作品雖然向來與影視劇疏離，但《長恨歌》卻是例外。王安憶對弄堂女兒王琦瑤這一人物的塑造，以及對市井百態、家長里短入木三分的描繪，顯然來自她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深刻體察。

王安憶認為，上海寫作只有兩條路

曾不止一次聽王安憶說，小時候住在淮海路，思南路附近，那里的弄堂結構和房屋布局頗為奇異，前面是五光十色的巴黎風尚，背后則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煙火氣息。生活于此的女孩子必須擁有足夠的定力，方可抵御繁華與喧囂。事物總是分為兩極，有進取的，也有沉淪的，這一切，才構成生活的本來面目。

因此，《長恨歌》里的人物或許都不是作者所喜歡的，但卻是真實存在的。更由于人物經精雕細刻，呈現出生命感之后，一個個人物便勾串起一段歷史洪流。

自《長恨歌》后，文學評論界時常將王安憶與張愛玲相提并論。她們都是生活在老上海的女作家，都以上海為背景進行創作，寫作手法和風格上也有相似之處。其實，在王安憶之前，也有人探尋白先勇與張愛玲文學基因的相互關系，白先生給出的答案是，他與張愛玲的文學之路都是“喝《紅樓夢》的奶長大的”。尤其張愛玲創作完全繞過“五四”，直接與《紅樓夢》《海上花列傳》等相延續。

中國臺灣作家朱天心將內地作家大致分為兩類：大多數人屬于“三國”系，而王安憶恰恰屬于“紅樓”系。不過，在王安憶看來，張愛玲與“五四”雖然關系緊張，但她仍然從中汲取養料，譬如對人生的觀照，以及對人世的批判。“如果沒有‘五四’，張愛玲的東西與‘鴛鴦蝴蝶派’就可能殊途同歸。反過來說，張愛玲似乎也給‘五四’補了一個缺。‘五四’成長起來的作家對市民生活是持批判態度的。他們覺得民眾是等待他們來啟蒙的，所以，他們不關心日常生活。而張愛玲則關注庸常生活，并從中尋找救贖。”王安憶說。至于自己與張愛玲的根本差別則在于世界觀的不同，張愛玲是冷眼看自己，而她則是熱眼看自己。

也許在王安憶看來，上海這座城市“歷史太短促，物質太多，人們也因此變得不夠浪漫”，所以，她始終不認為備受追捧的《長恨歌》為自己巔峰之作。她甚至提出過一個有趣的觀點，即希望“能用上海的材料來制造一個不是上海的地方”，否則，一個作家實在難以經受這座城市所帶來的挑戰。故此，王安憶認為“上海寫作只有兩條路，一是走出城市，二是走進書齋”。

角兒的作品，終歸會流傳下來

縱觀王安憶《長恨歌》之后的創作，《逃之夭夭》和《妹頭》尚處于上海體系之內，《上種紅菱下種藕》的視角已轉向浙江小鎮，而《遍地梟雄》更是“離譜”，小說全然沒有女性，而是一個純粹的男性世界，王安憶以無窮想象力，將詭異的通俗故事，賦予純文學的格調。

隨之而來的便是像《天香》那樣寫顧繡，《考工記》那樣寫建筑的，以文化遺傳的溯源與傳承為內核的作品。緊接著，一部著眼于“一把刀”——淮揚菜的長篇小說《一把刀，千個字》橫空出世。主人公是靠精湛廚藝混跡于紐約法拉盛的廚師陳誠。但凡有過紐約法拉盛游歷的人都知道，法拉盛是紐約一道奇特風景線，甚至仿佛是一座西方文化包圍的東方文化孤島，活色生香，云譎波詭。

王安憶說：“我第一次去那里，便被吸引住了，身前身后的人臉，都有故事，有的找得到范本，比如林語堂的‘唐人街’；比如白先勇的‘謫仙記’；比如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七十年代‘保釣’運動；中美建交；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還有找不到范本，原始性的，單是看那寫字樓電梯間的招牌，不知道有多少故事的頭尾：律所、牙科、相術、婚姻介紹、移民咨詢、房屋中介、貨幣兌換。至于門面后的隱情，完全摸不著頭腦了。”

作者賦予一個淮揚名廚異乎尋常的成長經歷。他降生在冰雪皚皚的東北，卻又陰錯陽差地寄居于上海逼仄的亭子間，繼而蛻變成淮揚系廚師，最終稱雄于紐約法拉盛私人訂制宴席……王安憶以一以貫之的寫實主義手法，將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滾滾紅塵融入時代潮流的湯湯大河之間，讓軟兜、獅子頭、宮保雞丁、冰糖肘子、雞火干絲、松鼠鱖魚那樣一些家常小菜映照出日常的火熱，折射出生活的真諦。

那些看似平淡無奇，破碎不堪的人與事，經由小說家的精心黏合，重新還魂，且元氣滿滿，從而堆壘成一條歷史的河流。正如書中人自己所說，“人們總以為歷史是由紀念碑鑄成的，更可能是石頭縫的草籽和泥土”。讀罷全書，意猶未盡，相信《一把刀，千個字》可以像《長恨歌》一樣，再次贏得讀者的青睞，從而創造王安憶又一個文學高峰。

記得數年前，白巖松翩然來滬，我曾約他和王安憶、金宇澄相聚。席間，談及《長恨歌》與《繁花》，白巖松說：“所謂的文學盛世，也不是人人都寫得好，人人都愛寫，只是說，那個時代有五六支豪筆而已。角兒的作品，終歸會流傳下來。”王安憶的《長恨歌》《一把刀，千個字》便應該屬于“角兒的作品”！

曹可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