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國與鄂侯：沉默青銅隱藏著刀光劍影

◎丁雨

展覽：漢淮傳奇——噩國青銅器精粹展

展期：2021.10.20-2022.1.16

地點：上海博物館

《封神演義》里有個一出場就領盒飯的大臣鄂崇禹，看似不起眼，但在小說中，其地位頗高，能與周文王姬昌平起平坐。在商紂朝中，姬昌是西伯侯，紂王王后的父親姜桓楚是東伯侯，而鄂崇禹是南伯侯。《封神演義》是明代小說，它以商末周初的歷史為背景，提到的很多人物原有所本。姬昌不必說，南伯侯鄂崇禹、東伯侯姜桓楚，其實就是《史記》《戰國策》中提到過的與姬昌并列三公的鄂侯、鬼侯。無論在小說中還是史料中，鄂侯似乎都存在感不強。但史料中的只言片語，仍然暗示著，在商紂時期，鄂侯已經是頂級諸侯，其代表著不可忽視的一派力量。

紂王雖殺掉了鄂侯，但遠未能消滅鄂侯背后的政治勢力。湖北如今稱“鄂”，可見鄂侯遺產至今仍余緒不斷。只是鄂侯被殺之后，“鄂系”情況失載于史冊，其歷史不免云山霧罩。幸而，文獻中雖無“鄂”，甲骨文、金文中卻有“噩”，二者相通。新世紀以來，豫南鄂北一帶出土了幾批帶銘文的青銅器，讓噩國的面目日漸清晰。上海博物館近期舉辦的“漢淮傳奇——噩國青銅器精粹展”匯聚了與噩國相關的諸多關鍵性器物，意圖讓觀者充分領略那一度被人們遺忘的諸侯國。

噩國去脈

乍看噩國青銅器，可能著實有些摸不著頭腦。盡管不少青銅器都帶銘文，但那文字似乎過于簡單，都是五六個字的，如“噩侯乍（作）寶尊彝”（圖1），除了能確定是噩侯的東西，仿佛什么也沒說。但是當青銅器與出土背景相結合，諸多細節透露出的信息值得玩味。

2007年，湖北隨州安居羊子山的一座西周早期墓葬被考古工作者發現。這座墓葬出土了青銅器27件，其中20件青銅器帶有銘文。很多銘文雖然內容簡單，但多數有“噩侯”字樣。盡管墓葬受到了盜掘者的擾動，但武漢大學張昌平教授經研究指出：墓葬出土青銅器造型風格較為統一，對比材料可知，時代當為西周早期；銘文內容、字形也較為一致，表明各青銅器所提到的噩侯當為同一人。這一觀點已獲得了相當廣泛的認可。

噩國一國之君的墓葬，所出青銅器呈現明顯的西周早期風格。這一情況暗示著，紂時鄂侯被殺之后，噩國并未消亡，西周早期時其國仍在。盡管各類史料留白甚多，但我們大可推測，鄂侯被商紂所殺，可能大大促成了噩系勢力與周人聯盟。彼時周人核心區在陜西寶雞一帶，居于西；商人核心區在河南北部一帶，居于東；而噩國在湖北北部一帶，居于南。周、噩聯盟，便可形成對商人的夾擊之勢。雖然人們歷來知道噩國位于南方，但其具體位置不詳。噩侯墓葬出現在湖北隨州安居羊子山一帶，這為探討這股重要力量的確切活動據點提供了依據，推動了學界對以往爭訟已久的噩國地望的認識——西周早期噩國的核心區域應當距離國君之墓不遠。盡管銘文提供的信息有限，但寥寥幾字，提供了探索噩國時代和核心區域的新線索。

噩國地望浮出水面，其受到商人、周人重視的原因也便更為明晰。據兩件涉及周昭王南征的青銅器銘文載，周昭王南征荊楚之前，先行派出大臣至南方各國進行準備工作，曾“在噩師次”，即在噩國軍隊駐扎。昭王南征這一事件表明，商、周時期，以黃河流域為統治中心的王室對長江流域的控制并不穩定。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隨棗走廊是天然而成的重要通道，而噩國、曾國恰扼守此地。因此噩國的戰略定位不言自明，無論是商紂封鄂侯為三公之一，還是周封噩國，其用意均在于控馭南土。

盡管商王、周王對噩國均重視有加，但稍有不慎，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便會有所暴露，釀成沖突。前有商紂“脯鄂侯”，將鄂侯殺掉做成肉干，后有西周晚期噩侯馭方叛亂。關于噩侯馭方叛亂，展覽中的兩件青銅器（圖2、3）銘文所記的事件呈現出戲劇性的轉折。前一件噩侯馭方鼎有86字銘文，記錄了周王南征之時噩侯馭方與周王的一番親近——設宴款待、互相吹捧、賓主盡歡、鑄鼎紀念。后一件禹鼎208字銘文，則記錄了噩侯馭方叛亂，周王先敗后勝，虜獲馭方。在展覽中先后看到這兩件器物，仿佛按下了歷史進程的多倍速按鈕，恍然間有前一秒惺惺相惜、后一秒反目成仇的感覺，讓人不由唏噓西周晚期的風云變幻。而噩國的故事于此，似乎再一次地中斷了。

2010年，河南南陽夏餉鋪發現一處墓地。墓葬年代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其中清理出四代噩侯及噩侯夫人墓。噩國中斷的歷史由此延續，卻也給人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在此發現之前，關于噩地究竟何方，此前爭訟很多，南陽一直也是噩國地望的疑似地點之一。隨州、南陽兩地的考古發現表明，幾經動亂的噩國的核心區域或有變化。而這種遷徙，也造成了后世史書記載的搖擺模糊。新發現提出的難題是，既然噩侯馭方時，噩國已遭受重大打擊，幾近滅國，那么南陽發現的噩侯又是何來歷？夏餉鋪墓地出土青銅器上的銘文信息暗示出，居于南陽的噩國公族，可能已經不是馭方家族一系，而是變成了周王室直系親屬姬姓。南土重要，異姓已然叛亂，那更需安插親信。因此，存噩國而變國君。不過，這種滅國改封，通常是就地改封，并不改換封國的位置。因此，噩國何時遷徙、又何以遷至南陽盆地一帶，目前雖無充分史料予以確切解釋，但恐怕還是和后來周王室對南方統治的整體策略調整有關。

噩國青銅器的風格

看展覽，展線結構體現的敘事是盡可能再現噩國的歷史。但展覽敘事和文本敘事的根本區別在于，展覽空間和物質本體，為觀者提供了一種沉浸的可能。展品本身所展現的沖擊力，為感性體味噩國遺產提供了可能性。因此，青銅器銘文及器物出土背景提供的歷史、地理信息，僅僅是噩國歷史的敘事面向。青銅器的造型、紋飾、風格、組合，則表現著噩國的另一個面向。

西周早期的噩國青銅器，與商周之際中央區域的青銅器既近似又不同。青銅器商周雖然易代，但前代青銅器的藝術風格并不會因此戛然而止，新時代禮儀制度的確立需要時間，因此前代之風仍有相當時間的存續。噩國青銅器與這種整體性的特征同步。因此我們在西周早期，不僅能觀察到對噩人對商人所愛器物的沿用（如方鼎），在很多器物上也仍能觀察到晚商青銅器較為劍拔弩張、奇異詭譎的風格。

噩國先后追隨商周王室，其青銅器風格自然也受到兩代中心區域的影響。西周早期的噩國青銅器扉棱突出、紋飾夸張，仍顯示著晚商的余緒（圖4）。新時代最初的變化雖然并不顯著，但絕非一成不變。如羊子山最為人矚目的獸面紋卣（圖5），扉棱突出，但獸面紋無地紋，浮雕邊緣輪廓圓潤，以較為柔和的視效，一定程度上中和了扉棱帶來的棱角感和奇詭之風。

噩國青銅器雖對商周中央地區的器物風格亦步亦趨，但仍可看到自身風格的一面。如上海博物館所藏噩叔簋，為方座簋（圖6、7）。據陜西師范大學張懋镕教授統計研究，方座簋絕大多數都出土于陜西地區。而又尤以周人發祥地陜西寶雞地區所出方座簋時代早、數量多，所出墓葬規模大。這正表明方座簋是周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噩國有此簋，證明了噩國與周人的密切關系。但有趣的是，噩叔簋的方座內有一銅鈴，這在周人的方座簋中并不常見。其所體現的，或許正是噩人自己的創造。另外，若拿噩國青銅器與周人中心區域的青銅器細細比較，或可發現噩國青銅器的比例協調和細節處理方面又稍顯欠缺，厚重感略顯不如。由此而觀，身居南方的噩國公族，雖然追慕中央，但在青銅器制作方面似仍有自己的調整空間。

技術管控的政策與對策

青銅器的藝術風格，引發出一個技術性問題：噩國這些追慕中央但又包含著地方元素的青銅器，到底是哪里生產的？原料又來自何方？這一問題目前尚未得到徹底解決。不過根據現有研究，商周王室控制南土的戰略意圖之一，應是獲取南方地區的銅料。而噩國、曾國等位于交通要道的諸侯國，所承擔的一大任務或許便是保障運送銅料的“金道”暢通。

相比于中央王朝，銅料對于南方諸國似乎并不成問題。但能夠解決銅料問題，并不代表著青銅所需的鉛料、錫料亦能順暢解決。作為商周時期最復雜的手工業之一，青銅生產不僅需要調配多種原料資源，還需要掌控制銅的復雜技術。資源調配的權力和銅器生產技術是為中央王朝專控，還是亦可為重要邦國所掌握？這一問題的解答仍需要多方面的證據。但是噩國青銅器獨特的藝術風格，卻為我們思考技術管控背后的統治策略和地方對策掀開了一角。

噩國，似乎名不見經傳。但在商周之時，它的動向卻極大地影響著商、周兩代王室的對南統治。紂殺鄂侯，未必是因為鄂侯直言犯諫——如將此事件與西周晚期馭方叛亂并列而觀，其所體現的，或許都是商周王室與地方勢力的妥協與斗爭。青銅沉默無聲，它簡略的文字、凝固的紋理、冰冷的材質、漫長的生命，卻藏著一個時代的刀光劍影、鼓角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