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百年歷程回眸

今年10月，是河南澠池仰韶遺址發掘100周年，也是中國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仰韶文化發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的賀信中指出，100年來，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脈絡、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為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考古學作為一個誕生百年的年輕學科，經歷了不平凡的發展歷程，本文擬對百年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和取得的成就進行回顧和闡述。

早在北宋時期，就出現了以傳世或零星出土的古代銅器銘文和石刻文字為研究對象的金石學。金石學尤其偏重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以期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金石學在清代乾隆時期迎來鼎盛時期，發展到清末民初，收集資料和研究的范圍更為擴大。金石學收集、著述、保存了許多有價值的古代銘刻資料，有的著作還描繪了器物的圖像，并且部分地記錄出土地，為這些古器物的研究作出貢獻。通過金石學的研究，歷代文史家關注古代器物成為傳統，也為后來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中國考古學的發端(1921-1927)

1899年，王懿榮在“龍骨”中發現有字甲骨，引起羅振玉、劉鐵云等金石學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發現儲存大量古代寫本文書和其他文物的藏經洞。大約在同時，甘肅居延發現漢代簡牘。這三項發現，以及“疑古派”打破了此前史學界對古代文獻的深信不疑，使中國史學界開始重視地下文物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為中國考古學誕生奠定了思想基礎。

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應當時中國政府之邀，與中國地質人員袁復禮一道，在華北進行尋找礦藏和采集古生物化石的工作，他們先后發現了北京周口店遺址和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并對仰韶遺址進行了發掘。仰韶遺址的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尤其重要的意義，是在中國進行的最初的科學考古發掘，拉開了中國考古學發掘和研究的序幕。由此確認了中國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因此，把1921年仰韶遺址的發掘作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端，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1926年初，在美國學習人類學專業歸來的李濟對夏縣西陰村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曾和安特生一道發掘仰韶村遺址的袁復禮也參加了此次發掘。發掘成果——《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于1927年出版。西陰村遺址的發掘是中國考古學家首次主持實施的考古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史上與仰韶村遺址的發掘一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共同成為中國考古學發端的標志。

中國考古學的起步(1927-1949)

1927年，中國地質調查所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在裴文中的主持下開始對周口店遺址進行發掘，于1929年發現北京猿人的第一個頭蓋骨化石，并發現大批石制品和人類用火痕跡，使北京猿人的文化遺存得到確認。

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派董作賓赴殷墟實施考古發掘，主要目的是尋找商代甲骨文。自1929年起，作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負責人，李濟主持殷墟的考古工作。1930年，在國外專攻考古學專業的梁思永學成歸來，參加了為追溯殷墟商文化來源而進行的山東歷城縣城子崖遺址發掘，辨識出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種新石器時代遺存，后被命名為“龍山文化”。此后，梁思永到安陽參加殷墟發掘。通過對安陽后崗遺址的發掘，發現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殷代文化自下而上層層疊壓的地層關系，被稱為“后崗三疊層”，從地層上解決了分別以彩陶、黑陶和灰陶為特征的3種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對年代問題。

1928-1937年間，史語所共在殷墟進行了15次發掘，累計發掘面積達46000多平方米，出土了極為豐富的各類文物，為研究商代歷史文化提供了豐富資料，并讓史學界意識到考古學對于研究歷史的重要意義。在這一時期，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對陜西寶雞斗雞臺遺址的仰韶文化遺址和東周到秦漢時期墓葬進行了考古發掘。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施昕更發現良渚遺址并進行了考古發掘。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和助理林名鈞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中國和瑞典聯合組建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吐魯番附近調查發掘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及麴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圍調查漢唐時代的城堡、寺廟、溝渠和屯戍遺址，在羅布淖爾附近調查發掘史前遺址和漢代烽燧遺址。

自1921年中國考古學誕生，到新中國成立前，中國考古學家先后對數十處遺址開展了考古工作，初步了解了各地史前文化的面貌，在黃河流域建立起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殷商文化的年代序列，培養了一批從事考古研究的專門人才，為新中國成立之后考古學的發展做了準備。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1949-2021)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考古學和其他各項事業一樣，迎來了發展的春天。新中國的考古學可劃分為三個大的階段：

(一)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考古學開始復蘇

1.大量考古發現問世

這一階段的主要考古發現有：云南元謀人、陜西藍田人、山西丁村人和廣東馬壩人化石；山西陽高許家窯人化石和沁水下川遺址、河北陽原虎頭梁遺址、湖北鄖縣人化石；廣西桂林甑皮巖、陜西西安半坡、陜西臨潼姜寨、河南陜縣廟底溝等一批仰韶文化聚落遺址；黃河下游的大汶口遺址；內蒙古赤峰夏家店遺址；長江下游地區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江蘇蘇州草鞋山遺址、馬家浜遺址、崧澤遺址、良渚遺址；長江中游的大溪和屈家嶺遺址；黃河上游地區的馬家窯遺址和青海樂都柳灣；華北地區早于仰韶文化的河北磁山遺址、河南新密裴李崗遺址。這些發現使考古界對各個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序列有了輪廓性了解。古代都城的發掘有：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鄭州商城遺址、安陽殷墟、陜西長安西周豐鎬遺址和周原遺址、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國琉璃河遺址等；陜西咸陽秦都、漢長安城和漢魏洛陽城、陜西西安唐長安城、北京元大都等。這一時期發掘了一批各個時代的重要墓地，如：河南安陽武官村大墓和殷墟婦好墓、輝縣戰國墓和陜縣三門峽虢國墓地、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長江中游戰國楚墓、湖北曾侯乙墓、秦始皇陵兵馬俑坑、洛陽燒溝漢墓、長沙馬王堆漢墓、明定陵等。手工業遺址有：河南鞏縣鐵生溝和滎陽古滎鎮漢代冶鐵遺址以及各地唐宋時代的瓷窯遺址。

2.考古機構和隊伍逐步形成

1950年8月1日，新中國第一個國家級考古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這一階段，很多省區建立了文物工作隊，承擔本省區的部分考古工作。20世紀50年代中葉，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西安研究室、洛陽工作站和安陽工作站，負責殷墟、豐鎬、漢長安城、隋唐長安城、漢魏洛陽城和隋唐洛陽城的考古工作。

1952年至1954年，為應對當時全國基本建設逐步展開、考古隊伍人才匱乏的局面，北京大學歷史系創立了國內第一個考古學專業，招收考古學專業本科生。此后，四川大學和西北大學等高校也相繼設立考古專業，招收本科生。同期，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文物局)、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了4期考古工作人員培訓班，來自全國各地的341位學員參加了培訓。這些學生畢業后成為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

3.科技考古與對外交流開始起步

1965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碳14實驗室，結束了我國考古學界無法對出土遺存進行科學測年的歷史。同年，我國和朝鮮學者對中國東北地區的大連崗上、樓上、雙坨子等青銅時代遺址和黑龍江寧安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開展了合作發掘。這是新中國成立后首次與外國學術界在中國進行合作發掘。

總體來看，這一時期通過大量考古發現，考古界證明中國史前文化是本土起源。對全國大部分省區史前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已經有所揭示；對歷史時期商西周東周兩漢隋唐宋元等各個朝代的都城也不同程度地開展了考古發掘，初步了解其修建、使用年代和布局，為下一時期全面開展考古發掘奠定了基礎。

(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方針，為我國各方面發展帶來契機，中國考古學也迎來快速發展的大好局面

1.全國各地重要考古發現不勝枚舉

很多考古發現改寫了我們對中華歷史文化的傳統認識。隨著各地經濟發展，全國實施的考古調查與發掘項目數量呈井噴式增長，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每年百項左右，發展到20世紀末的每年數百項。發掘面積也數十倍增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90年代開展的配合三峽工程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動員了各省市自治區和地市級考古機構以及部分大學和博物館的專業人員，約80支考古隊沿長江兩岸鋪開，展開了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基本建設考古，共發現1300多處遺址，年代從200萬年前到近代，取得了豐富成果。1982年，我國實施了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發現了一大批地上和地下遺址，對于了解我國遺址分布情況、摸清各單位保存的出土文物數量具有重要意義。

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十分豐富。在山西和安徽等地，都發現了200萬年前的古猿人生活過的遺址，把人類出現在中華大地的年代提早到距今200萬年前。在湖南道縣玉蟾巖、廣西桂林大巖等遺址，都出土了距今一萬五六千年至一萬二千年的陶器，證明中國的華南地區和北方地區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陶器的地區之一。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用鶴類翅骨做的古笛，反映了中國古代先民的藝術水準。墓葬中出土的部分龜甲底部刻有與商代甲骨文相似的符號，為研究甲骨文的起源提供了珍貴資料。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洼遺址是距今約8000年的聚落，聚落內出土了世界上確認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粟和黍，表明粟和黍是我國先民的發明。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現的距今6000年的墓葬中，尸體的東西兩側分別用貝殼堆塑出龍和虎的圖形，與戰國到漢代流行的“東青龍、西白虎”如出一轍，暗示漢代的“四神”思想可能有著久遠淵源，先民們對自然界的認識、形成的宇宙觀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在遼寧西部牛河梁遺址群發現距今5500年、面積達上萬平方米的巨型石砌平臺，附近發現內有大大小小女神像和動物塑像的神廟，很多山頭上有用石塊堆砌的三重圓形祭壇，以及出土精美玉龍、玉人等的大型方形積石墓，據此推測應當存在一個影響遍及遼西和內蒙古赤峰地區的神權古國。在與牛河梁遺址大體同時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中也發現大型祭祀場所，附近的墓地有的大型墓隨葬品達數百件，其中有多件制作精美的玉器，反映出當時琢玉工藝的發達和社會分工與分化的狀況。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距今5500-5300年前后，各地區都相繼迎來文明曙光，且不同區域的社會上層之間存在遠距離信息交流，形成一個最早的中華文化圈。在浙江余杭良渚遺址發現了反山、瑤山等幾處祭壇，祭壇上埋著數座高等級墓葬，部分規模較大的墓葬隨葬象征墓主人掌控祭祀權力的玉琮、玉璧和掌握軍事權力的玉石鉞。在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發現面積達120萬平方米的城址。城內有祭祀區、宮殿區、手工業作坊區，出土上萬件紅陶杯和大量小型的人與動物的泥塑像，原始宗教色彩濃厚。在城內中部發現的肖家屋脊文化甕棺中，出土了包括人像和鳳鳥等動物形象、制作精美的玉器。這座城址是長江中游面積最大、等級最高的城址，說明這里可能是當時長江中游地區的一個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能是歷史文獻中記載的三苗集團。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現有數以百計高等級隨葬品的大型墓葬和大量墓壙狹小且沒有任何隨葬品的小型墓葬，表明當時黃河中游地區的階級分化已經相當嚴重。

歷史時期的考古發現引人注目。重要發掘有：1983年發現商代早期都城——河南偃師商城，為夏商王朝及其文化分界提供了界標。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發現兩個三星堆文化晚期的祭祀坑，出土了數以千計的銅、金、玉石、陶器，其中數十件青銅人頭像和比真人大數倍的巨型青銅面具，特別是高2.6米的銅立人和高達3.5米的青銅神樹等，與江西新干發現的商代晚期大墓一道，共同成為這一階段商代考古的重大發現。陜西周原扶風和鳳雛宮殿遺址、河南三門峽虢國國君墓是這一階段西周考古的重大發現。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西漢杜陵、西漢南越王墓則是漢代考古的重大發現。陜西西安唐代大明宮和扶風法門寺地宮是唐代考古的代表性發現，宏大的規模彰顯出漢唐王朝的盛世景象。吉林集安高句麗王城和貴族墓葬、渤海上京龍泉府和渤海貴族墓、遼金高級貴族墓、新疆尼雅和樓蘭古國、青海吐蕃墓、云南石寨山滇墓等邊疆地區各個時期考古發現，是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重要實證。

2.中國考古學團隊和人才建設逐步完善

1979年，我國唯一的全國性考古學團體——中國考古學會成立。考古學會通過舉辦學術年會、專題研討會、區域考古工作會議等，帶領全國考古工作者團結一心、砥礪前行。20世紀80年代前半段，各省市自治區的文物工作隊紛紛更名為考古研究所，人數由原來的一二十人增加到數十人乃至近百人。這些省級考古研究機構主要承擔各省市自治區范圍內的基本建設考古工作，同時圍繞學術課題開展主動發掘，很多重要的考古發現(如浙江良渚遺址、陜西石峁遺址、安徽凌家灘遺址、遼寧牛河梁遺址、四川三星堆遺址、江西海昏侯遺址等)都是由這些地方考古機構承擔的。為了提高專業人才的業務水平，國家文物局根據事業發展的需要舉辦了數期田野考古領隊培訓班，為提高我國考古和文物保護人才的專業水平，促進我國考古和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3.中國考古學界的課題意識日益增強

圍繞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古代城市的起源與發展、古代手工業、中外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逐漸開展起來。比如，遼寧西部牛河梁遺址、浙江余杭良渚遺址、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等地之外，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些與文明起源相關的重要考古發現，有力地推動了各地區文明起源研究。在夏鼐、蘇秉琦等先生的引領下，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掀起高潮。蘇秉琦提出的中華文明起源“滿天星斗”說、“古文化、古城、古國”和“古國、方國、帝國”等理論，有力地促進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蘇秉琦提出的區系類型理論，對建立和完善全國各地的考古學文化譜系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4.自然科學技術在考古學領域的應用取得顯著進步

考古測年、物質結構與化學成分分析、古代動植物、金屬、玉石、陶瓷的原料產地和制作工藝技術研究，古環境、古人骨研究、古代環境與人們生活的關系等各種自然科學技術被日益廣泛地應用于中國考古學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斷代工程”。斷代工程是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集中了十多個學科的100多位學者，圍繞夏商周王朝的年代及相關歷史問題開展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意義十分深遠。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的保護技術也取得長足進步，漆木器、紡織品、竹簡、壁畫等大量易損文物被成功提取和有效保護。

5.中國考古學的國際交流日益活躍

先后與日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的數十所大學和研究機構開展合作調查與發掘。不僅促進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也使國際考古學界逐漸了解中國考古學。

(三)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家對考古不斷重視，考古學發展呈現前所未有的良好態勢。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考古和文物保護工作，在國內外多個場合，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為我國考古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1.重要考古發現成果豐碩

中原和華南等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一系列考古發現，與周口店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存在石器制作工藝方面的一脈相承，為“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觀點提供了重要證據。在浙江浦江上山遺址和最近發現的橋頭遺址，發現距今10000—9000年的稻作遺存和定居村落。在北京門頭溝東胡林遺址發現距今10000—9000年的栽培粟和黍。世界最早的稻、粟、黍的發現表明，這幾種農作物都是中華先民對世界文明作出的貢獻。在探源工程的推動下，一批重要的考古遺址被發掘。2006年，在浙江余杭良渚遺址發現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的巨型古城。近十年，又在內城之外確認了外城，面積達630萬平方米。2015年，在古城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帶發現了長五公里、由多條水壩構成的巨型防洪堤壩。該文化分布遍及長江下游地區，反映了當時在長三角地區已經出現了以良渚古城為都城，蘇南、浙北和上海各地有區域性中心的早期國家，進入邦國文明的社會。在湖北天門石家河中部，發現了修建于屈家嶺文化時期的譚家嶺古城，并發現了距今約4000年“肖家屋基文化”時期的甕棺葬，出土了數十件制作十分精美的玉器。說明這里可能是距今4700-4000年期間長江中游地區的一個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能是歷史文獻中記載的三苗集團的中心。在陶寺遺址發現距今4300-4000年、面積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古城。在城內東北部發現了迄今黃河中游地區年代最早的宮城。城內發現面積達8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的基礎，宮殿的屋頂用瓦、室內墻壁施彩繪裝飾。在陶寺遺址南部，還發現了觀測天象、決定農時節氣的觀象臺，是世界上能夠確認的年代最早的觀象臺。陶寺遺址的位置、年代、文化面貌和觀測天象的設施，都與文獻記載中堯的都城——平陽十分吻合，很可能是堯都平陽。在陜西北部榆林神木石峁城址發現了面積達400萬平方米的大型山城，城墻上修建有馬面和角樓，防御色彩濃厚。城的中心部位是人工修建的高十幾米的大型宮城——皇城臺。它的周圍有數層高大的圍墻環繞，臺上有宮殿基址和廣場，出土了浮雕和圓雕手法雕刻，與青銅器紋飾具有相近之處的獸面紋圖像，還出土了十余件大型陶鷹和口簧以及數以萬計的骨針。石峁古城所在的陜北高原還發現多座同時期的石城址。這一集團是一個不見于文獻記載的北方強大古國。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宮城和多座宮殿遺址，具有中軸線和前后幾進院落的宮室制度以及最早的官營手工業作坊。二里頭文化時期發明了青銅容器群和由戈、璋、刀構成的玉禮器群。這些禮器影響所及，南達華南地區，北抵華北地區，東到沿海地區，西至甘青地區。這一階段，殷墟洹河北岸發現了年代早于殷墟的洹北商城。在陜西周原展開了大規模考古工作，發現了西周時期大型城址、道路和宗廟。在金沙遺址發掘了古蜀國高等級祭祀遺址。秦始皇陵園考古、漢陽陵考古、漢魏洛陽城、隋唐洛陽城、揚州城、漢代和唐代帝陵考古、海昏侯墓，曹操墓、隋煬帝墓、青海熱水吐蕃大墓、渤海上京、遼上京和遼陵考古、金代和元代都城的發掘以及金代在長白山設置的祭山遺址的發掘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2.國家重點項目陸續開展

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其全稱是“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是繼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的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項目、“十一五”至“十三五”科技支撐項目。該項目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為主要承擔單位，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多所大學的70多個單位，考古學、古代史、古文字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物理學、化學、農學、醫學、分子生物學、植物學、動物學、遙感、天文學、地質學、冶金學、計算機科學等近20個一級學科的400位專家學者參加，是迄今為止世界上規模最大、參與學科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研究古代文明的大型綜合研究項目，推動了與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相關的重要遺址和區域考古工作的開展。工程秉持“多學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圍繞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間的幾處都邑性遺址和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遺址及其周邊聚落群開展大規模考古調查和重點發掘，對各個區域的文明化進程、環境背景、生業形態、相互交流，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模式與機制、道路與特點進行了多學科綜合研究。工程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和文明觀，提出了通過考古遺存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志的觀點；提出了距今5000年前后，一些文化和社會發展較快的地區已經出現了早期國家，跨入了古國文明的階段；提出了從距今5500年開始，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等地的社會上層之間，形成一個交流互動圈，形成對龍的崇拜，出現以具有各地特色的某幾類珍貴物品(多為精美玉器)彰顯持有者尊貴身份的禮制；發現距今4500年前后，西亞地區發明的小麥、黃牛、綿羊和冶金術相繼傳入黃河中游地區，并很快融入中華文化系統中，與此同時，華北地區發明的粟和黍的栽培也向西亞地區傳播。中華大地各個區域文明之間以及與域外其他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促進了世界文明的發展。

2018年，“考古中國”項目的啟動推動了一批考古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工作。“考古中國”這一大型考古框架由國家文物局提出，支持各地區積極實施田野考古工作。其中，中原地區、長江中游、長江下游、黃河下游、遼河流域等地區的圍繞本地區文明化進程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已經被納入項目中。“考古中國”有力推動了各地區考古工作者的課題意識，增強了考古發掘工作的學術性。

3.考古機構與專業隊伍不斷壯大

2013年，中國考古學會第六屆理事會產生后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先后組建了20多個專業委員會。8年來，各委員會積極主動開展各種學術活動，充分發揮了中國考古學會團結引領全國考古學界、推動考古研究的作用。同時，國家級、省級和市級考古研究機構不斷建設發展，形成了老中青相結合的專業隊伍，建構起學科分支齊全、科研手段豐富、科研裝備先進、學術視野廣闊、理念方法成熟的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各省都成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十幾個省會城市和部分經濟比較發達的非省會地級城市也紛紛建立考古研究所或研究院。此外，涌現出一批專業從事考古鉆探的公司，全國考古鉆探、發掘和文物保護等方面的從業人員較之于前一階段又有增加。

4.考古遺址保護效果顯著

國家文物局在1995年提出大遺址保護的理念后，進入新世紀以后，選取了100個大遺址(后來又增加了50個)作為國家大遺址重點保護對象，組織編制遺址保護規劃，并組織落實實施。自2010年開始，分批審查批準設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目前已經批準掛牌36處，還有60多處作為立項項目，正在積極建設之中。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這一舉措，使文物保護部門與城市建設和旅游部門共同承擔起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責任，意義深遠。考古遺址博物館使民眾得以近距離觀察考古遺跡和出土遺物，感受中華先民的日常生活，體會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增強文化自信。

5.考古出版成果豐富

國家文物局設立專項經費資助考古發掘報告的出版。國家社科基金設立重大課題基金，支持考古課題的研究和重要考古發掘報告的整理。這些舉措有力解決了長期以來存在的發掘資料積壓、不能及時整理出版的問題。近20年來出版的考古發掘報告達百種之多，學術論著數量更多。與此同時，《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第三版和《大辭海·考古學卷》第三版的編纂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國考古學大辭典》的問世，滿足了學術界和社會的需要。目前，正式出版的考古學和文物研究的期刊已達十多種，此外還有數十種非核心期刊或非正式出版學術刊物。

6.考古走入“尋常百姓家”

除中國考古學會和《中國文物報》共同舉辦的“年度十大考古發現評選”外，2001年設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論壇，評選“年度六大考古發現”，使社會公眾得以及時了解重要考古成果。考古和文博界、媒體形成合力，加大對考古成果的宣傳。如央視在已經創立的《探索發現》基礎上，開辦《考古進行時》《考古公開課》《國家寶藏》等節目，各地各級博物館舉辦內容豐富的文物展，各地考古研究機構也主動進行考古成果的普及。中國考古學會還成立了公共考古指導委員會，統籌指導全國的公共考古活動。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和各地電視臺也適時對考古發掘現場進行直播，其中，今年對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發掘的直播，微博總點擊量達71億。中國考古正在走進大中小學課堂，廣大民眾對考古學越來越關注。中國考古學正發揮著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的作用。

7.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步伐日益加快

完成了從以“請進來”為主，到新世紀前十年的“請進來”與“走出去”并重，再到2013年以來的以“走出去”為主的轉變。2000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派出10位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參加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在羅馬尼亞的發掘。2005年開始，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與蒙古國合作在蒙古國實施考古發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與越南同行合作，在越南北部實施聯合發掘。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后，中國考古學者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越來越多的中國考古隊走出國門，到俄羅斯、蒙古、烏茲別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國家進行合作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2016年，在烏茲別克斯坦進行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的中國考古隊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接見。2015年和2018年分別開始實施對中美洲洪都拉斯的科潘遺址和埃及新王國時期首都孟圖神廟的發掘。河南考古研究院和山東大學相繼在非洲南部開展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2016到2019年的四年期間，共有32支中國考古隊赴22個國家實施了36個中外合作考古調查和發掘項目，工作范圍涵蓋亞洲、非洲、歐洲、美洲。這些境外的合作發掘和文化遺產保護，表明我國考古學界積極參與人類起源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研究的意愿和能力，呈現中外互動交流的良好態勢。

此外，從2013年開始，每兩年舉辦的“世界考古論壇(上海)”獲得國際聲譽。論壇不僅有力促進了國際考古學界的交流，還提高了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成為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密切聯系的紐帶和學術交流的平臺。中國考古學界越來越具有國際視野，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不斷增強。可以說，中國正在由考古資源大國向考古研究強國進發。

2020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就我國考古最新發現及其意義為題進行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對中國考古學的重大意義進行了深刻闡述。今年10月17日，在河南省三門峽市召開的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給大會發來賀信，對百年來中國考古學取得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考古界深受鼓舞、倍感振奮。可以感到，中國考古學正在進入發展的黃金時期。

一百年來，幾代中國考古學者薪火相傳，繼往開來，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鞠躬盡瘁，砥礪前行。中國考古學奠基人李濟、梁思永、裴文中、夏鼐、蘇秉琦，以及王仲殊、安志敏、賈蘭坡、佟柱臣、宿白、鄒衡、俞偉超、徐蘋芳、張忠培、張長壽、安金槐、烏恩等一批為中國的考古事業貢獻畢生精力的老一輩考古學家離開了我們，我們深深緬懷他們。嚴文明、仇士華、楊泓、徐光冀、鄭振香、殷瑋璋、李伯謙、郭大順、劉慶柱等一批老專家仍活躍在中國考古學的舞臺。與此同時，在50后、60后學者的帶領下，70后和80后已經成為考古戰線的中堅力量，90后、00后快速成長，昭示著中國考古學薪火相傳、后繼有人，正在創造更加輝煌的明天。

(作者：王巍，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考古學百年史〔1921—2021〕”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河南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