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1月20日電 題：石質“漢書”見證了怎樣的東西文明互鑒？

——專訪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教授羅二虎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漢代石闕是中國現存時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地面建筑之一，有石質“漢書”之稱，堪稱中國古代建筑的活化石。目前中國現存漢闕43處，其中四川有21處，重慶有6處，因此有“天下漢闕巴蜀多”一說。

作為建筑的闕起源于什么時候？石質“漢書”見證了怎樣的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羅二虎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闕”字何解？作為建筑的闕最早可追溯至什么時候？不同時期的闕有什么不同？

羅二虎：“闕”和“缺”在中國古代相通，許慎在《說文解字》將其解釋為“門觀也”，主要指門兩旁各有一座高層建筑，中間留下一個缺口，以供通行，所以叫“闕然為道”。《周禮》中的“象魏”，《春秋》中的“兩觀”，《左傳》中的“觀臺”，都是闕。

闕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人們為了防備野獸和其他部落的侵襲，在部落聚居的周圍挖壕溝、建圍欄，為方便進出又在圍欄上開出了缺口，在圍欄缺口兩側修造了供瞭望和守衛的木樓。

在先秦早期文獻中，闕已經開始出現。《詩經》《左傳》《國語》以及先秦諸子文集中也大量出現了闕，如“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闕在秦漢迎來最繁盛的時期，不僅是一種高層建筑，還是當時等級制度的反映——皇帝用三出闕，太守一級的官員用二出闕，一般官員用單體闕。正如班固在《白虎通義》中所言：“門必有闕者何？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

魏晉以后，闕逐漸衰落，但考古實物中還是發現部分闕的形象。唐宋之后，城闕、廟闕、墓闕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僅有皇宮正門還在使用。嚴格來說，今天北京故宮午門也有闕的形象，但是它和建筑已經融為一體，而不是作為闕單獨存在。

雖然實物的闕在秦漢之后不再盛行，但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元素，闕在藝術作品中積淀深厚，尤其在佛教壁畫和唐詩宋詞中大量出現，如“天闕象緯逼，云臥衣裳冷”“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漢闕被稱為石質“漢書”？

羅二虎：漢闕是集建筑、雕塑、繪畫、書法為一體的民族藝術，它所蘊含的信息是歷史學、文物學、美術學、建筑史學、書法學、宗教史等學科的研究對象，對研究漢代建筑文化、思想文化、社會文化具有重大價值。

漢代正史所記錄的對象主要是當時的上層，而漢闕上雕刻的畫像石真實再現了漢人衣、食、住、行、禮等諸多方面，給后人提供了漢代社會各個階層、生活等方方面面非常生動的信息，可以彌補文獻記載的不足。

漢代是中國建闕的鼎盛時期，都城、宮殿、陵墓、祠廟以及有一定地位的官民墓地，都可以按一定等級建闕。漢闕反映了漢代的政治史觀，完整地展現了漢代建筑的各種結構，有顯巍峨(城闕、宮闕)，彰府第(宅第闕)，表神圣(祠廟闕)、升天門(墓闕)等各種含義，因此我們說漢闕為石質“漢書”。

目前中國現存的已知漢闕大約有43處，有超過20處位于巴蜀地區，但這并不能代表漢代的時候巴蜀地區存在著中國數量最多的闕。一般漢陵四方都有門，門必有闕，而中國大部分漢代帝陵并未發掘。《水經注》曾詳細記載了漢代中原地區形形色色的闕，但這些漢闕今天已經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原因之一是中原地區相較巴蜀地區戰火更為頻繁，對漢闕的破壞更大，所以中原地區保存至今的漢闕數量少于巴蜀。

中新社記者：石闕的發展變遷，見證了哪些東西方文化交流互鑒？

羅二虎：距今7000年至6000年，歐洲出現了非常多的以巨大石結構為標志的古代建筑，這也被稱為“大石遺跡”或“巨石文化”。中國的石文化同樣歷史悠久，距今7000年前在中國內蒙古的中南部曾出現石棺墓，距今5000年至4000年中國西南地區也發現了石棺墓。

但與西方相比，石文化在華夏文明早期并不是特別盛行。漢代是石文化在中國最盛行的時期。其中，帶有紀念碑性質的漢代墓闕和祠闕，受到了東西方文化交流互鑒的影響。帶有紀念碑性質的石質建筑在歐洲早期普遍存在，比如雅典、埃及、古希臘的神廟，以及羅馬墓葬中石棺上的畫像石。

歐洲的“大石遺跡”最早出現在西歐，然后逐漸向東擴散。距今5000年至4000年，在西伯利亞甚至日本都出現了“大石遺跡”。這種直立的大石通過歐亞大草原傳到中亞、新疆和東亞等地，也傳到了巴蜀地區。例如新疆北部草原上的石人像，日本的環狀列石以及成都的織機石、五塊石、天涯石均屬于大石遺跡的范疇。這些都對漢代石闕這種直立的大石建筑遺跡出現產生了間接影響。漢代以前，在西方石質建筑藝術對中國建筑的啟發下，形成了一個經中國東北，到內蒙古、甘肅、青海再到中國西南的“大石遺跡”文化傳播帶。中國使用石材建闕，也是在漢代開始流行。

近現代漢闕的研究與保護同樣見證了東西方文化交流。早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當時的“歐洲漢學泰斗”沙畹曾到山東、河南、四川考察漢闕，并將包括漢闕在內的中國古代藝術介紹到西方。

在沙畹的影響下，法國學者謝閣蘭(舊譯“色伽蘭”)來到中國尋訪漢闕。1914年至1917年，謝閣蘭在巴蜀地區新發現了多座漢闕，并對漢闕進行了系統研究和分類。謝閣蘭在《中國考古調查圖錄》(1923年、1924年)，《漢代墓葬藝術》(1935年)中將漢闕照片向世界公布，引發了西方的“漢闕熱”。

中國學者對漢闕的考察，始于20世紀30年代。以梁思成、劉敦楨、陳明達為代表的中國營造學社學者，運用近代西方學術的研究方法，對中國西南地區的漢闕進行了系統考察。但因為戰爭等多種原因，不少學術研究成果直至新中國成立后才正式發表。

中新社記者：現在漢闕保護面臨哪些困難？對于漢闕保護有什么建議？

羅二虎：作為中國古建筑的活化石，漢闕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與人文價值。日本《書道全集》曾收錄四川達州市渠縣沈府君闕銘文，拓片在清末“價值百金”。四川達州市渠縣馮煥闕的建筑之美，被梁思成贊為“簡潔秀拔，曼約寡儔，為漢闕中唯一逸品”。

四川綿陽平陽闕歷史上曾遭受過破壞，梁大通三年(公元529年)，佛教徒就地取材，在闕身上鐫刻佛教造像33龕，被謝閣蘭稱為“實屬四川最古最可寶貴之佛教遺跡”“為四川之梁代佛教刻體之獨存至今者”。

四川雅安高頤闕更是漢代畫像石的巔峰之作。魯迅不僅手繪高頤闕，還收藏了600余張漢闕等漢代畫像石拓本。魯迅認為，“惟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漢闕的存在，就是以“美術之力，得以永住”。

現在的民眾參觀高頤闕，可能會發現高頤闕與魯迅手繪時相比又有些許不同。這是因為石質文物受氣候尤其是酸雨影響較大。目前，中國各地漢闕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護手段，其中最常見的保護手段是通過在漢闕外修建建筑，為漢闕“遮風擋雨”。漢闕千年來矗立于天地之間，這些保護漢闕的建筑能減緩自然因素對漢闕的破壞，但同時也改變了古人營造的環境氛圍，對觀眾欣賞漢闕之美帶來了干擾。如何更好保護石質古建筑，同時又不影響這些文物本身的觀賞效果，對于全世界文物保護而言都是一個很難的課題。(完)

受訪者簡介：

羅二虎，現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漢畫學會副會長。曾主持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家文物局考古項目、日本住友財團亞洲關聯項目、三峽考古項目、南水北調考古項目等，并參加了日本文部省的多項科研課題。研究領域主要涉及美術考古與古代藝術、歷史考古、史前考古、中國西南考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