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炳林 蘭州大學萃英學者一級教授，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著有《敦煌歷史地理》《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敦煌通史·兩漢卷》等。

　　上海天文館“敦煌星空”主題展上的器樂演奏。（2023年12月21日攝）新華社發

　　2023年7月30日，游客在麥積山石窟參觀游覽。新華社發

在敦煌莫高窟崖體頂部的戈壁帶和沙地上布設有風沙、環境等多種監測設備以及安防監控系統。（2023年8月4日攝）新華社發

敦煌學是中國史研究的一個特色方向，是一門以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從學術發展史來看，敦煌學的內涵和外延不斷變化，研究對象不斷擴展。學界根據敦煌學研究的進度和現狀，將敦煌學分為狹義的敦煌學和廣義的敦煌學。

所謂狹義的敦煌學也被稱為純粹的敦煌學，即以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敦煌石窟和敦煌歷史地理為主要對象的學術研究。廣義的敦煌學研究對象更加豐富，外延更加寬廣：出土文獻不僅僅局限于藏經洞出土文物，還包括敦煌漢簡及其相鄰地區出土文獻，如吐魯番文書、黑水城文書；廣義的敦煌石窟除了莫高窟和榆林窟，還包括河西石窟群、炳靈寺石窟群、麥積山石窟、隴中石窟群、隴東石窟以及關中石窟群、中原石窟群、西南石窟群、古代龜茲高昌石窟群以及中亞印度石窟；敦煌歷史地理則以敦煌為核心，同時涉及河西西域地區的歷史地理，包括中世紀中外關系史研究等。嚴格意義上說，利用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及其相關資料進行的一切學術研究都可以視為敦煌學研究范疇。敦煌學研究內容的復雜性和多元性決定了這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特色方向，從敦煌歷史和文物擴展到古代絲路文明研究，涉及學科包括語言文字、歷史、經濟、宗教、美術、音樂、天文等。

敦煌學是國際顯學，從藏經洞出土文物流散國外開始，就引起各國學者的注意，此后，世界各國學者紛紛踏入這一領域。通過聯合學術攻關、聯合舉辦國際學術會議、頻繁平等交流等方式，敦煌學成了聯系國際學術界的橋梁和紐帶之一。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國際認同日益增強，以敦煌研究為代表的絲綢之路研究再次升溫。敦煌學在梳理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同時，應積極為絲綢之路經濟貿易的發展貢獻力量，用翔實的資料來回顧歷史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往來，展現古老先民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為今天的經濟貿易交流提供歷史借鑒。

透視中國古代社會的獨特窗口

敦煌學研究史料豐富，內容龐雜，包含著中國史研究領域不可或缺的資料，是透視中國古代社會的獨特窗口。

敦煌學研究是隨著敦煌文獻的發現而興起的一門學科，敦煌文獻經斯坦因、伯希和、奧登堡、大谷探險隊等先后劫掠，王道士及敦煌鄉紳等人為流散，分別收藏于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瑞典、丹麥、印度、韓國、美國等國家博物館和圖書館中，因此，以研究藏經洞遺書為基礎的敦煌學從興起之初就是一門國際性學術研究。留存中國的敦煌文獻，除國家圖書館之外還有十余個省份的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都有收藏，臺北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等及香港相關機構也收藏有敦煌文獻，敦煌文獻的具體數量估計在七萬卷號左右。

隨著敦煌學研究日益深入，敦煌學與相鄰研究領域和范圍關系越來越密切，新的形勢要求敦煌學將自身的研究領域不斷擴大，以適應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從敦煌石窟藝術看，敦煌學研究對象與中古絲綢之路石窟藝術密切相關，血肉相連。歷史上的敦煌石窟藝術與中原地區石窟如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大足石窟以及中亞石窟等關系密切，因此敦煌學要取得新的突破性進展，就要和其他石窟藝術研究有機結合起來。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夠平衡。例如在甘肅地區，除敦煌石窟之外的其他石窟研究，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上來看都還是不夠的，這一領域是有非常好的研究前景的。

2000年以來敦煌學界召開了一系列學術會議，集中反映了敦煌學今后的發展趨勢：一是石窟藝術研究與敦煌文獻研究的結合，二是敦煌石窟藝術與其他石窟藝術研究的結合。敦煌學研究與西域史、中外關系史、中古民族史、唐史研究等存在內在聯系，因此敦煌學界在關注自身新的重大突破的同時，需要特別關注相鄰學科研究新進展和新發現。例如，近年來考古學界在西安、太原、固原等地發現很多粟特人墓葬，出土了眾多珍貴文物，這為粟特人相關研究提供了新資料，同時也提出了新問題。2004年、2014年兩次“粟特人在中國”學術研討會的召開，體現了一個新的學術研究趨勢，這就是：敦煌學已經走上了多學科結合研究之路。

百余年來成果豐碩

經過一百多年的研究，敦煌學研究獲得巨大突破，無論是在藏經洞文獻、社會歷史，還是宗教藝術、語言文學等方面均學術成果豐碩。

 一、敦煌文獻釋讀

我國學術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獻之時起，即開始對其進行整理和研究，經過我國及日、法、英等國學者共同努力，由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獻發端的學術研究領域逐漸擴大，并形成了敦煌學。利用敦煌文獻研究歷史問題始終是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具體到敦煌文獻的研究與整理，至少可分為兩個大的方向。一個方向以敦煌文獻的編目與刊布為主，主要集中在20世紀，在21世紀亦有較大發展，在這期間各國所藏敦煌文獻陸續公開。如《敦煌寶藏》《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俄藏敦煌文獻》《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甘肅藏敦煌文獻》《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敦煌秘笈》等。另一個大的方向就是敦煌文獻的分類整理與研究，這方面，前輩學者亦是多有貢獻，如《敦煌變文集校注》《王梵志詩校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等。《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1—15卷）是以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前會長郝春文為首的團隊歷經20多年整理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20世紀90年代，以張涌泉為首的一批年輕的敦煌學家開始了《敦煌文獻合集》的編撰工作。《敦煌文獻合集》是將敦煌文獻（漢文翻譯佛經以外部分）按傳統的四部分類法整理編排，整理工作包括定名、題解、錄文、校勘等項，目的是為學術界提供一部校錄精準、查閱方便的敦煌文獻排印本，使其成為像標點本二十四史那樣的“定本”，使敦煌文獻成為各個學科都可便利使用的材料。

綜合敦煌文獻整理百余年的發展歷程來看，敦煌文書的刊布工作基本已經結束，數字化也發展很快，目前最艱巨的工作是，如何在新的形勢下整理這批文獻。第一個整理方法是按照門類、部類對這批文獻進行整理，如《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這樣的整理亦有很大缺點，會導致讀者“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并且不能全面評價這批文獻的真正價值。第二種整理方法是全面按編號進行地毯式文獻整理工作，目前公認的運用此法效果最好的是《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而其他敦煌文獻尚未開展如此細致入微的整理研究。這個方法也有缺點，即工程巨大，人力物力投入大而出成果緩慢，且有泥沙俱下之憾。

 二、敦煌少數民族語言文獻研究

學術界對敦煌漢文文獻的研究起步最早、用力最甚、成果最多，但對敦煌胡語文獻的研究卻相對滯后。這是由于對敦煌胡語文獻的研究更具難度，研究者不僅要具備譯釋、解讀胡語文獻的能力，還需對敦煌漢文文獻及傳世漢文典籍相當熟悉，有時還需遠赴敦煌石窟或海外圖書館進行實地調查抄錄。另外，由于敦煌胡語文獻涉及的一些民族早已消失于歷史中，其文字已成“死文字”，釋讀難度極大；而且敦煌不同胡語文獻數量多寡不一，最終導致了敦煌胡語文獻研究中存在各民族文獻研究的不平衡現象。相對而言，目前學界對敦煌藏文、回鶻文、西夏文、蒙古文等文獻的解讀水平較高，而對吐火羅文、于闐文、粟特文等文獻的解讀能力還需提升。未來在資料刊布上要通力協作，加快敦煌胡語文獻的調查、整理和出版進程。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敦煌文化體現了不同文明不同發展模式的交流對話，相關各國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梁、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面向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迫切需求，敦煌學推出了一批傳承人類文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要求的標志性成果，積極開展優秀文化的傳播普及，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敦煌學的人才培養

敦煌學的發展關鍵是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早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初期，老一代敦煌學家季羨林、姜亮夫、唐長孺等就非常注意人才培養問題，并在蘭州大學和杭州大學舉辦兩期敦煌學講習班，后在蘭州大學設立敦煌學碩士學位授權點。近年來，敦煌學人才培養得到了充分發展。

研究生培養方面，由單一型向復合型過渡。研究生研究領域也由以前的歷史文獻學逐漸向考古學、宗教學、文學、文字學、藝術史等領域拓展，一批青年敦煌學家在研究中嶄露頭角，成果顯著。

在國內各大高校，敦煌學專業人才規模逐漸擴大。四川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北京大學和蘭州大學成果突出。2008年蘭州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年會上，馬世長、徐自強先生提出在蘭州大學建立中國石窟研究基地，雖然后來因種種原因，這個提議未能實現，不過現在來看，這個想法是非常有意義、很有前瞻性的。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全世界。考慮到目前敦煌學研究資料分布在世界范圍的現狀，我們在高校培養敦煌學拔尖創新人才，需要突破行業壁壘，將高校成熟的人才培養模式與其他機構豐富的敦煌文物及遺書收藏相結合，各協同單位加深合作，積累完善實踐經驗，在研究資料共享的基礎上，從長遠的研究角度出發，積極推動資料的數字化，為更好地利用資料開展研究提供方便。

敦煌學研究現狀

百余年來的敦煌學研究，為我國古代歷史、經濟、政治、科技、文化、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資料，豐富和更新了許多關于古代社會歷史的認知。最近十年，敦煌學的國內外研究態勢有所不同。

從國內看，相關研究蓬勃發展，研究團隊日趨成熟。目前國內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單位主要有敦煌研究院、浙江大學、四川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蘭州大學等，諸高校之敦煌學研究各有側重，但整體來看，都是以漢文文獻為主，石窟藝術為輔，兼及胡語文獻。

國外的敦煌學研究則有式微之勢。日本的敦煌學研究機構，有京都大學、大阪大學等，歐洲諸機構對敦煌胡語文獻的研究則擁有傳統優勢，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日本及歐洲的新生代研究力量有減弱的趨勢。

敦煌文獻的整理方面，中外學者皆有貢獻。中國學者的貢獻尤巨，以浙江大學張涌泉教授團隊和首都師范大學郝春文教授團隊最具代表性，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是以四部分類法整理敦煌文獻的典范，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是按卷號順序全面整理敦煌文獻的典范，他們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的工作也是艱巨的——敦煌文獻整理是極其煩瑣、極其復雜的工作。二十年里，張涌泉團隊完成了四部合集之經部文獻的整理，郝春文團隊亦只完成了英藏敦煌文獻整理的一半，上述兩個團隊是當今世界范圍內從事敦煌文獻整理之佼佼者，他們全力以赴仍舉步維艱。從工作量上來說，這樣的困難是現實的：一個卷號的敦煌文獻整理至少需要一個月，而總量大約七萬卷號的敦煌文獻整理完畢究竟需要多少時間？面對海量的工作，憑一個人或一個團隊是難以完成的，只有不斷培養新團隊、新人才，持續不斷支持之下，才能做出高水平的成果來。

敦煌學之石窟藝術研究需要與相關研究相融合，需要有開拓性、開放性和包容性，要深入拓展對敦煌石窟以及絲綢之路沿線石窟和文化遺產在藝術史方面的研究。以敦煌石窟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藝術，反映了歷代無名藝術家創造的奇跡。但敦煌石窟藝術的研究不能脫離敦煌當時所處的文化環境，不能脫離中華文化的母體，必須與敦煌文獻、敦煌史地乃至西北甚或全國的歷史文化相契合。石窟藝術是人的藝術，是當時人們群體意識的表現，如果僅僅就藝術而藝術，必然成為孤芳自賞的閉門造車。我以為，對敦煌和絲綢之路沿線文化遺產藝術史的研究，必將成為中國藝術史的突破口。石窟藝術研究人才的培養亦應該是高等院校與文博單位合作培養為佳，以敦煌研究院為例，他們具有先天的優勢（對洞窟熟悉），亦具有先天的劣勢（研究不開闊）。

敦煌學的寶藏遠未開發完，還有很多未知的領域需要去探索。今后我們一方面需要繼續從不同的單一學科微觀層面挖掘資料及其內涵，另一方面需要從宏觀層面整合諸多學科力量進行交叉學科研究，從多學科角度深入揭示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的價值和意義。

未來展望

在總結百余年敦煌學發展的基礎之上，我們提出下一步的展望。

學科建設。這里我要重點談一下敦煌學學科的交叉性，它決定了學科專業人才的復合屬性。以往關于敦煌學的學科定位尚不夠清晰，目前沒有一所大學設置有敦煌學本科專業。但是敦煌學又有其特殊的學科屬性和很強的專業性，由于本科培養中敦煌學專業的缺失，導致在本科以上的碩、博培養階段中很多學生都存在著基本學科知識不扎實、學術規范不熟悉等問題，不少學生甚至是半路出家。因此敦煌學要想在未來獲得更全面、更健康的發展，就應當考慮經過詳細論證后在部分學校設置敦煌學本科專業，或者在本科教育中增加敦煌學培養環節。在碩、博士研究生培養階段則需要注重突破學科壁壘，從敦煌文獻、歷史地理、石窟藝術等敦煌學研究領域的專業要求出發，加強敦煌學學科基礎知識的培養和理論規范的訓練，為培養未來的復合型敦煌學研究拔尖人才提供學科支撐和專業保障。

科學研究。這方面首先應進一步推動對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經過各國敦煌文獻收藏單位和學者的不斷努力，目前已完成英藏、法藏、俄藏以及國圖藏、甘肅藏、上博藏、北大藏、天津藝博藏等敦煌文獻的刊布，對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隨著敦煌文獻的陸續公刊，編撰一部《海內外所藏敦煌文獻聯合總目》也有了可能，這當成為我們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此外，基于數據庫技術的國際敦煌項目（IDP）已建立起來，下一步需要繼續加強國際協作，力爭將全部敦煌文獻數字化、互聯網化，為全世界用戶提供方便。敦煌少數民族語言文獻的整理研究也需要進一步加強。目前大型圖冊《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已整理出版，極大便利了學術研究，但其他收藏單位藏文文獻以及各國收藏的吐火羅文、于闐文、突厥文、回鶻文、西夏文、蒙古文等文獻尚未集中出版，下一步應當組織相關文獻專家進行調查、整理和出版，加強對這一薄弱領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要強調對敦煌、西域出土胡語文獻的準確解讀，也要提倡將胡語文獻之間、胡語文獻與漢文文獻之間、胡語文獻與傳世典籍之間進行對照互證。通過以上措施，最大限度挖掘敦煌少數民族語言文獻的歷史和文化價值。

另外還需要加強敦煌學的宏觀研究。百余年來經過學術界的不斷努力，對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所承載的古代敦煌史地、經濟、文化、民族、信仰、職官、藝術、科技等價值已進行了大量研究，不乏一些宏著問世，但大多仍屬于微觀層面的研究。以敦煌史地研究為例，學術界已利用大量敦煌和傳世文獻進行了深入研究，成果宏富，時至今日，編撰一部諸如《敦煌通史》這樣的總結之作，時機業已成熟。2023年由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歷時十余年將此工作完成，這是敦煌學界的巨大工程。

同時應重視拓展敦煌學的研究視野，加強交叉研究。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一顆明珠，吐魯番、龜茲、于闐、黑水城等地與敦煌一樣，也出土了大量文獻文物，留下了很多文化遺跡，共同構成了古代絲綢之路最絢爛的圖景。下一步，敦煌學研究應當突破地域學的視野限制進而拓展到整個絲綢之路，加強與上述地區出土資料的交叉研究。

稀缺人才培養。根據敦煌學的下一步發展趨勢，我以為首先應當加強對敦煌學稀缺人才的培養力度，加強對薄弱領域的攻關突破。如敦煌少數民族語言文獻整理和研究之所以相對滯后，主要是缺乏人才。未來，敦煌學界需要加大對胡語文獻解讀研究后繼者的培養支持力度。

提高社會服務能力。敦煌學研究目前僅限于高校以及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和培養的學生，他們根據自己的研究專長不斷深耕探索，取得了大批成果，一步步揭開了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藝術的神秘面紗，使得我們對中古歷史圖景、社會面貌和精神文化有了全新的認識。敦煌學的本質就是通過整理國故，傳承民族歷史記憶和傳統文化。隨著敦煌學研究的不斷深化、出版業的興盛以及科技的發展，將來敦煌學可以進一步走出象牙塔，走近普通大眾。通過編撰和出版敦煌通俗著作，以敦煌元素為基礎進行文化藝術創意，建立敦煌知識數據庫、網站等方式，以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敦煌文化和敦煌藝術，這對于在新時代加強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還應當進一步挖掘敦煌學知識體系的實際應用能力，如以敦煌樂舞圖像和相關記載為基礎，重現古代樂器和樂舞文化；以敦煌醫藥文獻為基礎，研究并推廣古代中醫理論、藥方和醫術，特別是一些已經失傳的中醫精髓等。通過以上多種方式和途徑，進一步提高敦煌學的社會服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