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在北京揭曉，楊志軍的《雪山大地》、喬葉的《寶水》等五部作品獲獎。五人之中，喬葉是唯一的70后，也是我國第一位獲得茅盾文學獎的70后女作家。

記者：得了這個獎之后，對你自己作為一名作者會帶來什么影響？

喬葉：就是采訪多，正常生活節奏被打亂了。

記者：對你生活實質的影響或者工作包括寫作會有什么實質的影響嗎？

喬葉：沒有什么不一樣，我照樣要買菜做飯，工資也不會提高，可能會見到的時候說這是一個獲得茅獎的作家，可能多一個頭銜。

記者：聽到別人這么介紹心里會舒服嗎，得意嗎？

喬葉：也沒有，因為我以前得過魯迅文學獎，也是很好的獎，作家是拿作品說話的，如果你得了茅獎以后你寫不了東西了，有什么意義呢？毫無意義。

長篇小說《寶水》出版于2022年底，講述了太行山深處的寶水村由傳統型鄉村轉變為以文旅為特色的新型鄉村，生機和活力重新煥發的故事，塑造了女主人公地青萍、德高望重的老人九奶、村支書大英等多個性鮮明的角色。小說的創作開始于2014年，歷經近八年時間，正是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力開展鄉村振興的歷史階段，因此有評論說，《寶水》是描繪鄉村振興的美麗畫卷。

記者：你寫這個小說當時沒有想到正好寫作的過程，是伴隨著整個國家鄉村振興的這個政策實施過程的？

喬葉：沒想過。

記者：偶然巧合？

喬葉：我個人首先從自我的感性出發，我覺得小的東西哪怕很小很細，但是你扎得足夠深，它也能夠通到，打一口小井也能通到一個廣闊的地下河，比如河南中原的鄉村不是最先進的，不是最富裕，但是也不是最貧困的，就我看的鄉村樣本里面，它可以取一個最大公約數的這種鄉村，我不是要選一個特別孤立的例子，我就想說其實是有很多人都在這樣生活著。

喬葉是在農村長大的人，2014年，身為河南省作協副主席的她到河南省信陽市的一個村子參加活動，村子名叫郝堂村，在那里，喬葉看到了和記憶里的農村不一樣的氣象。

喬葉：當時是春天，信陽毛尖正在采茶的時候，其實是蠻有特色的，覺得特別好，我覺得首先其實是被當地農民的那種生活狀態所觸動，然后才會了解后面。

記者：什么生活狀態？

喬葉：我們老說鄉村空心化什么的，但那個村不空心化，他們家里面人整整齊齊的，孩子、青壯年、老人一家人特別團圓，外面打工的人都回來了，后來我才了解，他們村是評上的美麗鄉村示范點，村莊老有所養、少有所依，村里的小學學生也很多，他們做的民宿也很漂亮，價錢也不貴，經常有游客去村里玩，他們閑時的時候，做這種農家樂、餐飲、民宿，忙的時候也收稻子，他們種稻子，收稻子。不拋家，不舍業，在門口掙錢過日子，過得很滋潤，還是蠻自洽的，我覺得特別好。

記者：你看到的鄉村生活和你小的時候所看到的是一回事嗎？

喬葉：當然不是一回事，這個時候有城鄉交融，城鄉互動的，周邊的城里人，甚至更遠的城里人他愿意在這樣的村莊里居住，休閑，覺得是一種休閑生活，但我那時候我童年的那種鄉村，我們北方的鄉村，城鄉那時候是蠻二元對立的，覺得城里人生活是更高級的。

記者：當時你使勁讀書，可能也是某種程度上想擺脫。

喬葉：對，當然覺得說，不再是個農民身份，某種程度上是成功的標志，普遍的，大家普遍的標準是這樣的。

20歲之前，喬葉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農村度過的，她出生在河南省北部修武縣的一個村子里，母親是民辦教師，父親是村里第一個大專生。

回憶童年時，喬葉覺得自己是一只不受關注的“丑小鴨”，談不上漂亮，也說不上靈巧，唯一閃光的地方，是她的作文經常被老師拿來當范文朗讀。她憧憬能夠考上大學，但初中畢業的時候，出于現實考慮，她放棄了考高中，選擇去上了一所中等師范學校。

記者：如果要是不讀師范，繼續讀高中在當時可能嗎？

喬葉：我覺得有時候假設是沒意義的，因為當時命運就是那樣給你的，其實我當年也不是很甘心，后來認識到還是沒辦法，因為上師范是有很多種福利的，上學本身是不花錢的，全額補貼的，吃飯都不用花錢的，學費全免的，所以對農家的孩子，或者農家選擇來說都覺得是上佳選擇 。

記者：如果說學習能夠改變命運，怎么改變，改變什么？

喬葉：改變要跳出農門，因為我大哥是跳出來，我二哥也跳出來，考師范，初中畢業考中師，中師畢業就可以達到公辦教師，現在的話叫上岸了，屬于國家的人了，公家的人了，拿到工資了，這種安全感。

從師范學校畢業的時候，喬葉還不到18歲，她被分配到一所鄉村小學當老師，因為學校很少有可以交流的同齡人，喬葉就要想辦法找到能排解寂寞孤獨的方式。

喬葉：我就看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報是我們學校訂的一份報紙，有副刊，其實是很生活化的散文，看了會有親切感。我覺得我也能寫，可能會這樣，所以我當時就給他們投稿了。

記者：寫作總是有目的的，在當時那段時間寫作是為了什么？

喬葉：就是可能性，除了我正常教書或者說這種正常上下班，這種生活之外是有別的可能性。

1993年2月，中國青年報副刊發表了喬葉的散文處女作《別同情我》，父親身患癌癥去世的那一年，喬葉才15歲，六年后，她用這篇文章懷念父親，文中她寫道：“我父親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平時感受不到他存在的意義，他去世了，感覺這個家的天塌了。父親的存在就像身體的骨架，雖然看不到，但他就是支撐。而母親的意義則像衣服，溫暖把你裹起來”。

喬葉：我一直在文學的道路上還挺受寵愛的，沒有被退稿，中國青年報一年可能都能發十幾篇那種，在地方上還不是很多見。

喬葉原名李巧艷，喬葉是她給自己起的筆名但隨著發表的文章越來越大，她的原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

記者：這個筆名是怎么來的？

喬葉：筆名就是因為投稿怕退稿，那個時候有退稿，第一次投稿的時候，我想如果退給我，比如說退給小李，大家都知道是我退稿了，就很丟人，我要起個筆名。

此后，喬葉的散文創作一發而不可收，《愁嫁》《不做情人》《一個女孩的自知之明》等十幾篇散文先后在中國青年報發表。同一時期，《青年文學》《散文百家》《散文》《人民日報》等全國各大報刊也開始發表喬葉的作品。其中，《愁嫁》多少帶有征婚的意味。

喬葉：我那時候也沒有成家，因為長得也不行，其貌不揚，脾氣有一點古怪，沒有感情生活，對自己的感情生活莫名也覺得很絕望。我寫征婚啟事，我想還要掏錢，征婚啟事要花錢的，按字數收費，我說能不能寫篇文章，表示征婚，同時又可以掙點錢的，那種心理還挺可愛的，寫什么，一個女孩的自知之明，愁嫁。

記者：有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又征婚了，又賺錢了？

喬葉：當時好多來信，掙了稿費，中國青年報的稿費還不錯。

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喬葉的第一部散文集《孤獨的紙燈籠》，發行兩萬余冊，寫作的過程成了喬葉的離鄉之旅。

1998年，喬葉被調到修武縣文聯。2001年，她又被調到了河南省文學院。2007年，35歲的她當選為河南省作協副主席。

記者：一路從村里面的學校寫到縣里，再寫到省里，你對自己的判斷是什么，我還可以走多遠？

喬葉：到省里之后覺得自己很差，因為到省里那個機構，比如像文學院就很專業，職業寫作，專業作家扎堆的地方都很厲害，大家都很厲害，我完全是個小白，非常崩潰。因為大家的閱讀，人家都是經典閱讀的，讀卡爾維諾、博爾赫斯，讀這些國外經典，我都沒讀過，聽都沒聽說過。我的經驗就是瞎看書，閱讀層級是不行的。

記者：來得及補嗎？

喬葉：來得及的，文學很寬容，文學在時間意義上對年齡也很寬容，對我們的無知也很寬容。像我這種無知的，你也會有充分的時間去補課，我那時候大量補課。

在文學前輩的幫助和鼓勵下，喬葉暫時放下已經寫得順風順水的青春美文，開始轉型寫小說。此后，她依靠小說先后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小說月報》“百花獎”、十月文學獎、北京文學獎、錦繡文學獎以及中國原創小說年度大獎等。2010年，她以廣受好評的中篇小說《最慢的是活著》榮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在這個過程中，她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那個河南省北部的村莊由于物是人非，在她的腦海中出現的次數越來越少了。

喬葉：因為我父母去世很早，我15歲的時候我父親就去世了，我22歲我母親去世，其實你看我那時候就是我父母都不在了，父母不在以后這個家最根基的部分其實就松動了，所以就會聯系相對少。還有比如我老家那個鄉村因為離焦作市比較近，會被拆遷，現在沒拆完，拆了一半，記憶中那種完整的鄉村形態不復存在了，但其實在我心里面它一直很深地存在著，其實我是很想表達。

記者：這個我能理解，因為人的成長其實越長大就越想追尋自己小的時候成長的一些細節。

喬葉：對，要看到自己的來處，是怎么過來的。

喬葉說，寫作的本質是回憶，即不斷回望自己走過的路，用文學的方式把它表達出來，喬葉對童年和鄉村的回憶在2014年的郝堂村被觸動。郝堂村是我國確定的全國“美麗鄉村”首批創建試點，它和喬葉記憶中逐漸凋敝的村莊不一樣，寫鄉村的想法由此萌生。

記者：但是你要為這樣的一個事情，你要付出八年的時間，不管是你可以同步干別的，但是這是一個很專注的一段時間，你要鎖定目標，但問題是萬一鎖定錯了呢？

喬葉：不會，這個我覺得還是有信心的。

記者：為什么？

喬葉：寫作從來不負我，另外，你要預設什么標準，我要將來得獎或者怎么樣？如果我沒有得到我就失敗了，不，我從來不這樣想，我從來沒有，我只為寫作本身服務，我從來不恐懼我寫什么或者得不到什么，我最恐懼的是對不起我素材本身。

記者：回過頭來，你2014年動這個念頭的時候，動的是什么念頭？你想為什么而寫，寫出什么來？

喬葉：當時我心里面有一個種子被碰了一下，我突然想起我童年，就是我對我童年的或者青少年生活的鄉村是不懂得的，不了解的，我其實像把它封存到冰箱里一樣，那塊經驗是封存的。但是可能我想命運一直在給我一個機會怎么樣激活它，所以反而是一個他鄉的村莊把我那塊記憶給激活了。

確定了方向之后，喬葉便開始了“跑村”和“泡村”的前期準備工作，她不但跑過江西、甘肅、貴州等地的村莊，也跑過浙江蕭山、溫州等地富庶的村莊，河南的村莊跑過的就更多了，“泡村”則是比較長期、專注地跟蹤幾個村子近年的變化。

喬葉：其實很多時候是做準備的時間，因為我本能知道寫作鄉村是非常復雜的事情。

記者：為什么？

喬葉：因為鄉村其實就是我們行政意義上最小的那個村莊，就像我們手指頭這種，它牽連很多神經，真的是千絲萬縷，政治的、經濟的、社會學、人類學、植物，還有自然性，比如寫山村的時候，還有山村整個的物候，四時流轉，莊稼什么季節開什么花，強大的自然性，但是這些都還是相對好準備的，就是知識類的。

記者：難在哪兒？

喬葉：難在很多，很多難點，比如說學術準備，學術上也是要準備的。

記者：什么是學術準備？

喬葉：因為你要寫一個當下村莊的時候，比如寫它的鄉村建設，我就看我們國家鄉建的歷史，以為鄉建是個很新的詞，但實際上往前梳理的時候，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其實都有，民國的時候，梁漱溟先生、陶行知先生、晏陽初先生他們其實都進行過鄉村建設，平民教育試圖在鄉村里面是哪位先生說的，先要農民化，再去化農民，我當時看到這個觀點，我覺得真是厲害我們前輩，先要農民化，就是知識分子想去改造鄉村，你先要把自己變成農民，和農民無限接近叫農民化，才有可能去化農民，才有可能提升或者怎么樣去實踐自己的教育理想，就是這種脈絡我覺得都要有，但實際上在小說里可能一句也沒有，但我希望知道這種，盡可能多掌握這種。

在長達三十年的寫作生涯中，《寶水》是喬葉寫得最有耐心的一部小說，封存于童年記憶的鄉村和現實中的美麗鄉村連接在一起，喬葉想要呈現的是鄉村的豐富性和復雜性。2020年11月，通過人才引進，喬葉由河南調往北京，2021年8月，喬葉當選北京作協副主席。2023年4月份，在茅盾文學獎頒發之前，《寶水》獲得了“2022年中國好書”的稱號。

記者：從一開始我們兩個在交流的時候，你就一直在說可能性，你一路就是在探索各種各樣的可能性，當你站在現在這個可能性很多次累加之后，這樣的一個點上，你怎么回頭看自己在種種的關口，做出的可能性的選擇？

喬葉：我覺得還是蠻幸運的，我覺得我有時候也不能說很偏執，有時候是很單純的人。剛才咱們倆聊的寫小說本身，我就先專注于小說本身的創作，其他小說之外的我都不考慮。比如我當時從縣里到省里面去工作的時候，我在縣里面當時也是縣文聯副主席，20多歲，當然也會有人勸我，說你到鄭州也是一種冒險，你有可能啥也寫不出來，你到那當專業作家，可能都是未知的，我覺得目前是我最想做的，那我就做，我還是探索這些未知的。

喬葉：確實是我還蠻喜歡用可能性這個詞，包括在北京到北京來，人到中年，快40多歲，包括讀北師大的碩士，很老了，但我想，我還是很想在北師大這種高校文學氣氛很濃厚，盡管是老學生，但我覺得有這樣的氣氛是不是會更好？我是不是還有成長的可能性，進步的可能性？寫作這一點特別迷人，我現在50歲，其實還不到51歲呢，那么會想說，我是不是還可以寫出更好的作品？就是比《寶水》好，一直在成長學習和進步中，我覺得這是特別迷人的。(央視新聞客戶端 記者丨董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