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西走廊的張掖市區西北不到20公里處，有一片荒廢的遺址，這里保留了史前至歷史時期大量的文化遺存，主要包括西城驛遺址、漢代建筑遺址、黑水國南城、黑水國北城、古寺院遺址、古屯莊遺址及漢晉墓群，遺跡分布范圍為16平方公里。2001年，黑水國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沙草迷離的戈壁邊緣與樓蘭古國一樣具有神秘色彩的黑水國，留下了太多的謎團。怎樣的河水會被稱為黑水？又是怎樣的一座古城被人叫做黑水國？它是如何走進歷史走進繁華又悄然消逝？帶著這些問題，新疆大學的竇開龍博士接受“道中華”專訪，就此進行了解讀。

黑水國，顧名思義，與“黑”與“水”有關。至于具體得名，有不同版本。第一種版本是這里有一條發源于祁連山的河流叫黑河，周圍是黑土，經常泛濫，河水夾帶黑色沙土，一片黑暗，“黑水國”因此得名。第二類版本是這里居住過月氏與匈奴等少數民族，他們皮膚黝黑，因此所建國家被叫做“黑水國”。第三類版本是黑水河邊，有一城市，附近有一個大窩，被叫做“黑水窩”，后來被誤傳為“黑水國”。

黑水國，有很多傳說。例如，西游記中的唐僧西天取經時，就路過黑水河，然后去了高老莊、火焰山；隋朝時，一位白胡子白頭發老人來到這里，大聲叫賣“棗”“梨”，當時駐軍首領覺得事有蹊蹺，擔心有災害發生，立刻率領全城百姓逃離，結果特大沙塵暴刮來，城市被埋于沙丘之下，毫無蹤跡，從此國家滅亡。

這些地名來源與傳說背后的真相，誰也無法說清楚，只是增加了黑水國的神秘與久遠。但是，那些黑水國遺址，那些考古文物，那些史志記載，卻是實在的。他們真真切切見證了歷史的變遷，反映了黑水國的興衰起伏。

青銅時期，由于這里有河流、草原、土地，我們的先民就選擇在這里生活。他們主要依靠游牧為生，有的漁獵，很少一部分從事農業。近百年來，考古學家在黑河附近馬家窯文化、半山文化、馬廠文化、齊家文化、西城驛文化、四壩文化等遺址中，發現大量石頭制作的刀、斧、磨、鏃等工具，有力驗證了這一歷史事實。

商代到西周時期，黑河流域及廣大的河西走廊，為羌人占據，他們“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在這里游牧為生，先秦至秦代，這里活躍著烏孫、月氏、匈奴等民族。實力強大的月氏人在此修城，曰黑水國，匈奴頭曼單于不得不將王子冒頓作為人質獻給月氏，烏孫則不得不西遷新疆伊犁；其后，匈奴強大，打敗月氏，張掖郡及黑河流域為匈奴渾邪王地。此階段，黑水城北城得到擴建。先前占據此地的月氏王被殺，頭蓋骨被作為酒器，族人大部分遠遷到了阿姆河一帶，留下的被叫做“小月氏”，居住在今敦煌一帶。

漢武帝時期，漢武帝派遣霍去病帶兵來到河西走廊，打敗匈奴，設張掖郡，河西走廊以及黑水國從此正式納入漢政府管理版圖。

唐代，政府在黑水國北城內置驛站，同時開始修建南城，城東西距離約248米，南北距離為222米，四角建角樓。

宋代時期，西夏王朝設置“黑水鎮燕軍司”，治理黑水城周邊地區，城內人口逐漸增多，商業趨于繁華。

蒙元時期，成吉思汗打敗西夏，城內士兵或逃亡或被殺。忽必烈即位后，擴建黑水城，在這里設置“亦集乃路總管府”，黑水城重要性極大提高，成為西北地區的軍事、政治、文化中心。

明代，朱元璋派遣馮勝率軍來到河西走廊。由于受到強力阻擋，為打敗黑水城內的元軍，馮勝命令士兵修筑堤壩，攔截黑河水，最后城內缺水，元軍逃亡。戰爭雖然取得勝利，但由于水源干枯，沙漠逼近城池，城市逐漸荒蕪。

此后，黑水國消失于人間。1941年9月，于右任與一些考古學家前來考察時，這里的景象是：“沙草迷離黑水邊，何王建國史無傳。中原灶具長人骨，大吉銘文草隸磚?！?/p>

黑水國的消失，當然首先與戰爭有直接關系。由于地處絲綢之路要塞，西可打通西域中亞，東可進入隴右中原，北可抵達蒙古草原，西南可去青藏高原，這里戰略價值極其重要，月氏、烏孫、匈奴、漢、西夏、吐蕃、回鶻、蒙古等政權無不將這里看作軍事要地，力爭通過軍事手段據為己有，保障自身安全，然后以此為基點對外用兵，控制河西走廊周邊地區，擴大對外影響力。

于是，幾千年來，這里戰事不斷，硝煙四起，政權更迭頻繁，很難有持久的和平環境來建設城市，開展商業貿易，發展文化教育與經濟。每一次戰爭爆發后，百姓為求保住性命與生活，都大量逃亡，原來耕種的田地被荒蕪，原來繁華的商業陷于蕭條，居民數量銳減，根本無法形成大規模人口與產業集群，很難維系城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背后的氣候因素不得不提。4000多年前，這里氣候暖濕，水源充足，沼澤湖泊很多，大山上長滿落葉闊葉林；此后，北方氣候雖然偶有轉暖現象，但整體干旱趨勢非常顯著，降雨量減小，蒸發量增大，植被減少，樹種數量變少，一些森林草原成為干旱草原，河西走廊生態環境隨之發生巨大變化，生態加劇惡化，沙塵暴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

對此，地方史志多有記載，如：“（西漢）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四月壬寅晨，張掖大風從西北起，天氣赤黃，夜雨，落地為黃土”；“（西晉）永康元年（30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張掖大風由西北向東南猛刮，折木，飛砂走石，次日方息”；“（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七月，張掖、東樂、山丹等地大風，晝晦。五色如電，三、四小時后，雞早鳴”。這些災害反過來加速了河西走廊的生態惡化。

不合理的、掠奪式的生活生產方式是最關鍵因素。一方面，安史之亂后，吐蕃、西夏、回鶻等游牧民族先后進入黑河流域，并將居延河流域上游土地轉化為牧場，而水利設施得不到修建與恢復，下游自然難以得到水源，原來的屯田區域變得蕭條，沙漠化加劇，河西走廊成為了“旱海不毛之地”，一些植被由于缺水與沙塵暴死亡，區域生態惡化。

另一方面，從公元前121年開始，中原王朝政府就開啟了河西走廊開發模式，修筑軍事防御設施，同時為戍邊采取了移民實邊與屯田政策，大量中原或者江南等地的移民自發或者被政府安排到來，修建水利，濫伐森林，將草原轉化為耕地，擴大土地，廣種薄收，導致河流干枯，原始綠洲面積減小，草原沙化，植被減少，生態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這樣的背景下，黑水國徹底消失了，西域的樓蘭古國消失了，高昌古國消失了，留下一個個無奈的文明之殤。

黑水國的消亡，昭示了生態文明的重要性。歷史上，人類為了自身利益與所謂的“發展”，總是將大自然當作資源庫，無限制加以索取，不加節制，不擇手段，不計成本，不慮后果，結果往往付出慘重代價。人類應該對大自然保持必要的尊重，心懷敬畏，遵守基本的科學規律，而不可把自己看得無所不能，否則將自食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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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竇開龍，男，漢族，甘肅古浪人，蘭州大學民族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地理學博士后，四川大學經濟學博士后，現為新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主持完成及在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3項，出版《絲路旅游發展模式研究》（三卷本）、《甘肅文化旅游開發論》《民族地區旅游發展研究》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