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考古學界流傳一句話，“沒有哪處遺址的重要性超過殷墟”。

這座中國連續發掘時間最長、清理遺跡最多、出土文物最豐富的古遺址，今天已不僅僅意味著一座商代都城的舊址，更是中華文明探源最為關鍵的節點之一，世界范圍內公認的人類早期文明重要遺存。

更令人驚嘆的是，殷墟也是一座“歷久彌新”的遺址，時至今日仍不斷有新發現，講述一個又一個引人入勝的文明源流故事。

再有新發現

已經歷經90余年的殷墟考古，仍然常常能帶給世人驚奇與震撼，今年也不例外。11月10日，國家文物局圍繞殷墟考古新成果在北京舉行新一期“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工作會，殷墟外圍聚落考古的眾多發現讓考古學界興奮不已。

發布會的焦點是距離殷墟宮殿核心區10公里的辛店遺址，這是迄今發現的商代晚期最大面積的鑄銅遺址，總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出土各類陶范、芯、模、爐壁殘塊等約40000塊，磨石、制范工具、骨蚌器等數百件，商人領先世界的鑄造技術于此可見端倪。值得注意的是，辛店遺址是一個“居、葬、生產合一”的大型聚落，這在考古學家看來格外具有研究價值。

作為商都“大邑商”的重要組成部分，辛店遺址佐證了中國早期文明的“低密度城市化”。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所言，這一新發現表明，商都可能存在“衛星城”。這就使得殷墟考古需要進一步擴大探察范圍，也需更為立體地認識商文化的豐厚遺產。

1949年以來，連續73年的殷墟考古陸續發現殷墟宗廟宮殿區、居址區、王陵區、墓葬區、手工業作坊區等重要遺跡，還發現與之毗鄰的商代中期都城洹北商城。在這一過程中，出土大量甲骨文、青銅器、陶器、玉石器等各類珍貴文物，基本廓清殷墟的分布范圍與結構布局，構建起殷墟文化分期編年體系，為探索早商乃至夏代考古學文化提供了基礎，商代都城制度、墓葬制度、祭祀制度、手工業生產體系等方面的綜合探究，實證了文獻記載的商代歷史，系統展現了商代社會文化面貌、商代文明發展成就。

從殷墟到“大邑商”

回望殷墟考古史，20世紀前半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的15次發掘已經成為中國考古史奠基時刻的傳奇。

實際上，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殷墟考古的收獲，意義之深遠不在前輩篳路藍縷之下。

1999年，殷墟王陵遺址旁又發現一處新的城址——洹北商城。經審慎考證，專家認定這里就是商代中期都城。這一發現，彌補了商代考古學框架的重大缺環，考古證商史最令人遺憾的一段空白，由此得以彌補。

2015年至今，洹北商城考古發掘成為殷墟考古的工作重心，鑄銅、制骨、制陶等手工業的作坊區陸續重見天日，商代中期都城的風貌不再神秘。

現在，學界公認洹北商城的考古發掘是近20年殷墟考古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令我們得以更充分認識商人繁盛王都“大邑商”的規模。

布局是都城考古的核心，而道路是城市的經緯。以道路為線索探尋殷墟都城布局，嘗試連通不同功能分區，是殷墟考古人近20年來努力的新方向。宮殿區前寬達10余米的兩條主要干道、洹河北部的多條道路組成的路網、由交叉道路形成的街區等，道路的一系列發現讓3000多年前都城格局逐漸清晰。

以手工業作坊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手工業考古，近20年來在殷墟方興未艾。根據目前發現，在殷墟至少有5個青銅鑄造作坊，其中孝民屯村鑄銅作坊一處即出土7萬余塊陶范。此外，還發現3個骨器鑄造作坊，據測算生產的骨笄等骨器多達1000萬件，其中鐵三路制骨作坊僅制骨廢料就多達36噸，令人驚嘆。

據考古學家估測，殷墟總面積在36平方公里左右，1928年至今，發掘面積仍不到總面積的5%。

甲骨研究不斷深入

1931年，梁思永主持殷墟后岡遺址發掘時，發現考古學史上著名的“后崗三疊層”，即仰韶文化層、龍山文化層、商文化層由下而上層疊分布的三層堆積，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中華文明從史前到歷史時期一脈相承，有力駁斥了“中國文化西來說”，成為現代中國學界重塑文化自信的標志性事件。其后，不斷確證這一判斷的重要材料，就是在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

今天考古學界的共識是，殷墟出土的極為豐富的文物中，甲骨是分量最重的一類。作為形成期中華文明最重要的見證，甲骨文自初次發現120余年以來，在中國大地上最重要的出土之所還是殷墟。

安陽殷墟較大規模出土甲骨文迄今共有3次，即1936年發掘小屯村北YH127甲骨窖穴，1973年發掘小屯村南地甲骨窖穴，1991年發掘洹南花園莊東地H3甲骨窖穴，合稱“甲骨文三次大發現”。到目前，殷墟出土16萬多片甲骨，發現單字約4500字，已釋讀約1500字。正是有了甲骨文的憑證，中國信史得以向前推進了約1000年。

今天，甲骨研究已經成為多學科協同攻關的一門人文科學，甲骨上的筆劃和微痕得以精密分析，甲骨文的釋讀成果有了完備的數據庫。作為認知中國早期歷史和古代文明的重要門徑，甲骨學已經成為一門世界性學科。（記者譚逸帆于《半月談》2022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