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考古學者看來

如果說中華文明形成于五千年前

那么賈湖遺址告訴我們

在八千多年前

已經出現文明的曙光

劉正國把樂器舉到嘴邊，全場安靜，一串高亢嘹亮的聲音飄了出來。9月28日，東方衛視《何以中國》特別節目上，劉正國吹奏了一首為這種樂器量身創作的樂曲。

這支樂器只有筷子長短，由大鷹的尺骨制成，溫潤淡黃。他稱之為骨龠（音同“悅”），更多的人稱其為骨笛，源自河南舞陽賈湖。八九千年前，賈湖先民發明了這種樂器。

1986年，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的古墓葬里首次出土了骨笛。當時的人們用丹頂鶴等禽類尺骨為材料，截去兩端關節，取中間一段直骨，鉆上兩個至八個孔洞，制成了音階準確的樂器。2001年，上海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演奏家劉正國第一次舉起骨笛，吹響了八九千年前的聲音。

賈湖因為骨笛名震天下。這處遺址被視為新石器時代前期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1999年，英國《古物》雜志發表賈湖骨笛研究成果，并以骨笛照片作為封面，打開全球知名度。因為骨笛，以及甲骨契刻符號、綠松石飾品等文物，賈湖遺址顯示了較為發達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這處遺址距今9000年至7500年之久，八九千年前的中華大地上，社會發展程度已經遠超我們想象。

在一些考古學者看來，如果說中華文明形成于五千年前，那么賈湖遺址告訴我們，在八千年多前，已經出現文明的曙光。

今年以來，“中華文明探源”的話題愈發被人關注，用考古學證明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被公眾所知。而考古學者早已將文明起源的探尋上溯至八千年前。透過賈湖，我們可以看到八千年前最領先的族群如何生活。

最震撼的證據

劉正國對第一次摸到賈湖骨笛記憶猶新，那是2001年7月一個酷熱的日子，當時他正在合肥，接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邀請，去往該校的專家樓，桌上擺著三根骨管，上個月剛從賈湖考古工地帶回來，屋子里還搬來了專業的錄音設備和一臺電腦。

他是被邀請來為骨笛測音的。他是知名演奏家，專長笛子，但研究龠、籌等古代樂器已有將近十年。連續兩晚，他依次演奏了三支出土的骨笛實物，這可是八九千年歷史的珍貴文物，他拿起時都有點發抖。

這三支骨笛分別是無孔、二孔和七孔三種形制，眾人最期待的是七孔骨笛。那根七孔骨笛通體棕亮光滑，古樸漂亮，曾經整體斷為兩截,此時已經修復好。歷經幾千年掩埋,骨笛已經接近石化,聲調略高，劉正國對嘴一吹，聲音比他想象得還要清脆嘹亮。

那兩晚，他樂此不疲地吹奏了十幾支曲子，都是《梁祝》《沂蒙山小調》《春江花月夜》這類民樂曲。他翻來覆去變換吹奏角度，嘗試各種宮調，力圖窮盡骨笛發聲的可能性，越吹狀態越好，“勝于絲竹”。最后，他大膽嘗試了更為復雜的“翻七調”——將一首曲牌的曲調進行七個調門的翻奏，通過七次翻奏最終返回起始調，是一種高超的民間演奏技巧。七孔骨笛完成了復雜的“七調還原”過程。劉正國得出結論：七聲齊備，嘆為觀止。

這次測音的主持者是中科大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王昌燧，監測者是同系教授張居中，他也是賈湖遺址考古發掘領隊。1984年，賈湖遺址第二次發掘時，張居中從鄭州大學考古系畢業進入河南考古所剛滿兩年，任第一研究室副主任，初次進入賈湖遺址，擔任考古發掘現場實際負責人。一直到2013年，他領導了七次賈湖發掘，是最懂賈湖的人。

賈湖遺址位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陽縣賈湖村，地理位置在黃河與淮河之間，古時水系發達，地形平坦，是宜居之地。賈湖遺址北面是寬闊的沙河，自西北洶涌而下，環繞東行，一瀉千里。灰河從遺址西面蜿蜒而過，注入沙河。南面的泥河離遺址最近，僅一公里，貫穿舞陽縣全境。賈湖村西南有一片小湖泊，即是賈湖。賈湖遺址周邊堪稱水草豐美，動植物種類豐富。然而這里也是洪水泛濫之地，最終也是因為一場巨大的洪水而被廢棄。

賈湖遺址最早于上世紀60年代露出端倪，舞陽縣文化館文物干部朱幟下放到賈湖村勞動時，經常在溝坎、井壁上發現紅燒土、紅陶片等遺存。70年代中期一場大洪水，將賈湖村的房子沖得只剩一間，重修護莊堤時，石器和陶器不斷出土，再次引起朱幟的注意，他向河南省文物局作了匯報。

1983年，賈湖遺址考古發掘正式啟動。從1983年到1987年，賈湖連續進行了六次發掘，最重要的文物都在這段時間被發現。21世紀以來，為了配合考古系學生實習和遺址公園建設，賈湖遺址又于2001年和2013年開展了迄今最后兩次發掘。

考古工作者在賈湖遺址找到了40多支骨笛，大量龜甲碎片——其中有的留下了人為刻劃的符號，陶、石、骨等出土物共計5000余件。八次發掘總面積約3000平方米，略小于半個足球場，大概占整個遺址5.5萬平方米的1/18。對于考古遺址來說，這已經算是較為充分的發掘了，很多大型遺址半個世紀才揭開百分之一。

在中國考古史上，賈湖遺址是距今八九千年時間段上最為發達的遠古聚落之一。彼時新石器時代剛剛揭幕兩千余年，人類不久前才從洞穴里走出來，正笨拙地開辟農業，嘗試著種植植物、馴化動物。而賈湖卻展示了一幅并非全然原始落后的面貌，超越了人們對于文明起步階段的認識。

“在我看來，那是最偉大的發現之一。陶器、骨器、綠松石的制作，尤其與天文歷法、占卜有關的出土物，給我們很大的沖擊。”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韓建業認為，在八千年中華文明起源階段，最震撼、最直接的證據就是賈湖。

今年10月，在賈湖遺址的地面上，一座俯瞰如迸濺水滴的賈湖遺址博物館正準備試運營。賈湖遺址管委會辦公室主任武艷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迸濺的水滴寓意賈湖文化是“九千年文明之源”。賈湖遺址博物館位于賈湖考古遺址公園內部，284公頃遺址公園中最具吸引力的景觀，無疑是保護下來的發掘探方。一條木棧道貫穿發掘區域，參觀者可以深入考古第一現場。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復制品被還原為出土時的狀態，呈現出逼真的現場感。

武艷芳說，賈湖遺址博物館將有400余件套藏品可供展出，包括炭化稻米、契刻符號、成組龜甲、叉形骨器、陶鼎、綠松石等。一支七孔骨笛，堪稱鎮館之寶。

骨笛或骨龠？

對賈湖骨笛的研究持續至今。它拉長了中國的音樂史，也為中國考古學帶來新鮮的元素，更讓我們對遠古社會的想象變得具體而鮮活。“當時人們的精神生活應該是比較豐富的，也是很愜意的。雖然物質條件還不太豐富，但遠遠不是我們想象中貧瘠乏味的原始景象。”中科大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賈湖遺址考古發掘領隊張居中說。

骨笛是在賈湖的第四次發掘中出現的，當時是1986年春天。五一勞動節那天，考古人員楊振威和技工賈分良急忙來找張居中，說挖出了兩支“笛兒”。張居中不解其意，下到探方看了看，果然有兩支骨管，放在墓主人左股骨兩側，骨管一側都鉆了7個孔。看似笛子，但沒有吹孔和笛膜孔，顯然不同于現代橫笛；也不是簫，因為沒有吹奏用的山口。

更多的骨管陸續出土，大家一時不知道怎么稱呼，發掘日記上有的記為“穿孔骨管”，有的寫做“笛形器”“簫形器”，也有人直接記作“骨笛”。

恰巧同年8月，一批中國音樂史界的權威專家來到鄭州，參加紀念明代音樂家朱載堉誕辰450周年的會議。張居中與兩位同單位的考古專家，帶著一支保存完整的骨笛，來到音樂家下榻的鄭州國際飯店，請他們鑒定。那天晚上，他們敲開了住在一樓的一位專家的門，這位專家看了看，搖搖頭說，管細孔小、聲音比較尖，可能不成音列，也許是打獵時模仿動物聲音的骨哨，不是樂器。一盆冷水澆下來，他們不好意思再找其他專家獻丑了，悻悻而歸。

那年頭，各地發掘出了稀罕的文物，都會專程帶到北京，請頂尖的考古學專家們過目鑒定。1987年夏天，張居中與河南考古所的領導、同事帶著幾件出土物前往北京，拜訪考古、古文字和音樂界專家，所帶的出土物包括保存最為完好的一支七孔骨笛，三片契刻符號較成型的龜甲，以及一支柄形石飾。

他們找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蕭興華，蕭第一眼見到這支骨管便大吃一驚，因為其構造與新疆哈薩克族的樂器斯布斯額和塔吉克族的鷹骨笛極為相似，他當場就稱之為骨笛。蕭興華又帶著他們去中國民族樂團找團長劉文金，排練中場休息時，劉文金找來幾位管樂手試吹。前六個樂手都沒吹出聲音，第七個樂手寧保生拿著骨笛，覺得接近于河南民間樂器“籌”，應該斜吹，試著將管口傾斜45度。聲音出來了，而且吹出了音列，音準無誤。

蕭興華說，衡量音樂文化的標志，是音階的形成。舊石器時代晚期出現了四聲音階，主要用在勞動號子上。為了用聲音表達更復雜的情緒，人類將四聲音階發展成五聲音階，音樂文明由此翻入新的一頁。而賈湖骨笛的測音結果表明，它已經能奏出完整和相當準確的五聲音階。可以說，在賈湖遺址的年代，居住在中原的先民早早地進入了音樂文明時期。

在世界范圍內，多個大洲的遠古先民各自都發明了骨笛。迄今發現的最早的骨笛，可以追溯至近4萬年前。2008年，德國蒂賓根大學考古團隊在德國西南部Hohlefels遺址的巖洞中發現了一根約3.5萬年前的骨笛，原材料為禿鷲翅骨，長約22厘米，有5個按孔。法國比利牛斯山脈出土過22根距今約3萬年前的鹿骨骨笛，奧地利也發現了1.9萬年前馴鹿脛骨制成的骨笛。一些考古學者認為，骨笛或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樂器。

第一次見到賈湖骨笛幾個月后，蕭興華約定音樂家黃翔鵬、童忠良和兩位工程師專程前往鄭州，帶著當時最先進的測音儀器——Stroboconn閃光頻譜測音儀為骨笛測音。整整一周時間，他們對骨笛進行了音序測試，還錄下了河北民歌《小白菜》的調子。相當準確的音高和堅實嘹亮的音色，令在場的人大為震驚。初步研究結論為，賈湖骨笛是一種樂器，這一發現可以改寫中國音樂史，在世界音樂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從此，在音樂史學界，賈湖骨笛被視為中國音樂文明的源頭。

另有一件或許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關于骨笛的命名，學界一直有不同聲音，主要來自于劉正國的堅持。笛在文獻中出現較晚，《詩經》《左傳》等先秦古籍有關音樂的記載中，涉及“笙、簫、龠、管、篪”等眾多古代管樂器，卻并沒有笛。漢代馬融在《長笛賦》中說，“笛生乎大漢”。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原所長黃翔鵬曾就賈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種觀點，他認為一個祖先有很多后代，不應以其中一種后裔之名給祖先定名。賈湖骨管是中國管樂器的祖制，不應該用晚出現的名稱為早出現的樂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種后代的名字，就以當下最自然、最簡單的命名，稱“笛”即可。就此中止了當時對賈湖樂器定名的討論。但劉正國認為，以笛來命名，顯然同樣難逃“以后裔之名為祖先定名”之嫌。

劉正國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決定一件管樂器名稱的關鍵，在于形制和吹法，吹法尤其重要。賈湖骨管的吹法與笛截然不同。笛無論豎吹還是橫吹，都有吹孔，吹孔可以管理氣流，使得聲音純凈通暢。而賈湖骨管沒有吹孔，兩端直通，吹奏時需要稍微傾斜，氣息才能暢通。如果豎吹，氣息在管端受阻，發音擠壓太大，是硬逼出來的聲音,音量尖細微弱,音域也不夠寬闊。因為吹法導致的發音方式的不同，形制類似的管樂器擁有了不同名稱，比如笛與簫、管、篪的差別。他因此認為，既然賈湖骨管與笛的吹法差別甚大，應該有別的名字。

根據劉正國的考證，賈湖骨管應該是龠。文獻中有“龠如笛”的記載，兩者外形相似。龠是上古樂器，演變為宮廷雅樂的樂器，在先秦文獻中已有大量記載，甲骨文中也常見。但秦漢以后龠迅速式微，到音樂文化高度發達的唐朝，已經見不到只言片語。郭沫若曾對甲骨文的“龠”做過考釋，他從字形來看，認為龠“像編管之形也”。此后，學界遵照其意見，認為龠是排簫那樣的編管樂器，流傳兩千余年“龠如笛”的單管之說被廢棄。劉正國認為，郭沫若的說法是一種誤讀，只是依靠字形釋讀，并沒有對音樂史的嚴格考證。

對于賈湖骨器的命名，張居中也沒有很確定的想法，他說考古界尊重音樂界的意見。“音樂家們什么時候達成一致意見，我們就跟著他們叫。沒達成意見，暫時就先叫做笛。”

后來這么多年，學界未再就定名展開重新討論，似乎這只是一件不太重要的事。唯有劉正國多年來一直執著于此，“只要是真的，他們遲早都要接受。”他多次對河南省博物館提過，他們那支作為鎮館之寶的賈湖骨笛，就算不改名，也應該把“龠”的提法附在后面。

賈湖的精神世界

賈湖骨笛有一種橫空出世的姿態，很奇特、很先進，但很難與前后時代的文化現象產生勾連或聯想。但龜甲就不一樣了，龜甲注定會讓人聯想到甲骨文。龜甲上是否有文字，是當時賈湖考古工作者最掛念的事情之一。考古專家賈洲杰戴著老花鏡，在探方下面，他經常把老花鏡反過來當放大鏡，查看新出土的龜甲片上有沒有字跡或刻痕。

突破發生在1987年5月，一座老年女性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類似劍柄的石器，頂端弧面上清楚地刻著一行符號。工地上一片歡騰，當晚買酒買肉加餐慶賀。更重要的發現出現在次日上午，張居中在一座墓葬清理隨葬龜甲時，一片龜腹甲上隱約透出刻痕。他按捺住激動，捧著龜甲去旁邊積水的坑里，用刷骨頭的刷子蘸水清洗了一下，一個“目”字形符號浮現出來，與甲骨文的“目”字幾乎完全相同。隨后，其他墓中出土的龜甲片也發現了刻痕，骨笛、杈形骨器、石器和陶器上也陸續發現了符號，一共有十幾個。

甲骨文出土于商代晚期的殷墟遺址，距今3300年左右。從賈湖到殷墟，隔著漫長的五千年，甲骨文會是賈湖龜甲符號的后裔嗎？在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看來，這正是牽動中國考古界的重要謎團之一，“賈湖龜甲上刻畫的符號，跟甲骨文同屬方塊符號系統，中間五千年的間隔到底怎么來看？”

1987年，張居中帶著骨笛去北京鑒定那次，也帶上了三片龜甲。他拜訪了多位古文字學家，得到三種意見：一種以甲骨文專家胡厚宣為代表，認為就是當時的文字；一種以古文字學家李學勤為代表，認為應該是具有一定原始文字性質的刻劃符號；一種以古文字學家裘錫圭為代表，認為只是一種記號。對于賈湖符號是不是文字，暫無定論。不過很多學者認同，賈湖龜甲的功能與殷墟甲骨類似，都是占卜。張居中的觀點是，賈湖的契刻符號分記事、記數和占卜三種用途。

賈湖龜甲還有一處令人吃驚的設計：隨葬龜甲數目都是8、6、4等偶數組合，龜甲內大多還放有數量不等的石子，顯然是一種儀式的反映。中國古代占卜術有兩大系統：灼卜和筮占。灼卜需要火燒，如殷墟甲骨；筮占與數占關系密切，使用數字組合變化來預測吉兇，并由此演變成八卦。張居中在考古報告中提出，賈湖遺址盛放著石子的龜殼，可能就是一種數占法。“靈龜”被認為是可通天地鬼神的靈物，將特定數量的石子放入龜甲，或許是為了與神靈溝通。不過另一些專家認為，石子可能是發聲用的，即所謂“龜鈴”。

張居中推測，賈湖人飲酒，也是為了通靈之用。考古工作者在賈湖陶器中提取出了類似于酒的化學成分，證明賈湖人飲用一種由稻米、蜂蜜和果實制作的混合發酵飲料。張居中認為，賈湖出土的龜甲、骨笛、杈形骨器等器物顯示，賈湖社會中薩滿教性質的巫術之風盛行，這些器物可能是巫術儀式上的道具。巫師在主持巫術儀式時，需要借助一些可使人盡快達到顛狂的通神狀態的道具，于是酒就應運而生了，飲酒常常是很重要的程序。 

占卜、通靈、原始宗教的產生，是農業與生產力發展的結果。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韓建業說，農業起源于距今一萬年前后，但顯著發展就是在八千年左右，農業的發展支持了文明的起源。賈湖具有一種標本意義——它正處于在農業早期發展的門檻上，從此地可以直觀看出農業發展帶來的變化。如已故考古學家俞偉超所說，賈湖遺址最早的年代為九千年，與農業起源時代相距不遠，如果同農業尚未出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比較，判若兩個世界。“從賈湖可以清楚地看出，農業的出現的確是場大革命，迅速引起了整個社會的巨大進步。”俞偉超曾寫道。

當時，賈湖先民已經吃上了稻米。長江以北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單一稻作農業遺存，只有賈湖遺址一處。

當年發掘時，張居中要求所有東西都要采樣回來，土樣也不例外。他們采集了一些被火燒過后板結的紅燒土塊，放在辦公室里。1991年春天的一天，湖南考古所副所長裴安平路過鄭州，來看望張居中，閑聊中，張居中問起彭頭山遺址的古稻是怎么發現的，那是裴安平主持的考古項目，剛剛公布了古稻的發現。裴安平說，陶片上就有稻殼和印痕啊。然后指了指地板上的紅燒土說，這里面說不定就有。張居中拿起一塊掰開，真的發現了一個稻殼的印痕。他們接著掰了一上午，找到了十幾個稻殼印痕，后來經過檢測，確認為水稻。

賈湖原本是以采集漁獵為生的社會，之所以開始栽培農作物、擴大食物來源，必然是發生了劇烈的環境變化。根據環境考古結果，距今8900年至8700年發生了強低溫事件，生活在亞熱帶與暖溫帶氣候過渡帶的賈湖先民，在冬春季獲取食物想必變得困難。緊接著，距今8700年至8500年的急劇持續升溫，又為稻作農業的產生提供了有利條件，成為解決食物短缺問題的良機。 

“那時候賈湖人以漁獵為主，但狩獵、捕撈、種植、養殖、采集五大門類都有了，餐桌還是挺豐富的，營養還可以。”張居中笑著說。根據對人體骨骸的測量，賈湖遺址男性平均身高171厘米，女性平均身高167厘米，比今天全國平均身高還高。

在生活中的一些方面，八九千年前的賈湖人與今人其實相差不大。除了同樣吃大米、喝酒，他們也養豬和狗。賈湖的居住地和墓地里出土了11個埋狗坑，埋葬著狗的完整骨骸。這是人們對家養動物一種有意識的處理，說明狗并不作為食物，而是被馴化的伙伴。“狗活著時為主人看家護院，死了就埋在房子旁邊或墓地里，繼續為主人看家護院。”張居中說。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動物考古專家袁靖說，迄今為止，賈湖遺址出土的狗是中國最早的家畜。“最早把狼馴化為家犬之時，當時的人很可能是首先將其作為寵物來對待的，這畢竟是當時第一種與人親近的動物，而且會對人搖尾巴、親近人、舔人等行為，都會增加人對它的好感，希望隨時在自己身邊。”袁靖說，這種行為出自古人對于友情的認識，也進一步豐富了他們對于友情的認識。

關于水稻、狗、人體等方面的認識，都得益于科技考古的介入。張居中認為自己是當時很早認識到科技考古重要性的人之一，不過80年代發掘階段，“腦子里這根弦還沒繃緊”。發掘之后的研究中，他找到植物、動物、農業、礦物、古人類、年代學等相關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分頭研究那些沾著泥土的出土物，將沉默的古物轉化成科學成果。

1987年第六次發掘結束后，整整十年，張居中投入研究和考古報告編寫中。僅僅是將陶壺搞清楚就花了一年時間，像拼圖一樣拼合碎片，再對比分析年代順序，排好序列，分型定式，分出早晚。龜甲碎片也用去了大半年，粘起了幾十副龜殼。1999年，近180萬字的《舞陽賈湖》考古報告終于出版，奠定了賈湖遺址在我國新石器時代研究中的地位。

2000年，完成考古報告兩年后，張居中從河南考古所調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任教。該系的目的就是培養懂傳統考古的科技考古人才。次年，他第一次帶研究生進行田野考古實習，選擇的正是自己最熟悉的賈湖遺址。塵封14年后，賈湖遺址迎來第七次發掘，科技考古手段首次全方位介入。植物考古學家在現場進行浮選，將土樣放在水箱中，炭化植物遺骸浮出水面，得到了大量植物遺骸，古人類專家則對人骨標本進行了現場鑒定。

從何處來，到何處去

賈湖人在賈湖村世世代代生活了1500年，直到一場洪水毀滅了家園。然后，賈湖人遷徙到哪兒去了？

賈湖文化之后進入仰韶時代，賈湖文化分布的地域內，出現了舞陽郭莊遺址、阿崗寺遺址等。張居中說，這些遺址上的新居民與賈湖先民雖有些相似之處，比如種水稻，以及建房屋、制陶器的方法，不過這些相似之處主要是共同地理環境造成的，很難證明有繼承關系。

而賈湖文化與淮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之間卻出現了更多相似之處，尤其在墓葬和葬俗方面。兩者都有大量石器、骨器以及動物隨葬，墓葬中都有龜甲，龜甲下都裝著石子……而葬式、葬俗恰恰是維系一個人類共同體的文化內核。張居中由此提出一個推測：賈湖先民離開家園以后，其中一支沿淮河東下，遷徙到了同緯度的安徽、山東、江蘇等地。

那么向西呢？南陽盆地直到秦嶺東麓，也是賈湖文化的分布范圍。賈湖村往西50公里處的方城大張莊遺址，有大量直接繼承自賈湖文化的因素。此地正好穿過葉縣——方城走廊，這是連接華北平原與南陽盆地的咽喉要道。當洪水泛濫，家園淪陷，另一支賈湖人或許就穿越過這條走廊，到同族群生活的他鄉生息繁衍。

他們留在賈湖村的遺存埋藏得并不深，考古隊挖了不到半米就發現了蹤跡。八九千后的后人發現，賈湖先民是一群有著特殊生活方式的人。

考古學家俞偉超曾描述過，賈湖的陶器與黃河流域裴李崗文化相當接近，而龜甲占卜和獐牙隨葬的習俗，則與年代稍晚的山東、蘇北大汶口文化乃至安徽薛家崗文化接近；賈湖的稻作農業，在黃河流域其他地區都不存在，卻與長江流域一致。這意味著，賈湖是一處獨特的文化，包含著黃河中下游和長江流域兩大片文化系統的若干因素。俞偉超由此認為，考古報告中提出“賈湖文化”的概念是非常正確的。

在黃河中游的嵩山周圍地區，距今8200年至7000年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考古學文化，被命名為裴李崗文化，以最早發現的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命名。那段時期的整個中國，也被籠統地歸納為裴李崗時代，其后便進入文明形成的仰韶時代。賈湖遺址與裴李崗文化有較長時間段的重合，剛發現時，被理所當然認定為裴李崗文化范疇。但隨著一些獨特文化現象的出現，張居中認為賈湖與裴李崗文化有較大差異，應該命名為賈湖文化。俞偉超同意此說。另一些學者則認為，賈湖遺址與裴李崗文化大同小異，可以稱為裴李崗文化的“賈湖類型”。

在同一時間的其他地域，長江流域的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彭頭山文化、高廟文化，遼河流域的興隆洼文化等考古學文化中，也出現了水稻、黍粟、祭祀等遺存，與賈湖有相似的發展高度。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韓建業認為，當時已經出現了較為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知識，包括宇宙觀、宗教觀、倫理觀、歷史觀，天文、數學、符號、音樂等知識。這些較為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知識體系，以及較為復雜的社會形態，將中國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八千年以前，可以視為中國文明起源的第一階段。

韓建業認為，賈湖文化最具沖擊力的地方，就在于精神世界的世界觀、倫理觀和歷史觀。“那時天圓地方的世界觀形成了，出現了與歷法相關的規和矩，有占卜用的龜甲、石子、符號，已經開始敬天法祖、向天卜問。倫理觀主要是指墓葬，八千多年前就有了非常好的豎穴土坑墓，這是一種入土為安的思想。墓葬排列整齊，一直延續幾千年，中國的墓葬一直是這樣，體現了典型的親情倫理血緣關系。歷史觀指的是非常強大的祖先崇拜習俗，有的祖墳持續了幾百年，當時全世界完全沒有第二個例子。”

張居中今年已經69歲，對賈湖仍有很多疑問，他的團隊正在研究賈湖綠松石來源等問題。1999年的考古報告中，張居中留下了一個遺憾，他分析了賈湖文化的去向，卻沒有解釋其來源，因為他認真思索后，仍然沒有理出頭緒。20多年來，他沒有放下這個問題，如今心里已經有一個輪廓。“有思路了，但還屬于科學假說階段，有點虛無縹緲。”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發于2022.10.17總第106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賈湖的笛聲：八千年文明圖景

記者：倪偉（niwei@chinanews.com.cn）

運營編輯：馬曉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