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中國社科院歷史學部主任、研究員王巍就這個問題進行了講解。這不是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就“考古”主題進行集體學習。

讓世界讀懂中國，中國先要讀懂自己。2002年，“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項目正式立項，簡稱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至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已走過整整20年的歷程。

通過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和多學科綜合研究，“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了中華文明具有五千多年歷史這一事實，書寫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家譜”。

位于浙江良渚古城遺址東北角的瑤山遺址。攝影/潘勁草

從“斷代工程”到“起源研究”

關于文明起源，國際學術界很早就開始關注，并提出了許多觀點和理論，但對于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在相當長時間里，既缺乏資料，也缺乏系統的認識。

自上世紀20年代起，重建中國上古史的任務，歷史性地落在了考古學肩上。從上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中國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逐步積累到了一定程度，逐步具備了對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展開系統研究的條件。進入80年代以來的中國田野考古的一系列重大發現，促進了考古學科有關中華文明問題的廣泛關注。

2000年底“夏商周斷代工程”告一段落后，在國家科技計劃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作為牽頭單位，組織全國50余家科研單位的400余名科研人員，以田野考古為核心，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聯合攻關為手段，分若干階段實施了“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重大項目。

陜西石峁遺址皇城臺考古發掘現場。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調查發掘為獲取相關資料主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采取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重大科研項目。”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在接受《中國報道》記者采訪時介紹，“工程圍繞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間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等4處都邑性遺址，以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遺址實施重點發掘，并對這些遺址周邊的聚落群開展大規模考古調查，探究這些區域的文明化進程是怎樣的、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是怎樣形成的等諸多問題。”

一個民族、國家，天然關心自己從哪里來，在趙輝看來，這是考古之所以能成為一門學問的樸素原因。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世界人類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組成部分，因此探源中華文明也填補了世界文明史一塊非常重要的空白。

理清中華文明發展脈絡

在過去20年里，參加探源工程的近400位學者，上下求索，不僅以考古資料實證了中華5000年文明史，也展示了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

“通過綜合研究，我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幾個時間節點有了比較明確的把握。”趙輝說，“文明”有多種解釋、定義，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文明”專指古代國家形態的出現，以國家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現在基本確定，中國史前農業萌芽于上萬年之前，經過漫長的積累發展，直到大概距今6000年或者更早一點形成了一個相對成熟的農業體系。從距今6000年左右，相關區域里各地方文化加速向文明化發展。在5000年前，以良渚文明為代表，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這個大范圍里，一些地方率先進入文明階段，建立了國家。以此為起點，一直到距今3800年左右，各個地方的社會分別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步入文明。“這種諸多地方文明并立的現象，我們也把這個時代叫做‘古國時代’。”

“探源工程實證了中國文明發展是多元一體的進程。”趙輝告訴《中國報道》記者，“蘇秉琦老先生提出了中國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滿天星斗’的。基于多元化的特點，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先生總結中華文明還有‘一體化’的進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西遼河流域文明各自發展，但在相對獨立、彼此競爭的過程中，又相互交流借鑒，日益呈現一體化的趨勢。”

趙輝指出，在“古國時代”稍晚的階段，一體化趨勢更明顯地表現在中原地區。這個時期，中原地區開始廣泛吸收周圍文化的先進因素，變成了一個兼收并蓄的核心，這個核心為夏商周三代文明提供了一個經濟、文化與禮制的基礎。三代文明在這個基礎和歷史大趨勢上展開。

陜西石峁遺址出土的玉器。

“通過探源中華文明，我們實證了中國文明是一個原生、本土的文明，知道了中國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段沒有被文字直接記錄下來的歷史。現在，我們終于可以對這段歷史做出一番描述，終于可以填補中國歷史上非常關鍵的一個歷史時段的空白。”趙輝總結道。

2020年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拉開帷幕。“在近兩年的研究中，項目組進一步確認中華大地內部具有多個地理單元，不同的環境導致了不同的經濟形態、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各地的文明化進程各具特色，呈現出多元起源、豐富多彩的樣態。”近日，在第二屆文物科技創新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陳星燦介紹。

陳星燦表示，探源工程開展了系統的田野工作，20余處田野工作項目取得了重要突破；年代學課題對重點遺址的關鍵時間節點有了新的認識，也嘗試采用不同測年技術探索古代遺存的絕對年代。除此之外，近兩年項目組還通過體質人類學、病理學、分子生物學和同位素分析技術，對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人骨材料，以不同地區的人群流動與飲食結構為研究目標進行集中攻關，為早期人群遷徙、流動和社會文化發展提供了新的線索和實證。

“各區域的史前文化密切聯系，交流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由此奠定了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基礎。中華文明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始終保持開放包容的態度，積極吸收其他文明的先進文化因素，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延綿不絕。”陳星燦說。

“文明標準”的中國方案

西方學術界曾依據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術和城市為文明社會的標準，稱之為“文明三要素”。如果依據這樣的標準，中華文明只能從以殷墟為首都的商代晚期算起，只有3000多年的歷史。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年的成果不僅實證了中華5000年文明史，更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志的中國方案，意義非凡。

“當我們套用‘三要素’這些標準研究史前中國時，發現對不上號。”趙輝說，“給文明建立標準，應該是在研究中總結提煉普遍性特征，而不是拿著產生于國外材料的標準清單去一一對照。”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龍盤。

趙輝告訴《中國報道》記者，根據“古國時代”各個地方文明的考古材料，他們從中提煉歸納出了關于進入文明社會的四個普遍性特征：一是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有相當程度發展；二是社會明顯分化；三是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城市的出現；四是存在王權。這四條作為判斷文明形成的標準，一方面反映了中國歷史的特點，另一方面，這種特征判斷的差別恰好表達了人類歷史的發展既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

“我們沖破了冶金術、文字、城市‘三要素’評判標準，因為我們發現，在世界范圍內，美洲的瑪雅文明沒有冶金術，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圖案也未被認可為文字。由此可見，‘三要素’并非絕對標準，那是從兩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概括來的。”趙輝說，“我們從中國實際出發，按照馬克思主義‘國家是人類文明的概括’的觀點，概括出從考古發現中進入文明的標志：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分工，出現社會分化并不斷強化，出現階級；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國家是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也許它沒有冶金術，也許它沒有文字，但王權、國家是共性的東西。”

在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長劉禮堂看來，“中國方案”的提出，一方面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更合適、更有針對性的理論框架，另一方面也豐富和發展了全人類的文明起源理論，推動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從一元化轉向多元化、從西方中心視角轉向全球視角，這是中國學者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的“原創性貢獻”。

從“本土的文明標準”來看，中華文明在起源、形成和發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色。“中華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多元一體、兼收并蓄、綿延不斷。中華文明早期發展過程是多元一體的，即從多元到一體。是兼收并蓄的，既有中華大地不同文明之間的兼收并蓄，也有對外界的，包括中亞、西亞文明的兼收并蓄。這是中華文明兩個很重要的特點。我們的文明是個開放的文明，有著很強的融合吸收能力。所以，我們才特別自豪地說，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的文明就是中華文明，5000年來我們都沒有斷過，這也是它的一個特點。”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說。

探源工程沒有明確的“截止期”

“在實證了中華5000年文明之后，距今8000年到5000年才是名副其實的文明探源。”王巍表示，探源工程目前沒有明確的“截止期”，工作仍將繼續進行。

“下一步，我們還想向前再探3000年。”王巍告訴《中國報道》記者，一方面拓展時空范圍，從距今5500年到3500年，拓展到距今8000年到2800年，從社會開始出現分化端倪到西周末期。空間方面，仍以黃河和長江流域為主，但是應擴展到東北、西北、東南、西南等區域，研究這些區域融入到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進程。

王巍指出，下一步還應加強國際合作，深化文明交流互鑒，加強對中華文明特質的認識。如果不了解其他文明，特質的概括就會受局限。通過比較研究，可以在國際學術界的文明研究中取得中國學者的話語權。

“同時，還要向世界推出我們提出的‘中國方案’。如何推出？第一，要把整個方案依據的重大考古發現，包括良渚、河洛古國等向世界宣介，因為考古發現是客觀的，更容易得到認可。第二，用‘中國方案’去說明其他文明，我們有把握我們的方案能夠夠作為其他文明的標準尺度，這樣既可以增強‘中國方案’的國際影響力，又可以提升我們的話語權。第三，增強成果轉化傳播，讓世界公眾、我國民眾更多地了解中華文明成果。”王巍說。

“現在我們知道各地有各地的文明發展進程，最終匯總成了一個總進程，但各地的特點研究的還不夠。”趙輝告訴《中國報道》記者，“各地把自己的什么貢獻進去了，什么沒有貢獻進去？怎樣才出現了一個中原地區？夏商周文明到底怎么來的？……只有把這些內容了解清楚，才能把中國文明內涵解釋清楚。在我看來這些都是接下來要探究的內容。”

王巍特別強調向公眾普及中華文明考古成果的重要性，他呼吁在富有考古文化底蘊和特色的地方規劃建設中華文明主題樂園。“這是推動考古大眾化傳播的一項重要內容。中華文明主題樂園建設要以更鮮活、更多樣的形式和手段，讓公眾，特別是少年兒童、國外游客在各種各樣沉浸式體驗中感受中華文明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