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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讓更多人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深刻認識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緣起、實施過程和意義，有助于工程繼續推進、不斷深化，推動研究成果的宣傳、推廣、轉化。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全稱是“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是繼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經過參加工程的20多個學科的400多位學者共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顯著成果：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績顯著，但仍然任重而道遠，必須繼續推進、不斷深化。”面向未來，繼續推進、不斷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逐步還原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流的發展過程，推動研究成果的宣傳、推廣、轉化，需要廣大考古工作者和歷史研究工作者持續努力。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緣起

中國古代史籍把黃帝和炎帝時期作為中華文明的肇始，但古代文獻中關于炎黃時代的記述有不少帶有神話色彩，屬于古史傳說，并不能作為信史。直到上世紀末，國內和國際學術界都有一些人對中華民族擁有5000多年文明史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中國史學界很多人認為中華文明開始于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夏朝，而部分國外學者和個別國內學者懷疑甚至否定夏朝是真正存在過的王朝，認為古代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時代只能從符合“文明三要素”（冶金術、文字、城市）并為甲骨文所證明的商朝后期開始算起。

要想消除社會上和學術界存在的疑問，搞清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歷史，實證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依靠考古發掘獲得的新資料來研究和證實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因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告一段落后，參加工程的學者們建議，繼續“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啟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人文科學重大問題的機制，開展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歷史脈絡的研究。2001年底，“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立項。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過程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并探索形成這一過程的背景、原因、發展道路及其特點。多學科，就是各個學科的有機結合；多角度，就是要從環境、生產力發展狀況（包括農業和手工業）、精神生活、社會結構等多個角度來研究文明起源；多層次，就是不僅要研究都邑遺址和貴族的狀況，還要研究位于都邑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會中下層人們的生活；全方位，就是要研究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的發展變化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迄今為止，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分為預備性研究和第一、二、三、四、五階段。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備性研究（2001—2003年）。由于這一項目涉及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廣，參與的單位和學科多，研究的內容復雜，項目的組織和實施難度較大，因此首先于2001—2003年進行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備性研究”。預備性研究設置了“歷史文獻與古史傳說研究”“天文考古學研究”“史前符號匯集及其與文字關系研究”“關鍵遺址的測年技術研究”“冶金術研究”“文明形成時期的資源與貿易研究”“文明形成時期的經濟狀況研究”“文明形成時期聚落與社會研究”“環境變遷與文明演進關系研究”等9個課題。經過研究，各個課題獲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預備性研究最大的收獲是，初步摸索出一套多學科結合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技術路線和實施方案，為正式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階段（2004—2005年）。這一階段開展“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明形態研究”。這一時間段是龍山時代晚期到商朝初年。主要探討中原地區這一時期的環境背景和經濟技術發展狀況及其在文明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各個都邑性遺址的年代、中原地區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中原地區早期文明形態等問題。之所以從中原地區入手，是因為該地區考古學文化譜系已經建立，又有較多歷史文獻和古史傳說作為參考，比較容易推動相關研究。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階段（2006—2008年）。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把研究的時間范圍擴展到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空間范圍從黃河中游擴展至黃河上、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等地，主要研究該時間段中各個地區都邑和區域中心性遺址及其所屬考古學文化的年代、環境變化、經濟技術發展狀況和社會結構變化。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階段（2009—2012年）。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繼續深化研究，研究的時間范圍依然是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重點研究課題包括黃河、長江及西遼河流域考古學文化年代譜系的完善和各地文明化進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學研究，各地區環境變化與文明演進的關系研究，各地區技術和生業的發展以及銅、玉、鹽等重要資源與文明形成的關系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個區域中心性聚落反映的社會結構研究，文明形成過程中精神文化的發展狀況研究，中華文明形成和早期發展的整體性研究。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階段（2013—2018年）。這一階段的工作主要是對第三階段設置的年代、環境、生業、都邑和聚落反映的社會結構以及整合研究等幾大課題繼續開展研究，在此基礎上形成第四階段結項報告。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2020—2024年）。這一階段仍然延續探源工程前四階段的方針和技術路線，將近幾年新發現的距今5500年到3500年的重要遺址納入工程中，并加強了理論闡釋方面的力度。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意義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經過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結合研究，以堅實的考古材料和綜合研究成果證明，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實可信的歷史。這一結論性認識對于我們了解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增強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深遠意義。

第一，通過對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陜西石峁、河南二里頭等都邑性遺址開展的大規模考古調查和發掘，對各個地區的中心性遺址（如河南雙槐樹和西坡、山東焦家、遼寧牛河梁、安徽凌家灘、湖北石家河、四川寶墩等）的考古工作，獲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證明距今5300年到4000年期間，各地區的文明化進程都有了很大發展。在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社會分工和貧富貴賤的分化加劇，出現了掌握軍事指揮權與祭神權力、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統治者——王和為其統治服務的官僚階層，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區域性政體——國家，相繼進入了初期文明社會。

第二，通過多學科研究，對黃河、長江、遼河流域各個地區都邑和中心性遺址的年代，自然環境的變化與各地區文明興衰的關系，各地區文明形成時期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重要資源的獲取及其與各地區文明演進的關系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研究結果表明，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是一個過程，是適宜的自然環境、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精神領域的進步、社會組織結構的變化、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三，通過多學科研究，對各地區文明之間交流互動、匯聚融合，最終形成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歷史格局的過程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對各地區文明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中華大地各個區域之間早在距今七八千年時就發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農業技術由此得以在各地傳播，為各地文明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各地人們在相互交流中逐漸形成共同的信仰。在此過程中，中原地區匯聚了各地先進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深刻的思想基礎，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思想基礎。

第四，大量考古發現表明，中華文明是土生土長的，是在自身基礎上起源、形成的，但并不是封閉的。在漫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發生過各種各樣的交流。大約距今5000年前，黃河上游地區就接受了起源于西亞地區古文明的制作銅器、栽培小麥、飼養黃牛和綿羊等新的技術。與此同時，起源于史前時期中國的稻、粟、黍的栽培也向西亞和其他地區傳播。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華文明在接受了西亞地區傳來的冶金術后，對其加以消化吸收，大約在距今4300年前的黃河中游地區發明了泥范鑄造銅鈴乃至青銅容器的技術。到了夏、商朝，青銅容器制作工藝技術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銅文明。

第五，最為重要的是，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實施過程中，我們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國家觀，以國家的出現作為判斷一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根本標志，突破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三要素”的桎梏。我們提出的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包括：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出現階級；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我們還從中國各地有關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發現中，總結出在沒有發現當時文字資料的情況下如何從考古發現中判斷一個社會進入文明階段的關鍵特征，即出現了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都城、規模巨大且制作考究的宮殿或神廟、規模大且隨葬品豐富的墓葬、形成了表明尊貴身份的禮器和禮制、寬大壕溝或高大城墻以及大量武器隨葬反映出的戰爭頻發。上述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豐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論作出了中國貢獻。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使國人和全世界炎黃子孫得以了解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了解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實的歷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中華文明豐富內涵、燦爛成就和對人類文明作出的重大貢獻，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階段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