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張天彤與學生一起表演北方少數民族民歌。

中華文明如同一條浩浩蕩蕩的長河，各民族的民歌就是閃爍其間的一顆顆珍珠。”回顧自己近20年來的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收集、整理、研究工作，中國音樂學院教授張天彤感慨道。她認為，自己終生所求所愿就是盡可能地打撈起這些璀璨的“珍珠”。

一路走來，張天彤以一個學者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深入田野調查，進行搶救性保護和學術研究，讓更多北方少數民族民歌留存下來；通過策劃舉辦音樂會、研討會、展演等活態形式，將北方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搬”上更廣闊的舞臺；加強非遺傳承人、民間藝人與高校師生之間的合作，既當好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發現者、保護者和研究者，又當好傳承者、發展者和傳播者。

源于熱愛和責任的執著

作為一名研究民族音樂的學者，張天彤不執著于單純地講述理論，喜歡從實際出發，深入淺出，不虛妄、不拔高，熱情真摯。

早就聽說她一直在收集達斡爾、鄂倫春和鄂溫克等北方少數民族民歌，足跡踏遍了東北三省和新疆等地，時間跨度近20年。

20年如一日，這是怎樣的一種執著。張天彤無疑是找到了自己熱愛的事業的那類幸運之人，她熱愛民歌，喜歡研究它們的唱詞、曲調，咂摸它們背后的歷史、文化和地理信息，并把研究所得形成論文和專著，《變遷與堅守——達斡爾族傳統音樂文化研究》即是她的嘔心瀝血之作。

她也喜歡與人們分享她對民歌的見解。她說，民歌離我們并不遠，民歌就是人民在勞動中應景而生的吶喊，是我們民族最有生命力的歌唱，是真正蘊含著人民思想、感情和愿望的歌聲——是我們民族音樂的源流，《詩經》就是最早的民歌。

當我問張天彤為什么會選擇北方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作為研究對象時，她說，她的研究是從達斡爾族傳統音樂起步的，這背后既有學術的考慮，但更多的是情感的牽掛。

對于沒有本民族文字的達斡爾族而言，民間傳承的口頭傳統成了民族歷史的重要載體，傳統音樂便是之一。“那些質樸、自然、豪放的傳統音樂，表達的正是民族的共同情感、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共同的理想追求，承載了大量的民族歷史文化記憶，因此有著極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張天彤說。

而之后了解到的達斡爾族那段驚心動魄的安疆固土史，更堅定了張天彤的研究決心。“清朝時期，達斡爾族官兵及家眷千余人從東北老家出發，前往新疆伊犁，戍邊屯田，永不返鄉，這段達斡爾族保家衛國的遷徙歷史讓我深受震撼和感動。”張天彤說，“我國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悠久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燦爛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偉大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搶救性記錄一個民族的音樂，就是在保護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

張天彤稱自己“主動走上一條人跡較少的研究之路”。

21世紀初，我國對北方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特別是對人口較少且無文字的民族的傳統音樂關注尚少，研究成果鮮見。張天彤決定采用民族音樂學的方法對達斡爾族傳統音樂進行系統梳理、搶救和研究，希望以此彌補達斡爾等北方人口較少民族傳統音樂研究的一大空白。

“作為音樂學院的專業人士，我們有義務、有責任對這些傳統音樂進行專業研究和保護；作為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為藝術找到源流至關重要，經過創新，必然會不斷創造新的藝術高峰，這是我們的使命。”張天彤表示。

探尋民族音樂研究學術生長點

1999年，張天彤考入中國音樂學院攻讀碩士學位，師從謝嘉幸教授，畢業后她留校任教，開啟了與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不解之緣。

2003年，中國音樂學院圖書館成立了“中華傳統音樂文化資源建設”項目組，張天彤任項目組第一執行人。著名音樂研究學者樊祖蔭、喬建中、趙宋光、董維松、李西安、沈洽、謝嘉幸等都是這個項目組的特聘專家。新的工作機會，也打開了她的學術視野。

2005年8月，張天彤參加“全國首屆鄂溫克、鄂倫春、達斡爾族文化藝術學術研討會”。彼時，她已經在內蒙古進行了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掌握了不少鮮活資料，意識到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民族的民歌一直處于瀕臨失傳的困境中。如何將這些田野調查的資料納入自己的學術研究系統，形成專業的知識結構和系列研究成果，是她一直以來思考的問題。

在內蒙古鄂倫春自治旗嘎仙洞口，她向同行的我國著名音樂理論家趙宋光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我國56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歌，目前北方人口較少民族的音樂理論研究是個空白，尤其需要專業學者進行研究，這是一件有利于文化傳承的大事。”趙宋光當即建議她將北方人口較少民族的傳統音樂研究作為學術生長點。這樣的建議給了張天彤極大鼓舞，也讓她產生了強烈的使命感。

2009年9月，經過與博士生導師樊祖蔭溝通，在導師的鼓勵和支持下，張天彤將博士階段的課題定位在達斡爾族傳統音樂的整體性研究。此后，她把多年來的研究心得寫成論文和專著——《變遷與堅守——達斡爾族傳統音樂文化研究》，推動了達斡爾族傳統音樂的研究進程。

在長期的田野調查中，張天彤意識到——民歌的傳承，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活態展示和傳播。她認為，“民歌表演和學術研究的關系就是，作為舞臺視聽活態呈現的歌唱藝術可以使觀眾觀其然，而專業研究則能知其然，兩者缺一不可。”

2013年4月，在張天彤的牽頭下，中國音樂學院舉辦了一場特別的演出活動——達斡爾族4個方言區的民間藝術家共同展示達斡爾族傳統歌舞。這次活動不僅是4個方言區的達斡爾族傳統歌舞的首次舞臺相聚，也是表演者首次在國家級專業院校的舞臺上展示。活動引起了廣泛關注，達斡爾族傳統歌舞也逐漸進入音樂類專業院校的學科建設視野。

回憶起這次經歷，張天彤堅定地說：“民歌不應該僅僅停留在書本和曲譜上，而應該更具審美性地在更高更大的舞臺上進行展示和傳播。我們要把這些祖祖輩輩留下的寶貴的文化財富回饋給人民群眾，爭取他們的認可和掌聲。”

搶救即將消失的“音樂博物館”

“各民族文化都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歌之中，蘊含著屬于一個民族的文化密碼。我們晚搶救一天，就可能消失一座‘音樂博物館’。”張天彤說。自2005年起，她便開始奔走于山川沃野，用車輪和路程丈量學術研究之路，將人生軌跡與尋找遺落的音調和厚重的民族歷史記憶重疊。

搶救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是一項與時間賽跑的工作。隨著會說民族語言、會唱民歌的老人逐漸老去，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傳統音樂正面臨著失傳的危機。張天彤開始采集民歌時，最高齡的說唱者已經90歲，而一個顯著的趨勢是年紀越小，會唱的民歌數量也會隨著減少。她說，從田野調查來看，70歲以上的歌者平均掌握曲目30余首，但他們大部分記憶力減退，不能完整演唱，而50歲以下的歌者掌握曲目不足10首，也幾乎不能熟練演唱。

“盡管有著重重困難，但每一次‘偶然發現’都讓我驚喜不已，一次次激起繼續前行的勇氣和力量。”張天彤激動地說。

在工作理念上，張天彤堅持“空手”進入田野，把自己當“小學生”。她堅信以真情換真情、以真心得真心，發自內心地融入到當地同胞們的生活中，還成為了民間歌手們信賴的朋友。她盤腿坐在炕上和民間藝人嘮家常、做訪談的樣子，在學生們心中揮之不去。收集來的民歌，她反復模仿、虛心學唱，幾乎到了信手拈來的程度。

在有限的經費下，讓更多的民歌得到收集和保護，是張天彤帶領團隊的第一原則。每次做田野調查，她都會想盡辦法多帶一些學生去，讓他們親耳聆聽來自民間的歌聲。

“只有在真正的田野傾聽和學習民歌，真正進入民歌生發的土地，才能感受民歌的肌理。對專業學者而言，音樂的學術研究越深入祖國廣袤的土地，挖掘的內涵就更深厚，保護的意義也更為凸顯。”張天彤說。

2015年，張天彤受原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委托，著手開展《中國少數民族瀕危傳統音樂搶救項目》。2016年至2018年期間，她帶領學生先后尋訪了達斡爾族4個方言區、鄂倫春族12個流域、鄂溫克族3個部落的民間歌手，采集錄制80余位民間歌手唱奏的625首曲目，并對他們進行口述訪談。這些資料被保存在《中國記憶——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基礎資源數據庫》，作為寶貴的非物質文化聲音遺產永久性地保存在國家級聲音檔案里。

學界認為，張天彤對北方人口較少民族民歌的搶救錄制和研究，為防止這些民歌的流失，實現針對性研究的系統化、學科化提供了重要推力。

讓學校成為傳承民族音樂的舞臺

青年人應成為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先行者。如何將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為國家培養可用之才結合起來，是張天彤一直以來關注的問題。

謝嘉幸教授曾呼吁“讓每一個孩子都會唱自己家鄉的歌”，張天彤也一直循著這一理念，呼吁要加強對民族音樂的基礎研究，建議推行“高校教師+非遺傳承人/民間藝術家+地方音樂家+地方學者”的“四位一體”的師資隊伍模式，通過開設民族音樂相關專業課程，源源不斷地將研究成果轉化為課程教學資源，推進少數民族音樂類非遺項目的可持續性、活態性、生態性保護與傳承。

高校在傳承傳統音樂上既要“走出去”，也要“請進來”。從2004年開始，張天彤致力于在高校和民間搭建橋梁，推動中國原生民歌進校園、進課堂。在她的努力下，中國音樂學院成立了以培養復合型音樂藝術人才為目標的學術社團“新山歌社”。蒙古族的長調、潮爾，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的傳統民歌，蒙古族與漢族文化交融形成的代表性民歌漫瀚調，以及漢、瑤、苗、侗、土家等多民族長期共居交融的文化產物新化山歌，都被引入“新山歌社”的課堂。

“我希望能夠引進更多的民歌種類，將口傳心授的傳承方式與高校教學方式相結合，讓學校成為傳承民族音樂的舞臺，培養出中國傳統音樂的優秀學者。”張天彤表示。

從2014年開始，張天彤招收少數民族高層次骨干人才計劃碩士研究生，后又招收博士研究生，致力于培養中國傳統音樂理論方面的高層次少數民族音樂學人才。她先后招收了14位少數民族學生，逐步形成了一支以我國北方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為研究方向的學術團隊。

民族音樂作為一種活態存在，需要科學的保護。張天彤說，“我們這一代學者的使命就是搶救和保護這些可貴的文化遺產，把它們如實地記錄在電子文件上，形成‘民間音樂資料庫’，讓歷史文脈更好地傳承下去，為后代學者的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

在民族音樂研究的路上，張天彤總是精神抖擻、神采奕奕，給人一種樂觀向上的力量。而事實上，她也曾經歷了與病魔抗爭的艱難時光。

2012年，她一邊在中國音樂學院擔任碩士生導師，一邊攻讀博士學位。這一時期，她寫起論文來幾乎不眠不休、通宵達旦。身體在這個時候發出了信號——她被確診了乳腺癌。此后她經歷了極為痛苦的治療和康復，在那段時光里，她是聽著安達組合的歌度過的，那是一個她鐘愛的音樂組合，也是國內將傳統民歌與現代演繹手段結合的成功案例。病愈后，她曾感慨道：“這場經歷于我而言，是重生；于我的研究言，也是重生。”

“我生來就是做少數民族音樂搶救工作的，這項任務還遠未完成，我也將終生為打撈民族音樂的‘珍珠’而努力。”談及未來，張天彤的眼神堅定且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