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禮樂，是中國文化的標志。中國自古號稱“禮義之邦”，禮樂之道為中國人確立了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中華民族也由此成為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了解禮樂文化，是了解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自我理解的重要前提。民族復興需要文化自信，禮樂文明正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國網文化中國頻道特別推出“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欄目，闡發禮文化的內涵，揭示其精神真諦，探討如何發掘其中的精義，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升大眾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今天推出第七篇《禮樂，要“應時”》。

房偉

也許，中國人是世界各民族中對“時”最為敏感的族群。中國人的“二十四節氣”，是古人觀察自然而窺測天道的結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自然有條不紊，和諧有序。盡管孟子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明智的古人從來不否定天時的重要性。天時是“道”的某種體現，違逆天時，其實就是在背道而馳，是萬萬要不得的。在“天人合一”思維指導下的中國人，向來主張做事要“順天應時”。對“時”的推崇，也體現在禮樂文化之中。

禮首先要合乎天時。伴隨著四季更替，中國古代有“四時之祭”的傳統。古人依照四時的變化而祭祀自己的祖先，通常分別稱之為春祠、夏礿、秋嘗、冬蒸。漢代以后，由于二十四節氣逐漸發展完善，這些祭祖之禮就慢慢融匯到了與節氣相關的禮俗之中。春分、清明、立夏、夏至、秋分、冬至等節氣時，人們往往應時而祭祀自己的祖先。孟夏時節，小麥豐收在望，處處瓜果飄香，在古代，正是祭祀的好時候。傳統社會，收獲新鮮食物后，首先要祭獻祖先，稱為“薦新”。尤其是在有了新收獲的夏季，這種儀式更為常見。北方有的地方俗稱為“過夏麥”，或選取顆粒飽滿的麥穗，或將新麥做成饅頭、餃子，置于祖先牌位前；南方也有類似禮俗，立夏時人們將櫻桃、新茶等時鮮薦于祖廟。無論南北，其用心相同，即通過祭祀以感念祖先的生養之恩，祈求獲得庇佑。中國人向來尊重自然，有知天、敬天、天人合一的傳統，會根據四季變化、晝夜長短等自然規律來安排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而禮樂本就源于天道，是天道在人類社會的體現。所以《禮記》中才會特別強調，祭祀一定要順應天時。

禮體現出順應天時的理念，樂也是如此。中國古代音律以“黃鐘”為首，從低到高依次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故有“十二律呂”之稱。漢代以來，古人曾有意識地將律呂與月份、節氣相配。《后漢書·律歷志》中就有“取律以候氣”的記載，說的是在緹室內按方位設置“律管”，這是一種古時用來確定音高的標準器，每管末端則放置葭灰。據言，到了某一時節，相應律管內這種由葦膜燒成的輕灰就會動而飛出，由此表明該節候已至。對于這一做法的科學性，我們暫且不論。但從思想文化的角度看，這種律學與歷法相結合的學說，源于聲音之道與天地之氣相通的理念，是古代人有意識的順應天時的一種表現。老杜詩云：“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正是這一思想的生動描述。

2021年9月28日，在辛丑年祭孔大典上，工作人員起舞樂奏《萬世師表》。 當日，辛丑年祭孔大典在孔子故里山東曲阜孔廟舉行，以紀念孔子誕辰2572年。 　新華社記者 郭緒雷 攝

其實就禮樂與“時”的關系而言，《禮記》中更為經典的表述則是“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這是說，在具體實踐中，禮樂的使用既要適應時代、順乎倫常、合于人情，又要適合于祭祀對象，符合祭者身份。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禮樂的制作、踐行與傳承必須講求時變。換言之，“時”是制禮、行禮的重要標準，如果“時”發生變化，時代、形勢、場合不同，那么，禮樂的表現形式和應用策略就該相應變通，絕不能泥古不化、食洋不化、照搬照抄。這與儒家的“變通”精神是相一致的。很多人以為儒家是保守的，甚至是“抱殘守缺”的老頑固。豈不知，儒家不光重視常道、重視傳承，也特別強調“變”和“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是《易傳》的智慧；“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大學》的理念。這種在傳承與創新之間的巧妙平衡，才是儒家的真精神，中國人的大智慧！

《莊子·天運》篇有言：“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所以，除了上述順應天時的內涵外，“禮樂應時”還體現為禮樂要順應時代的發展變化。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禮樂，時代改變了，禮樂制度也必須隨之修訂，應時而變。自唐代以來，中國歷代都會頒布官方禮典作為國家禮制的基本準則。從唐代《大唐開元禮》，到宋代《政和五禮新儀》，再到明代《大明集禮》、清代《大清會典》，雖然吉、兇、軍、賓、嘉“五禮”的體系大致相同，但涉及到具體儀程時，大都會根據各自朝代的特點進行修訂，這體現的就是“應時”的基本精神。即使在當代，國家層面的禮樂建設依然需要根據時代要求而有序推進。每年國家烈士紀念日在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的儀式，歡迎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來華訪問的儀式以及國慶節的閱兵儀式等，與古代的吉禮、賓禮、軍禮多有相通之處，但當代社會的這些禮樂儀式是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是符合當前時代要求的。

時代性也是后人取舍古禮的重要標準。南宋大儒朱子曾與郭子從通過書信討論喪服制度。古禮規定，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古時上曰衣，下曰裳。“男子殊衣裳”是指不論吉兇，衣和裳的顏色均不同；而婦人在服喪時，上衣與下裳的顏色必須同一，此之謂“婦人不殊裳”。然而，在他們所處的南宋時期，由于時代變遷，這些衣裳之制已經不為人知，甚至還被認為是迂闊怪誕，以為非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顧時代需要，在社會中強行推廣古代的喪服禮制，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子則是相當開明的，他回信說：“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為難，即且從俗，亦無甚害。”在他看來，考訂古禮并能夠以此改進現有禮俗自然是好的，但如果不被時人所認同，難以推行，那么也切不可拘泥于古代，依順時下的禮俗習慣也是可以的。所以，經過他損益古今之禮而成的《朱子家禮》能夠在當時、后世通行七八百年之久，就可以理解了。今天的我們實際上也面臨著與朱子相同的狀況，比如古代的“三年之喪”、官員的“丁憂”制度等，在講求效率的當代，顯然已經難以推行。但這些制度中所蘊含的孝道之義，卻又是當代社會所缺失并亟待增強的。所以，這就需要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對古禮進行符合時代要求的改造。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正是當下提倡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目的所在。

禮樂文化既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又具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所以，踐行禮樂文化，既要順應時代要求，又要注意針對不同場合、不同身份和不同對象來具體運用。也就是說，禮樂要合乎事宜，因地制宜，這也是“禮樂應時”應當具有的內涵之一。孔子講過，用麻布制作禮帽子符合古禮的規定，現在大家改用絲織成的布來制作，這樣容易制成且更為節儉，我贊成現在的做法；臣子拜見君王先在堂下先行跪拜禮，然后再升堂而拜，這是符合古禮規定的；現在只在堂上行禮，這是驕泰的表現，我遵從古禮。可見，在對待禮的態度上，孔子是崇尚圣賢但不遠離古制，順應習俗而不偏離時宜。漢代桓寬將此概括為：“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顯然，孔子是既眀且智的。

禮樂還需要因地制宜。比如，祭祀孔子是傳統社會位列國家祀典的禮制，長期位于“中祀”乃至“大祀”的地位，影響可謂既深且遠。舉行孔子祭祀的場所被稱為“文廟”，在傳統中國，有學校的地方就一定會建有文廟，“學”與“廟”是相依而存在的。文廟屬于國家禮制性建筑，國家層面對它的建筑制度有相應規定，不可僭越。但由于各地建立文廟的選址不同，文廟與學校的方位關系就會有因地制宜的變化，一般而言，廟學布局有三種基本形式，即前廟后學，左廟右學，右廟左學。北京國子監孔廟始建于元代大德十年（1306），是元、明、清三代的國家最高學府所在地，為“左廟右學”的布局。隨著中華文明在海外的傳播，祭祀孔子也被“儒家文化圈”內的一些國家所接納，成為所在國追求先進文明的見證。在禮儀實踐上，各國都增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形式，韓國將古代朝鮮歷史上最為重要的18位儒學家從祀文廟，越南則將授予教授資格的儀式安排在當地文廟舉行，這些同樣體現了因地制宜的特色。

禮樂以時為大的理念，來源于中國文化中因時而變易的傳統。《易傳》中經常談到“時”，如卦辭中就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等說法。“時”的智慧啟發我們，世間萬物處于發展變化之中，要以歷史的、辯證的思維方式看待事物的發展。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因時而變異”并非單向的、斷裂式的變化，而是一種多向度的、傳承性的變化，是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這正是孔子所說的“損益”。

子張問孔子：“今后十代的禮制現在可以預知嗎？”孔子回答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看來，每個歷史時期的禮樂制度都有繼承和創新的問題，世事變遷，禮法自有損益。外在的禮儀雖每代有變，而其實質內容即禮義應該保持連續性。所以，何止是十代，一百代以后也是可預知的。

正是由于這種“損益”的特質，所以古人講：“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于義而當為者，則雖先王之未有此禮，可酌之于義而創為之禮焉。”這說明，禮樂的“應時”必協諸“義”。孟子與淳于髡之間曾有一次關于禮的論辯。淳于髡拋給孟子一個看似兩難的問題：“如果嫂子掉到水里了，能用手去拉她嗎？”之所以稱為“兩難”，是因為在孟子的時代，“男女授受不親”是符合當時禮法規定的，伸手救援也就意味著“違背”當時禮的要求。但孟子并沒有猶豫，而是非常肯定地說到：“如果不救，那就是豺狼。”在孟子看來，禮的規定是原則，自然應當遵行，但當面臨著極為特殊的狀態時，禮則需要變通。具體到淳于髡所設定的情境來說，“男女授受不親”是禮，但當嫂子溺水，生命受到威脅時，那就必須伸出援手進行幫助。這是因為，任何禮的規定，都是將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而禮的目的性，也是在于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保護個人權利，禮必須以人為本。在這經與權、原則與變通之間，孟子始終站在“道義”的一邊，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人格榜樣。

應時，除了要順應天時，與時俱進之外，還有一個意思，就是“回應時代”。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問題，尤其是今天，在古今中西的糾葛不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然出現的情況下，時代給我們提出了更尖銳更棘手的人文、社會難題。從自身的視角，發揮自己的優勢，回應“時代之問”，破解“時代難題”，助推中國人身心生活的優化，讓整個社會更和諧有序，人民生活更富有尊嚴，禮樂乃至整個傳統文化才有生命力可言。正如賀麟先生說：“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基于學者對于每一時代問題，無論政治、社會、文化、學術等各方面的問題，皆能本典型的中國人的態度，站在儒家的立場，予以合理、合情、合時的新解答，而得其中道。”對于新時代的禮樂建構而言，更是需要這種“合理、合情、合時的新解答”，在強調禮樂之“合理”“有情”的同時，更應該呼吁禮樂之“應時”。

（作者為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孔子研究院禮樂文明中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