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畫像

這兩年，宋朝題材的影視劇扎堆上播，“大宋文學天團”、仁宗與曹后的政治智慧，一度為大家津津樂道。但如果把目光聚焦在宋朝的對外關系上，會發現，這個王朝的確有些“內強外弱”，打仗屢戰屢敗。宋朝“重文輕武”成為學界共識。那么，“重文輕武”的“政策”是如何出爐的？它的弊端，趙氏王朝看不出來嗎？又為何沒有做出改變？

本期“史說”邀請到四川師范大學教授、《兩宋王朝史》和《宋代皇親與政治》的作者張邦煒，為我們聊聊這個話題。

宋太祖文武并重

記者：張教授，“重文輕武”是宋朝建國后的國策嗎？

張邦煒：五代重武輕文，是個“粗人以戰斗取富貴”的時代。當時這類話語頗多：“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武人得意忘形，文士地位總體較低。

與此相反，宋朝重文輕武，“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形成了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格局。

宋朝“重文輕武”可謂老生常談。前輩史家大多力主此說。蔣復璁、趙鐵寒則將重文輕武稱為趙宋王朝的國策。但其中疑問甚多，諸如“這一政策由何人提議，有無經過討論，何時開始推行”等等。進入新世紀后，爭論有增大的趨勢。

據我所知，宋朝皇帝從未公開宣稱“重文輕武”。史籍上是有“上（指宋太宗）欲興文教，抑武事”這樣的表述，但這句話并不是宋太宗說的，也非宰執大臣說的，而是出自宋代史家的觀感。

南宋初，武將勢力膨脹，進士出身的起居郎胡寅對此很是不滿。他于建炎三年（1129）九月上書宋高宗：“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史稱，“疏入，（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罷之”的理由是所謂“切直”，則表明“右文左武”即使是朝廷的國策也不應廣而告之。

文武并用，至遲從西漢初年開始，便成為一種傳統的治國方針。與此相抵觸的重文輕武，顯然是拿不上桌面的。就權謀方略來說，公開宣稱重文輕武，有害無益，不利于文臣、武將“協和相與”。一言以蔽之，重文輕武不是趙宋王朝的明規矩，而是其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記者：有一種說法，這個“潛規則”從宋太祖時期就開始推行了。

張邦煒：這個問題，有很多學者研究。有學者是斷言從宋太祖起便開始重文輕武了。但我認為這并不符合史實。

宋太祖重文，當屬不刊之論。從言論上說，宋太祖號召“武臣盡讀書”，許諾“宰相須用讀書人”，表示“事業付之書生”，立誓“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從制度上說，他改革科舉，廢止公薦，推行復試、殿試，又提高進士授官品級，還任用文臣出任地方行政長官。諸如此類，都是明證。

但是，宋太祖輕武了嗎？宋太祖對武將的確有戒心。他對節度使再三大談其“為君難”，甚至說：“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為之。”官家，即皇帝。顯而易見，他最大心病在于武將策動兵變，以至黃袍加身。會不會發生又一次“陳橋兵變”？宋朝會不會成為第六個短命王朝？太祖的確為此而焦慮得徹夜難眠。五代后期，策動兵變篡奪皇位的主要不是藩鎮，而是禁軍。所以，宋太祖受禪后，發生了“杯酒釋兵權”和“后苑罷節鎮”的故事，將禁軍和藩鎮的權力都變相收了回來。

以上都是宋太祖防范武將抑制武將的一些做法。但同時，也要看到，北宋初年，南面有吳越小國未曾投降，北面還有北漢等割據勢力，出于現實需要，宋太祖也不可能過于抑制武將，他還需要武將替趙宋王朝南征北戰。所以，在史籍中我們看到，宋太祖非常信任御邊將領，經濟上給予邊將財賦支配權、商業貿易權、免征商稅權，軍事上給予邊將不經請示自行處置權。

五代時期的統治者都是武將起家，宋太祖本人也是行伍出身。開寶八年二月，王嗣宗與陳識在殿試時爭狀元，太祖居然叫他們在金殿上用比武的方式決一勝負。結果，王嗣宗因比武得勝，從而奪得狀元。這件事既表現了太祖的武人習氣，也反映了當時的尚武風氣。

再者，以現實狀況而論，即便宋太祖想重文輕武，也沒有那個條件，因為當時士大夫群體尚待培育。宋初宰相范質、王溥雖是五代進士，但不僅系前朝舊人，而且水平有限。宋太祖“嘆宰相寡聞”，指的正是他們。翰林學士竇儀、陶糓學問優博，皆有才名。宋太祖有意拔擢竇儀，而竇儀并無拜相之心。陶糓上進心切，百般巴結，但宋太祖厭惡“其為人傾險狠媚”，常說：“陶糓一雙鬼眼”。宋太祖只能長期任用趙普為相。宋初學校未興，科舉未艾，趙宋王朝自身培育的人才尚在成長之中。南宋人葉夢得認為，這正是當時未能重文輕武的原因所在。

所以，宋太祖并沒有“重文輕武”，而是文武并重。也正因是文武并重，才結束了五代重武輕文的舊格局，走出了五代亂世。

宋太宗憂心內患

記者：這項“潛規則”，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推行的？

張邦煒：“重文輕武”格局的真正確立是在宋太宗時期。

宋太宗登基后，先是統一了南方，又消滅了北漢。但燕云地區還在契丹手里。宋太宗兩次北伐，想攻取燕云。但兩次都以失敗告終。

尤其是第一次北伐，太宗股中兩箭，乘驢車逃走，才幸免于難。在他失蹤的那段時間，發生了軍士擁立趙德昭做皇帝未遂的事件。這加大了宋太宗對武人的戒心。

北伐失敗后，作為五代以來第一位非武將出身的皇帝，宋太宗厭惡談論用兵事，他對近臣講了一段名言：“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他把內患看得比外憂更可怕。在對外關系上，也以被動防御為主，終成積弱的局面。

宋太祖時期，前線作戰的將帥有極大的自主權，能征善戰的有十四將，但到了宋太宗時期，這十四名將帥全被撤換。相應的，這些將帥的自主權也被太宗收回。從此，將帥由皇帝直接支配，嚴加控制，甚至發生戰爭時，也要由太宗向將帥預授陣圖，將帥必須照此行軍布陣，幾乎喪失了戰爭的指揮權。宋太宗對軍事并不在行，他的部署很少有不失敗的。但如果將帥敢于不按陣圖行事，往往獲勝。如太平興國四年的宋遼滿城之戰就是實例。宋軍起初按照陣圖分布，八萬人馬分為八陣，首尾互不相顧，處于挨打態勢。眼看是個必敗之局，趙延進重新將軍隊分為兩陣，兩軍對壘，遼軍死者不可勝計，宋軍在對遼作戰中取得了一次難得的勝利。

宋朝掌握軍政的樞密使（相當于軍委）大多使用文臣，雖然偶有武將出任，也難免遭到猜疑。宋太宗初期，宿將曹彬曾任此職，但幾年后就被免掉了。太宗還把一批文臣調到軍隊中任職，真正的武將往往要受文臣節制。另外，太宗還派宦官去軍隊監軍甚至帶兵。這都是抑制武人的舉措。

從宋太宗以后，以文人任武職漸漸成為常態。

宋高宗第二次收回兵權

記者：“重文輕武”是不是宋朝對外作戰屢戰屢敗的直接原因？

張邦煒：宋太宗壓抑武將，對趙家王朝有利，篡奪皇位為目的的兵變不可能得逞。對社會也有好處，使分裂、動蕩成為過去，內部統一、安定。可是，過分壓抑武將又成為宋朝積弱不武的關鍵原因之一。

武將對于他們的無權地位極其不滿，宿將曹翰憤然寫下《退將詩》，在太宗面前大發牢騷：“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

在重文輕武的氣氛下，社會上有句流傳很廣的諺語：“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當兵在社會上被看做下賤職業，臉上手上刺著字的士兵備受歧視，士氣難免低落。將帥無威嚴，士兵又驕惰。如岐溝關之戰，士兵“萬口傳叫，囂聲沸動”，與烏合之眾無異。

宋真宗恪守重文輕武這一先父遺制，在位期間，文臣的地位繼續提高，武將的地位越發下降。真宗為了獎賞武將曹利用，先賜進士出身，再除仆射，這種獎賞本身就是重科舉的表現。曹利用雖已官至樞密副使，但進士出身的樞密使寇準不把他放在眼里，公開藐視：“君一武夫耳，豈能解此國家大體耶！”

在這種政治空氣下，重文輕武的觀念深入人心。陳堯咨是個狀元，已官至知州，僅僅因為他平時喜歡練習武藝，便被母親狠狠毒打。后來，真宗需要一個既擅長弓矢又儀表出眾的官員去陪同遼朝使臣射箭，只有陳堯咨符合條件。真宗托近臣給他捎話，如果他愿意，將封他為節度使。陳堯咨請示母親。話剛說出口，又遭到一頓毒打，母親罵他有損于書香門第聲譽。可見，節度使雖是武職高官，但仍受鄙視。

記者：武將的地位在宋朝一直如此嗎？

張邦煒：武將地位其實在南宋初年也有提高。那是因為金軍大兵壓境、局勢相當危急，宋高宗認識到了重文輕武的弊端，不得不暫時放松對武將的防范，授予他們較大的權力。一是武將出任宣撫使。北宋一代，武將任宣撫使者僅狄青一人。南宋初年，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吳玠、岳飛、吳璘等六人相繼出任這一地位高、權力大的職務。二是武將擔任安撫使。安撫使在北宋時大多任用文臣，而南宋初年則兼用文臣、武將。如在建炎四年任命的建康、江州、浙西、鄂州四路安撫使中，浙西劉光世、鄂州李允文為武將，占一半。三是武將有權便宜行事，遇到緊急情況，先采取措施，后上奏朝廷。

武將權勢的膨脹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軍隊的戰斗力，在宋金戰爭中多次取得大勝。但是武將又倚恃軍事實力，“漸成跋扈”，“輕視朝廷”。從而激化了武將與文臣、與皇權間的矛盾。建炎四年八月，金軍圍攻楚州，危在旦夕。朝廷派張俊出兵，張俊不聽，宋高宗親自命令劉光世增援，劉光世拒不前往，結果楚州失陷。這深深刺激了宋高宗，他終于步太祖后塵，將兵權都收了回去。

在與金戰爭中，岳飛大破拐子馬和鐵浮屠等故事，我們都耳熟能詳。但岳飛是主戰派，政見與高宗、秦檜相左，他有三件事讓高宗懷疑他不忠，一是母親病故，沒有得到批準便離開軍隊去辦理喪事并守孝；二是在皇太子的設立問題上多有置喙；三是交結宗室。這都讓高宗起了猜忌之心。岳飛最終被迫害致死。說到底這是重文輕武的惡果。

宋高宗收兵權后，武將的地位盡管仍然高于北宋，但南宋政權最終恢復了重文輕武的格局。可是南宋對金作戰的軍事實力也受到影響，難怪有人指責高宗：“自壞汝萬里長城！”此后，直到元兵南下滅宋，這種格局一直未變。可以說，南宋之亡，“重文輕武”是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