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承德博物館館長孫繼新

中新社記者 牛琳 張桂芹

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作為中國現存最大的皇家園林和中原內地最宏博的藏傳佛教寺廟建筑群，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和發展的重要見證，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蘊含哪些政治智慧和文化根脈？為何說避暑山莊可比肩萬里長城？承德博物館館長孫繼新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從萬里長城到避暑山莊，標志著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從沖突、碰撞走向融合、發展，是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重大轉折點。

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游牧民族是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萬里長城到避暑山莊，如何理解這是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重大轉折點？

孫繼新：中國自古是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不斷融合發展的歷史，這一進程中產生沖突、碰撞、矛盾，背后有深層原因。中原地區受漢儒文化浸潤，以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而北方民族地處戈壁、沙漠、草原，形成逐水草、嗜酒肉的生活方式。如遇自然災害，游牧民族生存面臨挑戰，進入中原搶奪是不二選擇。因此這兩種文化的沖突、碰撞自古已成。

在民族融合過程中，圍繞邊疆民族問題，中原統治者也歷經無數次摸索、嘗試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羅賢佑教授將其歸納為四種模式：以防御和隔離為主的長城模式；崇尚和平的和親模式；崇尚戰爭的征伐模式；融合懷柔的山莊模式。

“山莊模式”是清代帝王在總結數千年民族關系史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它以懷柔為主導思想，與其他三種模式交互作用。從康熙時期起，中央王朝摒棄了被動機械的防御體系，充分利用避暑山莊和外八廟，通過避暑、祝壽、秋彌、禮佛、會盟、宴賞等活動，有效團結邊域少數民族，形成“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的大一統局面，民族團結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從萬里長城到避暑山莊，是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由分裂走向和解共生的一個標志，也是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重大轉折點。“山莊模式”首次跳出長城，超越地域與民族的思想桎梏，規劃出大中國的原始雛形，對“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和發展作出卓絕貢獻。

　　資料圖：承德避暑山莊金山亭。張桂芹 攝

中新社記者：“山莊模式”有怎樣的歷史背景？為什么說避暑山莊和外八廟不只是園林與寺廟？

孫繼新：清代統治者是滿族，入關前雄踞塞外，更能與邊疆民族感同身受。為處理與邊疆民族關系，康熙時期需要一處與蒙藩上層首領際會溝通的離宮別苑。

擇址承德修建山莊，一方面是因為這里地處塞外，氣候清爽、景色宜人，既可避暑消夏又距京師不遠。另一方面，康熙認為此地“北控蒙古，右引回回，左通遼沈，南制天下”，是最適合處理民族問題的地方。

修建避暑山莊后，康熙將更多民族接見活動挪到此處。到康熙后期，山莊成為處理民族事務、宗教活動的政治分中心，雖不冠“陪都”名號，卻是名副其實的陪都。避暑山莊和外八廟，成為加強邊疆地區管理、團結少數民族、鞏固北部邊防的夏宮和皇家寺廟群，具有鮮明政治背景和特殊政治功能。

中新社記者：“山莊模式”在中國歷史上有怎樣豐富動人的歷史實踐？

孫繼新：在清代，廣大蒙藏地區盛行藏傳佛教，四大活佛居延其間：達賴喇嘛理前藏、班禪大師事后藏、章嘉活佛居漠南蒙古、哲布尊丹巴主喀爾喀蒙古。清代護持和尊崇藏傳佛教、“修廟固疆”國策產生后，對蒙藏地區產生極大影響，背后蘊藏豐富的民族團結史話。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環列避暑山莊的12座皇家寺廟群先后建成，分別是：溥仁寺、溥善寺、普樂寺、安遠廟、普寧寺、普佑寺、廣緣寺、須彌福壽之廟、普陀宗乘之廟、廣安寺、羅漢堂、殊像寺。除普樂寺、廣安寺和羅漢堂外，其余寺廟均由理藩院直接管理(普佑寺由普寧寺代管)。因地處長城邊塞以外，故通稱“外八廟”。

這些寺廟駐有喇嘛僧侶，供新疆、西藏等地的民族朝覲皇帝時禮佛之用。蒙古各部重要首領幾乎都到過承德，包括喀爾喀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和漠南蒙古的活佛章嘉呼圖克圖。為加強對蒙古各部的管理，乾隆特將漠南蒙古的宗教首領三世章嘉活佛奉為國師，令其常伴左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喀爾喀蒙古的宗教首領哲布尊丹巴三世活佛到承德朝覲，普寧寺也一度成為其禮佛誦經的場所。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西藏政教首領六世班禪到承德覲見乾隆，賀其七十大壽。乾隆皇帝對班禪的到來非常重視，研究藏史、學習藏語，下令根據班禪居住的扎什倫布寺，在承德仿建須彌福壽之廟(俗稱班禪行宮)，讓六世班禪一行居住于此。

可以說，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不僅深刻反映清代前期處理與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民族關系的歷史，更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發展的重要見證，促進了中華民族大融合。

　　資料圖：承德避暑山莊松鶴齋。張桂芹 攝

中新社記者：避暑山莊集中國建筑、園林和宗教之大成，為何說它充分體現中國人追求“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山水之間”的智慧、思想和境界？

孫繼新：山莊文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概括和總結，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均在山莊得到充分體現。

儒家文化追求的“大一統”思想，體現在避暑山莊的布局上。整個山莊酷似中國廣袤河山，山莊西高東低，模擬中國地形大勢，圍繞山莊蜿蜒10公里的城墻仿佛雄偉長城。全國名勝薈萃山莊，564萬平方米的宮苑擴為縱橫千萬里、上下五千年的微縮景觀，有“移天縮地于君懷”效果。山莊的整體布局正是儒家哲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物態載體。

關于道家文化，山莊內設多座道觀，著名的七十二景取自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吉祥寓意，湖區三島仿自太液池三座仙島——蓬萊、方丈、瀛洲，體現道家“一池三山”文化。此外，乾隆所題《林下戲題》碑更是對道家文化的詮釋，表達出世之人做“林下人”(退隱之人)的心態。

關于佛教文化，外八廟使山莊蘊藏更多佛學文化因素，山莊內也建多處寺廟，如壁峰寺、珠源寺、法琳寺、永佑寺等，甚至在宮殿區布置多處佛堂。這些宗教寺廟和佛堂不僅傳達中國古代的宗教思想文化，也傳達出康乾時期的民族宗教思想。

當然，山莊也融入游牧文化，如北面的試馬埭、萬樹園、蒙古包等，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補充。

中新社記者：清代鼎盛時期，民族團結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山莊模式”對中國幾千年的民族史、邊疆史、宗教史有何貢獻和發展？對世界有何深遠影響？

孫繼新：清代前期統治者對中國幾千年的民族史、邊疆史、宗教史進行深刻思考，通過“以儒治國，以教治心”，為中國疆域版圖的形成奠定堅實基礎。康熙皇帝對漠南、漠北喀爾喀蒙古的經營，乾隆皇帝對新疆、西藏的治理，有效團結邊域少數民族，打擊少數民族分裂勢力，通過宗教、封賞、賜爵、戍邊等手段實現了大一統局面。

同時，清代較好解決了邊疆民族與中原政權由來已久的沖突矛盾。康熙皇帝通過烏蘭布通之戰，拯救漠北喀爾喀蒙古的命運，而后及時舉行多倫會盟，把對漠北蒙古各部的統治，從概念性、宗主性的松散式管理轉變為盟旗制、封爵制，植入中央政府的制度、律例，對之進行全方位、有效的綜合治理。乾隆對盟旗制的改革，對西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冊封，對“金瓶掣簽”制度、“駐藏大臣”制度以及《欽定藏內善后章程》的實施，都標志清盛世的民族團結達到空前高度。

此外，清代對“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雖然這個概念辛亥革命前后才出現，但清代前期的統治者就已跳出長城，認為滿族、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是大家庭一員，視野更廣闊、深邃，格局更大，“中華民族”大概念已形成雛形。

民族和宗教問題是當今世界的共性問題。清代對民族、宗教、疆域問題的認識和總結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的一些做法和策略，在當下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完)

受訪者簡介：

孫繼新，1966年出生，祖籍浙江紹興。現任承德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主要從事清代宮廷史和避暑山莊文化研究。在專業研究方面著述頗豐，撰有《清宮史研究(第十三輯)》《避暑山莊研究》《避暑山莊博物館紀念建館六十周年文集》《康熙帝與湯泉行宮述略》《避暑山莊與清代民族關系述略》等專著及論文50余篇，多次榮獲國家省市專項論文獎。受中宣部《黨建》雜志社、上海松江博物館、河北省博物院等邀請，多次舉辦《一個王朝的背影——解讀避暑山莊》等專題講座。2020年主持策劃的“和合承德”清盛世民族團結實錄展榮獲“第十七屆(2019年度)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2021年被命名為2020年河北省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