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解讀三星堆遺址考古發現
“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三星堆遺址,一直被視作中華文明長河中一顆閃耀的星。
20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工作會在四川省成都市召開,通報了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圍繞本次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的重大成果和重要意義、考古發掘工作的亮點,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接受了新華社記者專訪。
6座“祭祀坑”發現罕見文物
問:本次三星堆考古發現的亮點和成果有哪些?對于我國考古工作的開展有何重要意義?
答: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十三五”期間,四川省持續開展三星堆遺址考古調查發掘,經過多年持續努力,考古工作者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發現6座三星堆文化的“祭祀坑”,其中發現的青銅方尊、大型青銅面具以及雕刻有菱形紋飾的象牙小飾品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新發現。具體來說,這次新發現有以下幾方面重要意義:
第一,將豐富和深化我們對三星堆文化的認識。1986年,三星堆遺址發現1、2號“祭祀坑”。30多年間,學界對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從未停止,也提出很多疑問、展開很多討論。此次三星堆遺址在同一區域的考古新發現,更加豐富了三星堆遺址的價值內涵,將會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三星堆文化全貌,推動三星堆文化研究取得更大進展。
第二,有助于加深我們對于成都平原與其周邊地區文化關系的認知。三星堆遺址考古成果充分體現了古蜀文明、長江文化對中華文明的重要貢獻,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模式的重要實物例證。1986年以來,在四川盆地及其周邊的湖北、陜西、云南、甘肅等地,都有不少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由此,我們可以把這次三星堆遺址考古的新發現,放在一個更寬闊的時空框架內進行分析、比較研究,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三星堆文化的歷史源流,更加準確地解讀長江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有助于解決學界對三星堆文化以及“祭祀坑”性質、文化內涵、斷代研究等關鍵性的問題。比如,如何理解幾座“祭祀坑”的關系?是同時期還是有年代上的差異?特別是伴隨碳14測年技術的不斷進步,結合此次考古發掘,我們可以采集系列測年樣本,對每座“祭祀坑”能有一個具體的時間概念,對三星堆文化的年代進行更準確的斷定,這也將有助于在未來進一步揭示三星堆文化的全貌。
多學科、開放性考古工作新模式
問:本次考古工作是多學科聚力的成果,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和成效?
答:本次三星堆考古發掘工作秉持“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的理念,充分展現了我國新時期考古理念和考古技術的新進步。
2020年9月,四川省文物局便組織召開了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咨詢會,確保新發現“祭祀坑”及周邊遺跡的考古發掘、現場技術保護和多學科合作課題的順利開展,系統把握三星堆“祭祀區”的形成過程、區域范圍和空間格局。
這是一次科技助力的考古。在發掘過程中,考古工作者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建設考古發掘艙、集成發掘平臺、多功能發掘操作系統,配置了現場應急保護與分析檢測設備等,為考古信息采集、文物安全防護提供了有效保障。此外,考古工作者還為此次考古發掘搭建了信息平臺,對考古工作中的文物數據、影像資料、環境監控數據等進行全面記錄和科學管理。
這也是一次開放合作的考古。在國家文物局協調支持下,四川省文物局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國內多家科研機構和高校合作,形成考古、保護與研究聯合團隊。在多學科、多機構的專業團隊支撐下,構成了傳統考古、實驗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護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
這種多學科、多機構的合作,展現了考古項目組織的新模式,實現了考古發掘、系統科學研究與現場及時有效的保護相結合,確保了考古工作高質量與高水平。
把三星堆遺址建設成為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
問:下一步,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的方向是什么?
答:今年3月,國家文物局已確定“川渝地區巴蜀文明化進程研究”作為“考古中國”的重大項目。下一步,我們將繼續協調支持考古研究機構系統研究川渝地區文明演進及其融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總體格局的歷史進程,同時將川渝地區文化放在更寬廣的視野上,研究中國西南地區與周邊地區的相互交流和影響。
建設好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也是我們的重點工作之一。2019年12月,國家文物局與四川省人民政府簽署合作協議,支持四川依托三星堆遺址創建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我們將依托此次考古發掘成果,指導四川省文物局、地方人民政府做好三星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和出土文物保護、展示和研究工作,發揮文化遺產保護在促進地方經濟、社會、文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
此外,為更好保護傳承弘揚長江文化,發揮以史育人作用,向人民群眾講好文物故事,我們還會助力當地加強博物館建設,通過高品質的博物館展覽加深公眾對三星堆文化的了解,讓三星堆文化所承載的重要意義更好地“飛入尋常百姓家”。(新華社施雨岑、王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