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3月17日訊 近日，《琉璃河遺址保護規劃（2020年-2035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復，獲得發布。這在琉璃河遺址發現75周年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之際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規劃用15章描繪未來15年琉璃河遺址的保護、開發和利用細節。遺址保護區建設控制地帶范圍從7.1平方公里增加至11.6平方公里，保護區劃包括保護范圍、建設控制地帶、環境控制區，總面積約1729.7公頃，在建設控制地帶西側新劃定環境控制區，總占地面積274.1公頃。將以西周燕國早期遺存及其背景環境為主體，建設考古遺址公園，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

琉璃河遺址是怎么發現的？遺址的發現和保護與兩位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和鄒衡先生密不可分。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華北最大的洋灰公司決定在琉璃河建廠生產水泥。該公司向中國銀行貸款，銀行派經理吳良才商洽相關事宜。那時交通不便，從北京出發至琉璃河水泥廠，要途經一片荒野。當吳良才穿過一片明顯高出周圍的臺地時，發現此處遍地古代陶片，俯拾皆是。吳良才的哥哥是中國考古學先驅之一吳金鼎（曾發掘著名的山東龍山城子崖遺址）。受到影響，獨具慧眼的吳良才發現這些陶片非比尋常。他撿了一大包，并興沖沖地找到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工作的蘇秉琦。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

蘇秉琦是我國老一輩考古學家，1930年代在陜西寶雞斗雞臺等地從事考古工作，對西周陶片很是熟悉。看到這些陶片，蘇先生立即斷定是商周的東西，無奈時局動蕩，戰火一直燒到北京周邊，考證之事便擱置了。

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剛過去，各地農村都很困難。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蘇秉琦，在安排考古實習時，考慮到外省條件太差，又想起1945年吳良才提供的線索，就提出去房山調查。多年之后，蘇秉琦先生在回憶這件事時必定要說：如果沒有四十年代吳先生的發現，也不會有20年后派學生去試掘的事。

此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后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后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等單位對琉璃河遺址前后開展過五次大規模發掘。這處遺址的發掘次數之多、時間之長，在北京考古史上僅次于周口店。

1972年，董家林平整土地時，在村東北隅發現車馬坑遺跡。推土機已經把馬頭、馬骨架推出來了。正在帶隊發掘的北京大學鄒衡先生讓當地人趕快停下來，但是沒有效果。他立即回學校向領導作了匯報。當時派駐北大軍管的是8341部隊，鄒先生就向政委做了匯報。

政委很快向國務院做了匯報。第二天國務院農林口負責人帶著幾位部長來琉璃河，問鄒衡的意見。鄒衡表示這樣重要的遺址應當保存。負責人經過考慮講：中國這么大，保留這么三千多平米的地方完全可以（實際上是3000米×1500米）。他命令推土機開出琉璃河，遺址這才幸免于難。

著名商周考古學家鄒衡先生

琉璃河遺址經過科學發掘，發現了西周古城、高等級墓葬、宮殿建筑區、手工業作坊遺存等，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其中，堇鼎是北京地區出土的體量最大的青銅禮器，克盉、克罍、伯矩鬲等有文字青銅器為《史記》所載的西周分封制提供了最早的文字證據，出土的刻字甲骨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重要的測年材料。

琉璃河遺址是北京城市發展的源頭，代表了北京三千余年的歷史，也是西周時期分封制度和禮樂制度的證明。它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1988年，琉璃河遺址被列入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堇鼎

伯矩鬲